再回到原始状态。可是，原始状态就是合理的幸福的吗？原始人的生活会不会更悲
惨、斗争更惨酷呢？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过去我们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今天，我
们却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当然是坏事，可是，
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是工农红军在西北再来一次
长征呢还是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呢？还是新军阀依然连年混战不休呢？……”孙洪
林忽然停住了，欢快地笑笑，“我们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滑边了？滑进老子的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圈套里去了？”
“是的。”我也欢快地笑笑，很久没有这样的畅所欲言了，“这不但滑进祸福
相生的怪圈，而且也陷入了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中了，是善推动历史还是恶推动历
史？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像你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的恶来实
现的，那么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进步就成了善，这是不是恶的行为
结出了善的果实？这个善的果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作恶？世界最发达的
国家又在四处掠夺，给世界制造苦难？就像眼前美帝在越南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来，就像刚才说的历史这盘棋，仅
仅是复盘是没有意思的，不能只记载黑白双方的胜负经过，要像围棋挂盘讲解它的
每一步棋的得失一样，讲清楚它为什么这样走？是怎样思考的？是高招还是失误？
刚才我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败棋中有高招，胜棋中有
失招，连古人都知道恨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不然，那历史记载还有什么看头？”
“这一点，我也深深地思考过，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也很赞同，无非是把历
史事件中的哲理挖出来，把‘所以然’找出来，这也就是说找出历史之魂魄来，有
魂，历史就是活的；无魂，就是一堆废墟。……在国内时，我和许多作家讨论过这
些问题，尤其是英雄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阶级性和人性的问题，我们批判过苏联
文学中的《一个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个》，这里特别强调了作家的立场和人生
观问题，在国内，这些话是不能讲的，你在境外三年，没有直接的感受。我是观潮
派，逍遥派，看得就比较清楚。在出国前，各省市和军区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
示，叫《八·九讲话》，他说：‘现在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
斗好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
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
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问题，容易解决。……如果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
多就是邱会作、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
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
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
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你仔细想想这段话，国内军内会乱到什么程
度！……”我不自然地笑笑，“你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乱到这样的程度？好像没有主
席的崇高威望和解放军的力量就无法控制局势似的，而我们在对坏人斗好人还没有
办法的时候，却要去打倒世界上的帝修反。……我们在这里却大谈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法。”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回国后能置身事外吗？”孙洪林忧心忡仲地说。“我们
将要被划在谁的线上呢？”
