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搅巳嗣腔姑挥锌吹降亩鳌馄涫登∈欠磕�20世纪末的境遇。
第一辑房 宁 （5）
过度依附国外资本：越“发展”，被侵夺得越多
美国对于预言有个说法，“educational guess”，意思是有根据的猜测，而不是瞎猜乱撞，用我们中国流行的说法就是科学的预见。而关于全球化的分析理论则是房宁近年来对国际频频发言的依据。提到房宁，人们会想到他的两句名言：“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和“发展的陷阱”。
这两条经典的房氏语录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经久不衰，成了房宁的一个思想标签。
房宁是第一个对全球化作出警示，提出“发展的陷阱”的中国学者。而这个概念意在揭示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客观规律，揭示其不利于第三世界的全球分裂的结果。房宁认为“外围”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必将为全球化所排斥，进而将产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文明冲突。这正是他的那些“educational guess”的基本依据。
当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汹涌之时，房宁就断言：全球化不可能导致人类差别的缩小，不可能带来世界大同。全球化必将导致分裂化。后来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更详细地分析了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分裂。
全球化的确激发出人们许许多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马歇尔·麦克卢汉把世界称为“地球村”，而巴克敏斯特·福勒描绘我们的星球为“地球号太空船”。人们原以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日益增加的经济贸易联系能消除人类彼此的差别与分歧，全球化会把全人类带入地球村中和睦相处。
然而，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房宁说，从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看到：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利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其后果就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
“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是房宁对全球化经济机制的深刻揭示。
房宁曾做客凤凰卫视《时事大讲堂》，主讲“反思全球化”。他居然把一个“芭比娃娃”拿到现场做道具，讲起了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他说，这个美国发明的玩偶——芭比娃娃是在场许多女同学都喜欢的玩具，而美国女孩子平均每人有10个芭比娃娃。在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10美元，而大多产自中国。中国产芭比娃娃运到美国的到岸价格是两美元，其中还有一个美元是运费和管理费。最后仅剩下的一个美元，中国的加工者仍然拿不到。因为这个东西要销售到美国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东西要来料加工。芭比娃娃的料钱是65个美分，而最后加工者只拿到了35个美分，折合人民币3元。一个生产者只有3元的报酬，而产品却可以到美国卖出折合人民币八九十元的价格。
房宁指出，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同，也就是工资水平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价值的转移。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如芭比娃娃的例子，无数利润、无数经济剩余转移到了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也不是真正的受益者。
由于蕴藏经济全球化内部广泛而深刻的不平等交换及利润转移，全球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经济体，“中心”积累“外围”。“外围”工业化的道路本质上不同于“中心”，两者是性质、功能、方向全然不同的两种进程，是一个“同分异构体”。其结果必然是在“外围”积累矛盾、积累贫困，最终导致工业化在“外围”地区的逆转，即出现产业结构的劣化，农业和农村的衰落，社会的分化和与西方国家经济交换中贸易条件的下降。房宁把这些因全球化而在“外围”地区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现象称为全球化中“发展的陷阱”。
在房宁著作中，对“发展的陷阱”的论述和论证比比皆是。他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三农”问题是全球性的现象。因为，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本永远要向劳动力价格低、利润率高的地方流动。农村的一点剩余资本，往往要向城市集中。所以，在整个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在不断地萎缩。在50年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除去一些中东地区的干旱地区以外，一般的粮食都能自给。到了90年代统计，60％～70％的发展中国家粮食都不能自给了。
全球化还使社会出现分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毕竟有一个“马太效应”。在这个过程中，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高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的分工体系，这个分工体系是一个垂直分工的体系。垂直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端，生产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处于高端，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化导致的分裂化就是“发展的陷阱”。
“发展的陷阱”受害最大的除俄罗斯，还有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四小龙。
房宁曾访问过东欧的匈牙利，不但亲身感受到“天鹅绒革命”带给匈牙利人的创伤，还感受到匈牙利在“陷阱”中的挣扎。他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政治游记——《风雨凄迷十年路》，讲述他的匈牙利见闻。在匈牙利十年加入全球化进程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匈牙利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匈牙利以盛产铝矾土著称，其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是采矿业和加工业，现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的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同业资本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全面进口的办法，全面占领该行业的市场。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收购。外国资本，包括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占据匈牙利60。4％的银行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经济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影响。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的一个课题，竟然是如何使习惯于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房宁认为，“发展的陷阱”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场灾难，对于西方来说同样是致命的。新殖民主义的生命就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西方通过国际循环从全世界获取资源与财富，但其前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美国的汉堡包就成了问题。所以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对西方同样是致命的，它正在阻塞资本的国际循环。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维护资本的不断循环与周转，开始向旧殖民主义时代复归。于是西方即采取了两个维持世界新秩序的方法。房宁称它为“垫高”和“削平”。所谓“垫高”，即对那些实在是经济困顿、社会萧条，已经被经济全球化的循环甩出去的那些国家实行垫高，还要把你拉到经济循环当中，让你的资源和市场能够进入这个循环。所谓“削平”，就是对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种种原因发展起来的一些国家，像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采取抑制发展手段，因为他们决不希望再有一个新的发达国家来抢他们的资源。因此房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也是一场斗争。
