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都能遇到好老师。”直到今天，你和沈向洋在一起谈话，可以发现他是把“大师”当作口头禅的。
他读过南京工学院的研究生，读过香港大学的研究生，又读了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博士，所以自认为对中式的，英式的，美式的研究生教育都很清楚：“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写一本书，叫做《如何成长在研究生院》。”
他的最重要的“成长体会”如下：
我觉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真是非常失败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大学本科的教育与美国大学来比，差距还是比较小的，美国大学教的知识先进一点，大学教授也多一点，但是和我们的水平相差也不很大，但中国研究生的教育确实很有问题。研究生的教育从理论上讲，是培养中国科研的主力军，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一点。你用中国一流名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跟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相比，差距是不可逾越的。我不相信是中国的学生差。像清华这样的学校，能够进去的学生，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可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敢不敢说，20年之内我的学生中有人可以拿“诺贝尔奖”？麻省理工的校长是一定敢说这个话的。所以差距还是很长远。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穷，不如人家那么有钱，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差距在师资上。中国的大师在哪里啊？没有大师你怎么培养顶尖学生？所以大学里是一定要有大师的。
第99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6） ↑回顶部↑
我们已经叙述过沈向洋在11岁那年独自到县中学读书，第一天就遇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钱桂兰。她后来是他的班主任，也是向洋平生最景仰的老师。她曾经保证会把向洋当自己儿子一样对待，后来果然说到做到。
“她真的就像慈母一样”，多年以后向洋回忆起来的时候这样说。
这笑容让向洋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不过，这孩子当时年龄还小，不能明白“成长”的含义，但是老师们知道。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这件事让全国的中学搅起万丈波澜，所有的父母和老师都为之激动不已。在这所重点中学里面，老师的眼睛整天在学生身上转，看到谁是个好苗子就兴奋得两眼放光。
学校里有个物理老师名叫胡尧轩，是全国特级教师。此人不仅教学有方，而且还很有眼光。有一天他给向洋的父亲打电话，请他到县中学来一趟。
父亲坐汽车跑了一个多小时赶来，领着儿子去拜访老师。三人在老师家门口坐下。就听老师说：“你儿子来了两个礼拜，我观察了一下，我胡尧轩能够保证你儿子能考上大学。”
父亲看看老师又看看儿子，将信将疑：“他只是个乡下孩子啊。”
“如果他用功一点，是重点大学，不用功，是普通大学。”老师继续说。
一番话说得父亲两眼放光。可孩子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年纪大些了，他才明白当时这种事情的重要性：“这老师可真是了不起啊，我才读了两个星期的高中，他就敢给我打包票。”后来的事情证明，这老师的确说对了。
12年以后沈向洋不仅大学毕业，而且还能进入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正是罗杰·瑞迪，这又成为沈向洋一生的重要转折。
像李开复一样，沈向洋一入学便拥有自由选择导师的权力。导师尽力地在学生面前表现自己，刻意讨好学生，希望优秀的学生能够聚集在自己身边。学生也不一定非要找一个在专业上符合自己方向的导师，倒是更加在意哪一位导师更有远见，以及更能激发自己的潜力。那时候罗杰·瑞迪是该校计算机学院院长，也是“图灵奖”的获得者，这奖项在计算机领域的地位相当于基础理论领域的“诺贝尔奖”。当然罗杰·瑞迪的名声之大，并非仅止“获奖”一说，更由于他的远见卓识。
沈向洋入学伊始，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李开复和许峰雄，这两个人不仅成为华人的骄傲，也成为卡内基梅隆借以炫耀的资本。沈向洋在心里说：“努力10年吧。一定也会做得那么好。”那时候的沈向洋，就如同今天研究院里那些刚刚毕业的中国博士，满腔热血，却不知道撒向何处。他耐下心来听课，三个月里听了一百多个教授的演讲，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别的地方，是要你做什么，在卡耐基梅隆，是你要做什么。”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转变，让沈向洋的精神世界豁然开朗。
他就去找罗杰·瑞迪。那是这对师生第一次见面。
“跟着你，可能是要做‘语音识别’了？”学生对教授说。他知道教授是语音识别的专家，手里还有李开复在几年前实现的重大突破。但是这毕竟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教授听出学生话中有话，就问：“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语音’不重要？”
