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同时，“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有人提出“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阶级斗争了”，也有人提出“要把知识分子再送到农村接受教育”，还有人提出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的疑问。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
就在这一严峻时刻，邓小平在6月9日的讲话中强调“十二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旗帜鲜明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这年的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组织上实现了由第二代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11月，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深入解析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100年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央高层有意以电视专题片的形式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这就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世纪行》的缘起。
1990年9月，深圳特区有关部门举荐秦晓鹰担任此专题片的总撰稿人，陈荻芳任总编导。老一代理论权威邓力群同志应邀出任该片的总顾问。
秦晓鹰是1985年调到中宣部的，此前他在社科院世界所工作了5年，不仅写下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具有探索意义的先驱文章，还先后参加了“非洲历史”“世界现代史”的大型学术研究活动，30岁后担任《世界历史》《外国史知识》和《世界史动态》三个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业绩有目共睹。此时他已过“不惑之年”。
在确定他为总撰稿时，有人提到了秦晓鹰在社科院向胡绳“发难”的故事。
当时胡绳刚担任社科院院长不久，他邀请了几个青年学者，想通过谈心的方式了解一下青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秦晓鹰也在被邀之列。听完了秘书长的介绍之后，胡老指着秦晓鹰说，你是“老同志”了，到院里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意见？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秦晓鹰马上接上话：“有！我觉得院里当前 应该解决四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脱离实际；二是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三是我国学术研究深受苏联观点的影响，思想僵化；四是学术成果没有向大众普及的渠道，学者不注意普及工作。”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气氛显得紧张。胡绳说，我刚到任，情况还不了解，但有一条却明白，就是年轻人不要心浮气躁，要耐得住寂寞。一个科学工作者要不怕坐冷板凳，吃冷猪肉。这件事流传很广，传着传着就走了样，竟变成秦晓鹰向院长“发难”。
但是，在邓力群这样的理论前辈看来，秦晓鹰是一个思想解放、才华横溢、对党有深厚感情又对社会有较深思考的青年学者，能够胜任这样一部有份量的电视片的写作任务。
当时秦晓鹰向邓力群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不涉及“八九”风波，二是要正面谈四项基本原则。
秦晓鹰的想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电视片不宜给观众以肃杀的感觉，而应该是以说理见长，通过成熟的理论和大量生动的史实来让观众口服心服，这样才会有深度。
邓力群同意了秦晓鹰的想法。
《世纪行》属于政论片，重在阐释重大理论，不像纪实性作品那样有故事贯穿而有趣，如何使之不枯燥，如何使之有生动活泼的可视性，这是摆在秦晓鹰面前的一个难题。
秦晓鹰以他那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大胆采用对白、历史资料、理论阐述及诗化哲理相互交融推进的方式，使全片充满鲜活的看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智慧篇”开头就是一段男女对话：“男人的品质是什么？”“刚强。”“女人的品质是什么？”“温柔。”“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怀疑一切。”“你的缺点呢？”“人所有的我都有。”就在人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时候，解说词告诉人们，这不是心理测验，而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和他女儿的一次有趣的对话。《世纪行》成片后，分别送邓小平、王任重、邓力群等中央高层审示，大多数人对初稿都比较满意。据说，邓力群在审看时流下了眼泪，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仅用一周就审看完毕，一字未改。
很快，电视片后期制作完成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媒体纷纷加以报道和评论。在海内外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央电视台又安排了重播。
第一辑秦晓鹰 （4）
为民请命的农村政策评论者
秦晓鹰1994年从中宣部调入国有资产管理局，任宣教中心主任，后任《中国资产新闻》报总编辑；1997年4月起担任《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财经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主办的在财政经济领域的权威性日报。它重在宣传我国以财政、金融为主的经济政策，报道和评述世界财经动态、市场行情以及世经热点新闻，在财政、经济、贸易等领域深受欢迎，发行量在首都发行的500家报纸中居第四名。
这是秦晓鹰学术上步入经济领域后的一个转折点，为此他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于是也有人把他列为“中国五十个经济学家”之一。
对于别人称他是经济学家，秦晓鹰颇为不安。在他看来，他只不过像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注者和参与者，在经济学上谈不上有任何建树，只是感到大有做好经济宣传工作之必要和紧迫罢了。而事实上当组识部门决定让他主持《中国财经报》时，显然考虑过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相当成熟的理解，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巨大热情。
且不说他在1979年发表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论文的影响多么深入人心，其后他的许多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也同样发人深省。
早在1988年，秦晓鹰在《经济学周刊》上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出耸人听闻的警示：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两个“遗产”该告别20世纪了，一个是“政治巨人”的遗产，另一个是人改造自然的神 话。
从历史上看，20世纪工业化的巨大摧毁力量造就了世界“政治巨人”，如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甚至小国也有卡斯特罗、纳赛尔等。秦晓鹰认为，“巨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是英雄传说，神话和英雄是同时出现的，农耕社会与工业化同时存在，使得“政治巨人”有着神一般的强大；而这应该是20世纪的产物，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人们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应该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巨人政治”的消失“说明人类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着质的飞跃，由一个人主宰一群人的时代进化到了每个人都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秦晓鹰还认为，随着巨人时代的结束，人改造自然的神话也应该结束。他看到，在物理学和现代力学出现之前，自然在改造人，人要适应自然，所以出现了三种生活方式：一种是采摘，出现在非洲；一种是农耕，出现在中国；一种是渔猎，出现在欧洲。但他同时发现，当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出现的时候，人类将受到惩罚；同时，一旦人自以为其能力与自然力形成对称式抗衡的时候，产生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改造社会。在秦晓鹰看来，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相处的，人类在20世纪初所抱有的征服自然的信念和所作所为，其结果必将导致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毫不留情的惩罚。