房宁对全球化导致的“发展的陷阱”的警示无疑是深刻的，它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的模型——全球化的完蛋模型。而这恰恰揭示出当代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原因。在房宁的视野里，全球分裂化激发了各个民族，尤其是外围民族的生存意识，他曾多次说：民族主义是因全球化而起、逆全球化而动的世界性思潮。
第一辑房 宁 （6）
实现民族自立必须六面出击
房宁多次声言，他对全球化进行的是理性反思，而不是简单的“反全球化”。他认为面对全球化，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独立思考，而不能人云亦云。否定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对全球化的批判是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动力。
既然全球化带来“发展的陷阱”，作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不能置身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如何超越“发展的陷阱”，如何突破“中心—外围”格局，是房宁思考的重要课题。
房宁在多年研究中，先后提出论述过“实行适度开放”“推进经济区域化进程”“兼顾效率与公平”“矫正媚外的弱势心态”“发展战略产业”“加速国防现代化”等六个理论观点。现在综合地看起来，房宁提出的相互联系、具有内在逻辑性、被他泛称为“强国思想”的观点主张，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六大基本诉求。
——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房宁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与经济主权，中国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西方经济剥夺与政治巅覆的有利条件。但中国毕竟处于格局的外围，全球化对于中国风险大于机遇，不利多于有利，对此中国人不能一厢情愿，还需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从目前来说，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在加入WTO以后多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的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经济主权，它们的宏观经济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IMF和世界银行手里，它们的政府实际上只是IMF和世界银行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者。
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大国经济的特点，中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效仿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和经验。他主张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道路。即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对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支持和保护；限制粮食进口，鼓励国内粮食生产；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拒绝直接引进带来的短期效益的诱惑，扶助本国粮食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自我成长。通观房宁的文章言论，可以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全面开放”的，他在演讲中时常抨击“接轨”之类的说法，在网上答网友提问时，他甚至嘲弄地把“接轨”故意打成“接鬼”。
——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房宁将区域化看成抵御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利器。他认为推进区域化有助于增强民族和地区经济抗御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能力，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开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同时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新的矛盾。如果继续走面向西方扩大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路子，不仅不能解决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资源短缺。因而房宁建议国家要重视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制衡对西方（包括日本在内）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联结东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共同市场，制衡和消解对日本、美国、西欧的依赖，扩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房宁还十分注意中国国内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他曾提到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实现工业化后出现的一个“升级退出”的现象，即劳动力成本升高时，产业资本退出向外扩张。英国、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过程。而中国因为具有独特的国情特点，从整个国家来讲，中国也许能够走出一条升级而不退出的新路。他举例说，现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进入了全球生产体系，加入了国际资本循环。随着发展，必然出现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在低附加值加工产业领域里失去竞争力，而退出全球基础加工产业。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今后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整体竞争力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因为，东南沿海省份后面还有中部省份，如江西，江西后面还有湖北，湖北后面还有四川。中国有13亿人口，劳动力趋于无限供给，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升级而不退出。
房宁对此很有信心。但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道路，是有政治前提的，即中国的统一、中央政权的集中和控制能力。这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吧！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房宁认为，在我国经济进入小康形态后，如果继续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是无助于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外资分布不均匀。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