学生说：“‘语音’当然重要，但我认为‘视觉’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人类接受外界的信息，95％来自眼睛。”那时候“视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沈向洋坚信这是计算机科学通向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
“啊！这没有问题，我们就做‘视觉’好了。”教授说。“你拿一个照相机，出去把周围的环境照下来，重现出来就算成功。”
事实上，罗杰·瑞迪的确不是视觉领域的专家，但他的远见告诉他，计算机视觉的研究早晚有一天会为人类所需要的。
一向对自己的悟性很自信的沈向洋，在教授的那一句话后却完全没有顿悟的感觉。“我当时对那句话根本摸不到边。”他说。
学生和导师每个月只能见面一小时，其余时间则完全要靠自己去悟。但仅仅这一个小时，对于聪明的学生来说已经非同小可。教授根本不会告诉你怎样去做，只是说这个方向正确而那个方向错误，对于沈向洋来说，这恰恰是关键的所在，他说他在每一分钟里都会受到激励和启迪。
第一年沈向洋在茫然的状态中摸索，毫无所得，但他感觉到教授对他抱有足够的信心，如同李开复和洪小文在语音识别研究最艰难的时刻遇到的情形一样。这样的情形一直过了5年，直到1996年，沈向洋终有所得。第二年，他的研究成果在计算机图形学年会上发表。这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在这个大会发表论文的价值，有如下的事实为证：在这里发表一篇文章，就有资格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任教授。1999年沈向洋在同一个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二篇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正是多年以前罗杰·瑞迪说的那句话：用照片重建电脑三维世界。
沈向洋可谓“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视觉”和“图形学”研究也如罗杰·瑞迪的预见在计算机领域热起来。每年有上千个教授和学生投身这个领域——每个学校都有两三个教授，每个教授又带着有几个学生。但每年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不过60篇，所以全都反映了这个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在以后的5年中，沈向洋率领的研究小组再接再厉，在这个大会上又发表了11篇论文，他也成为世界计算机视觉领域中人人皆知的人物，但是他认为真正应大书特书的人是罗杰·瑞迪。
第100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7） ↑回顶部↑
这时候教授已经退休，也还记得当日师生之间的那番对话。他说：“我当时只不过相信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所以挑出来给他做。”
学生也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决定了我后来10年的研究方向。”沈向洋说，“大导师就是不一样。凡人在困难的时候就会动摇，大导师的了不起，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
力量的源泉
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谁与你同行。
——朱文武
朱文武现在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一个研究小组的领导者，4年发表了上百篇论文，还取得了一些国际专利，全世界的同行都知道他，都说他是计算机数据传输和处理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他自己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就会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谁与你同行。”
然后他就在心里把那些往事一幕一幕回想起来：
我爸一米八，我妈一米七，所以我从我爸我妈那里继承了这么一副高个子。除此之外，我的智商，我的性格，差不多都是后天培养，都是从老师或者周围的环境来的。如果上中学的时候没有遇到吴老师，如果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走进北京城，遇到那些目光四射、心胸开阔的科学家，如果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没有遇到张亚勤，我现在不可能走到这里来。所以我说，这三个关键环节决定了我的命运。
父亲是个钳工，特别老实，是把什么委屈都憋在肚子里的那种人。妈妈原来是个农民，后来进城，成了食品厂的工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连报纸都不怎么读的，就是写写简单的信。所以朱文武总说，他是那种典型的工人家庭，与知识分子不搭边，也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兴趣或者优越的学习条件。