在这里，秦晓鹰其实是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题，而此时是距今15年前的1988年，4年后，中国可持续发展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秦晓鹰到了《中国财经报》后，一直关注中国经济最敏感的三个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地区收入平衡，国有企业发展。
1998年12月，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思想。一个月后秦晓鹰就以“走出去”为题，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领全国新闻界之先。1999年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西部“北中国万里行”活动，为开发西部大造声势。此项活动比2001年后全国媒体开始大规模报导开发西部早两年。
为了引起社会对东北工业的关注，他在《中国资产新闻》和《中国财经报》都开辟一个系列长篇报道专栏，名曰“共和国长子”，报道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和现状。此专栏的开辟比2002年以后社会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早5年时间。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试行于2000年，舆论大多认为，通过这种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村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秦晓鹰从更深的角度理解认为，减轻了农民负担不等于就解决了农村问题，真正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要废除加在农民头上的沉重税制。
对于秦晓鹰的大胆放言，人们为他捏了一把汗。他自己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不了李昌平。
李昌平是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
在秦晓鹰看来，李昌平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但展现的前景却非常有限，解决的方法、路子也不彻底，甚至有些混乱。
早在1979年，秦晓鹰就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非洲社会主义。当时他做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研究非洲，而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命运。
非洲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遇到严重挫折，在此之前，非洲曾有24个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秦晓鹰在研究中发现，非洲社会主义有一种村社社会主义的性质，严格说就是农业社会主义，它是拿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社会主义，这使得人们从并不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在他看来，村社社会主义也是站在落后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一种道德的批判，而不是从根本制度上的批判。这是村社社会主义的劣根性。联系到中国的现实，秦晓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村社社会主义特色的。由于他在这里隐约地批判了以中国人民公社为首的村社社会主义，所以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他意识到，目前税费改革，让农民少交点钱，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最重要的是研究农业税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在他看来，如果不合理的税就应该废除。因为既然农民也是中国的公民，为什么农民要交农业税？农民为什么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统一的税制？城市居民的税是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800元得缴税，而农民没有多少能达到这个水平，如达不到就应免掉。
如果按这种设想，不少人担心，一旦农民不交税了，国家的税收就自然会受影响。秦晓鹰认为，不种地的农民可以免交税，但土地还是这么多，谁种土地谁交税，这并不影响国家的税收。农民自由离开土地，一方面使他们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土地也开始集中到有钱人手里，有钱人开始规划，农村的产业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实现高效的农业。
秦晓鹰注意到，目前中国农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不仅来自于国家政策的缺失，而且来自于国家各级机构的重叠和人浮于事。
另外党和政府机构重叠，使得行政人员充斥政府和党政部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压力，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联系当前农村、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秦晓鹰针对当前广泛提到的以人为本的口号，尖锐地指出：以人为本，绝不是以农为本，更不是站在落后的生产方式立场上抵御工业化城镇化的民粹主义。真正的人文思想应该是在统一市场中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思想，应该是在解决城乡二元化基础上农业从传统模式解放出来的思想。他指出，农民进城是一种失望与希望兼有的抉择，城市化、工业化和居民化才是三农的正确出路。秦晓鹰相信，如果真正解决了“三农”问题，那中国将会经历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改变。当农业人口在人口总数中下降到30％以下时，一场更加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到来。中国的市场化将无可逆转地展现出民主化的前景。他称这又将是“一场千年革命”。
第一辑秦晓鹰 （5）
保护持有真理的少数人的话语权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秦晓鹰的思想风格，但用排除法，则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人没有霸气、没有小气、没有酸气、没有邪气，可能还有一点锐气。且不说他在1979年到1989年扔出的一系列重磅思想炸弹多么振聋发聩，他从那时以后的文章也一篇比一篇精彩入味。
人们一定还记得1996年在中国风起云涌的“说不”思潮，秦晓鹰也加入了“说不”的行列。是他在第一时间意识到“神州反美情绪的发酵”，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把《中国可以说不》介绍到海外，并热情地为续集《中国还是能说“不”》写了序言。人们看到此时的秦晓鹰以更多的理性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感情上的煎熬和发会性泄：“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时常常这样叹息：我的失败就在于不会说‘不’。生活中的幸运者在评判人生时总是如此总结：我的成功就在于随时敢于说‘不’。不，无疑是拒绝；但这种‘不’所拒绝的并不是真理。因此，正确的、没有偏见的‘不’本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