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现在军内除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
作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以外，孙洪林所依赖的将帅们还有谁呢？但我不能不宽慰他几
句。我说：
“你们在国外执行国际主义任务，没有卷入军内各派斗争，这自然是一种幸运。
归国后，等形势明朗化了再表态，干脆，请个长假写你的回忆录去！……”
孙洪林唯唯，显得忧心忡忡，我并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我只知道抗战时期他
在山东清河区八路军三支队某连当排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过一段
时间，而后在渤海纵队十一师某营任教导员，后任副团长，团长，而后在南京华东
军政大学（1951年1月15日改为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随第三总队队长梅嘉生参加
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回国后任师参谋长，1956年后，又调军事学院学习。在这
漫长的岁月里，和他有牵连的被打倒的将帅可就太多了。……显然，他已经有了某
种预感或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在他的这种心境下，我再提出去奠边府的要求，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二）英雄气短
“关于你要去奠边府的事。我们想想办法看，但是不能太急，你先去找黎东辉，
可以由苏长宁陪你去。……”
“要不要请乔干事去当翻译？”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连自己也吃了一惊，因
为这完全是一种温情主义，动机仅仅是满足乔干事的内心欲求。其实，我是知道黎
东辉的华语水平不错，不需要翻译，我这不是促成乔文亚犯更大的错误吗？
“没有必要，”孙洪林说，“你去，目标越小越好。现在和越方的关系由于中、
苏冲突，变得很复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热心搞‘亚洲共同安全体系’，极力拉
拢越南，1965年柯西金访问河内，苏联就开始支援越南大米和武器，而且还派来了
几个萨姆一2式导弹营。……而我们，则把苏联当作是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最
危险的敌人，这一观点，越南自然非常清楚，可是，1966年春天黎笋率越南党政代
表团访苏，仍然跟勃列日涅夫热烈地拥抱，称苏联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样，中
越关系自然会冷淡下来。……”
“越南是脚踏两只船。……”
“恐怕只能脚踏两只船。”孙洪林说，“这一点黎东辉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来
回路自然是一样远，应该体谅越南的处境：我们要求越南反苏，苏联e然也要求越南
反华，……以后形势有什么变化，那只能是以后的事。……”
“听说越南军政内部也分为亲苏派和亲华派，……”
“现在是不能谈这些的，一旦传出去，就会惹麻烦。……随着中、苏关系的恶
化，自然反映到越南的内部，这中间既有苏修的挑拨，也有苏修的压力。大大小小
的龃龉和不愉快的事件就不断发生了：
“那还是1966年，我们运送援越物资的红旗号货轮在海防等候入港；苏联的船
队随后到达，结果，越方却先让苏联船只先行进港，硬是要我们的红旗号在港外等
候。结果，我们船只遭到了美机的轰炸。……当然，这中间还有别的原因，因为苏
联曾提出他的援越物资要经过中国从东北到越南进行联运，把运输重担压在中国身
上，我们自身运输就已经十分紧张，自然拒绝帮苏修运输，苏修自然会从中挑拨中
越关系，越方先让苏联船只入港，也可能是对我们不帮他运输的一种不满的表示。……
这种三角关系，的确很难处理，谁给的多就跟谁好，应该承认这种现实。不利于团
结的话可以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可以不做。可是双方都不能不想。如果立场不同，
就很难搞好团结，你认为是在无私地援助他，他还认为在帮助你哩，唇齿相依嘛！
只要利益有所冲突，说翻脸就翻脸。……”
“关于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你什么时候向我介绍一下呢？”
“等你跟黎东辉谈过之后吧，我给黎东辉准备了几件礼物，你可以带给他。……”
孙洪林打开了一个小的食品柜，先拿出了一条大重九香烟。还有两瓶三蛇酒，
这是广西出产的药酒，治疗风湿病有特效，还有一听白毛茶。我看着这一堆闪耀着
友情光辉的礼品，颇为感慨地说：
“这么说，你是要我借花献佛了？”
“应该反过来说，”孙洪林凄然地笑笑，“我是借佛献花呀！”他解释说，
“这大重九烟，是特殊供给支队领导的，政委不吸烟，送给了我，我再转送别人；
这药酒是从D支队秦政委那里专门为黎东辉要来的；这白毛茶是广西的名茶，产于桂
西高原上的凌云县，全名叫凌云白毛茶，是九大队长从国内替我带来的，这听茶，
肯定会引起黎东辉的思乡之情。这些礼物我本想亲自给他带去，现在关系一复杂，
我们两人都想避嫌，很少来往了，过去完全是战友之情，你来我去，毫不在意，现
在动不动就是两国关系，外交关系，弄不好还会拖累了他。在我看来，黎东辉未必