上初中的时候他遇到了吴老师。她是教物理的，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只是大学专科毕业生，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教学经验，但是她非常关心这孩子，就像姐姐一样。看到他在打扫卫生，就和他一起做，看到他还没吃饭，就带他去职工食堂吃。只要看到吴老师在讲课，文武就觉得暖洋洋的，就有一种冬日里阳光晒在身上的感觉。所以总想让自己在她面前表现得好一些。“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关键。最细微也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我开始喜欢学校了，总往学校跑。”
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虽然在上课，却不鼓励学生读书，整天只是学雷锋什么的。文武是班长，还是齐齐哈尔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吴老师对他的要求很高，可是他做的往往超过她的要求。比如打扫卫生，他每天早上在全班60多个同学没到学校之前，就把教室打扫干净，这让吴老师非常惊讶。到了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了，她常对文武说，“我们那一代没考上大学，你们真是幸运。”口气一点也不像老师，然后又借给他很多书。
那时候文武并不理解老师的话，可是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父母的话听不进去，你信服的人说的话，你就不由自主地照着去做。他那时也是这样，吴老师只要督促一下，他就发奋图强。
初中毕业的时候吴老师叮嘱他要好好读书。他去读高中，吴老师不再教他了，因为学历不够，不能教高中。但她还经常去文武家，告诉文武的妈妈如何教育这孩子，其实是在代替妈妈来教育他。然后，文武考上了大学，坐火车离开这座城市，也要离开吴老师了，分别的时候吴老师还是对他说要好好读书。“现在想想，她那些话，别的人也对我说过，只有她的话最中听。所以我总觉得，一个人对你产生影响，常常不是取决于他的水平或者他的话有没有道理，而是取决于他和你的关系是否融洽。”
文武本来想去哈尔滨工业大学，结果去了长沙，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读“雷达电子对抗”。大学第一年，他的成绩不怎么样，也就是中上水平。好在他读书很自觉，不用什么人管。有些人说，一个学生原来排在什么位置以后会一直排在什么位置，他就不这样看。他的一些同学，那时候考上了清华北大。他开始觉得他们真是了不起，可后来却发现他们也是成就平平，不了了之。所以他相信，人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关键还在于自己不停地努力，不断地往前走。当然还要有人指点，让你明白你应该往哪里走。
他那时的问题是眼界太窄，本来就是小地方出来的，长沙又不是个发达敏感的城市。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直到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他到北京去做论文，才发现这个问题。
他在北京住了一年半。每天骑自行车去清华，去北大，去中国科学院，看了很多国外的文章，认识了当时的电子所所长柴振明教授，认识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美国学者和教授，和他们讨论很多事情，和那里的学生交流彼此的体会。你要问他看到了什么讨论了什么，他现在都说不清了，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界不一样了，思维也不一样了，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都不一样了。等到回长沙的时候，老师同学都说他变了，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不一样了。大家从此都相信“环境改变人”。
他自己本来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现在想一想，这是真的。但是环境能否改变人，还在于这个环境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他从齐齐哈尔到长沙就没那么大的变化，变化是在从长沙到北京之后发生的。
第101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8） ↑回顶部↑
北京的经历让他相信，“一个人要想让自己更优秀，就一定要往前走，一定要去寻找高手。”
他后来的发展就和张亚勤有很大关系。
他和张亚勤是在美国认识的。那时候他在美国读博士，常常看到张亚勤的论文，觉得那都是视频压缩领域里最优秀的论文。他从张亚勤的文章中悟出了不少东西。那些文章不仅好，还很多。你看那些有名的杂志上，隔两个月就有一篇。他很奇怪，心想“这人怎么那么厉害？”过了好几年，他终于有机会找到亚勤，两人一谈就很投机，然后就开始讨论一些研究题目，还合作一些项目，一起发表文章。亚勤的年龄其实比他还小些，但是和亚勤在一起的时候，文武总觉得“他又是老师，又不是老师，因为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可能这就是良师益友吧。”
自从认识亚勤，两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转折关头可能只有一个两个，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文武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每个转折关头都有好的老师在身边指点：
你和最好的人在一起，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你周围有这么一个人影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