受到越南军方的信任，奠边府战役时的很能干的团长，现在是个副师长，还不能说
明问题吗？所以，即使我们两人想共同回忆一下援越抗法战争，也不能你来我往，
而是通过给他看病的苏军医带材料给他。前些日子，越北军区曾派医生询问过黎东
辉的病情，是否不满意他请中国医生治病呢？很难说。……
“你去，完全是用民间交往的方式，苏军医带你去，再加上我的礼物，就是很
好的介绍，你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理都是很复杂的，关系好时大谈友谊，
可是内心深处谁也不会忘记历史，你若是真把这种微妙的关系写透，那真是一大功
绩。……”
我发现孙洪林的思绪又飞得很远，我喜欢采写这样的人，他不是问一句答一句
的那种被动者，而是完全投入你要采写的事件，而且强烈地希望表现自己的见解，
你可以从中看到他的真知灼见闪耀的火花。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民族心理？”
“越是弱小的国家，它的民族自尊心就特别强烈；越是受过别国奴役的国家，
对于国家的主权就特别敏感。……”
“这并不是一种不良感情。”
“当然，你作为一个作家，来越南前，一定会对越南的历史作过研究……”
“是的，我看过《史记》中的《南越列传》，还有《后汉书》里的《马援传》，
还有《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忽然看到他的书架上也有此书，是1963年
三联书店出版的，“其中的许多观点未必公允……”
“历史上没有公允的观点，”孙洪林豁达地说，“众说纷纭是好事，你们文学
艺术不是讲求百花齐放吗？不同才有比较，严格地说，不管哲学、文学、史学，求
同则死，求异则活，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多么活跃，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取消了百家争鸣，哲学也就完了。……真理是不怕争辩的。
所以，你想反映我们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斗争，应该写出自己的见解来，这一点
当然很难。……”
。如果支队长有独特的见解，我写进未来的作品中不也是一样吗？不管你的我
的反正是独特的见解。”我发现他有一种倾吐的欲望，便含蓄地笑笑，“我可以让
你的名言垂诸青史，注明是你说的，绝不掠美。……”
“那好。”孙洪林从他的枕边拿过一个灰色的笔记本，显然，他是作过准备的，
或是在他写军事顾问团回忆时的一段回述，“我先从军事顾问团赴越谈起吧：
“……那是1950年的4月19号，我坐在军政大学校园里的长椅上正在看谢红梅给
我的来信，要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并说她产后身体不好，我想写个请假报告回
上海去。梅嘉生总队长笑嘻嘻地向我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妻子来信生了
个儿子，我正想写请假报告，并把谢红梅的信交给了他。
“噢，小谢病了！’他抱歉地向我说，‘看来，你得向小谢请个假了。’‘为
什么？’我知道他不是玩笑话，他说，‘我和你有一个光荣任务，看来，我们又有
仗可打了！’我有些愕然，‘去哪里？’解放战争的征尘刚刚洗净，谁也想不到再
跨征鞍。……
“梅嘉生总队长顺势拉我坐下来，缓缓地说，‘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
由原来三野十兵团的韦国清政委担任团长，由我们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抽调干部
组成顾问团团部，我当韦国清政委的助手。我们必须立即选调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
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配属到越南人民军里，协助他们工作！’
“我心里格登一震，我要回上海看新生儿子和生病妻子的欲望立即化成泡影，
一阵茫然若失的情绪潮涌般地袭上心头，‘去多少人？’这并不是我应问的问题，
只是表明我乱了方寸，好像可以打折扣不去似的。梅总队长告诉我，准备调营职33
名，团职17名，我当然就在这17名之内；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
工作人员共达281名。‘要去多长时间？’我一出口又后悔了，这又是我不该问的问
题，按说，我这个半生征战的军人，应该怀恋沙场，可是，和平生活却更诱人，我
一心想在安定的环境里进校深造，成为平时梦寐以求的能够载入史册的一世将才。
“梅总队长苦涩地笑笑，‘很难说去多长时间，我看，就是中央军委也确定不
了，这要看局势的发展！’‘什么时候集中呢？’我的心头漾起一阵酸楚，觉得有
点委屈，心想，自己新生的儿子都来不及看一眼就要为别人去搏杀了，而且还是在
越南，那是多么蛮荒之地，我没有到过越南，可是，在抗日期间。我就听说过史迪
威指挥的缅甸远征军的战争，那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战争之一。
“……‘明天就要集中！’梅总队长迟疑地说，‘先介绍一下目前的时局和组
建顾问团的背景，而后作行前准备，中央首长有可能接见顾问团成员，有什么要求
还可以提出。看来，你是无法回上海了，只能怪小谢的信来晚了两天。……’也许
他看出了我内心的沮丧，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