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学生10年后，他们在上课、采访和做梦时分不清自己说的是英语还是汉语；他们为商业媒体工作，但他们是没有偏见的记者；他们拥有优秀的互联网应用能力；他们写的是新闻，而不是学者的评论。为此他还计划他的新闻学课改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原版英文教材，结合中国的案例来讲授。
李希光的课很特别，生动、幽默、灵活，重在启发和实验。他要求他的教室一定要有多媒体、投影、网络，常常让学生念《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原文报道，并逐段分析，逼得大家不但有分析能力而且英文一定得过关。他的新闻分析课最受学生欢迎，常常乐得大家前仰后合，而正是这种插科打诨式的讲演，使学生对新闻的本质体会得更深刻也更长久。
有一次，李希光给他的学生讲课，他说：“我们有的记者不知道新闻究竟是什么，于是在写新闻的时候，只是telling something（说某些事情），可是真正的新闻是reporting（报道），应该从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来报道……”
他觉得同学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接着说：“如何 获取新闻？不仅要凭借一名记者的好奇心，还要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说着说着，他脱去帽子，对同学们说：“我现在很疲惫，你们试着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出？”
同学们看到老师乱糟糟的头发，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异口同声地说：“头发。”
李希光很少按部就班地布置作业，但每次布置的作业都别出心裁。有一次他竟出了一道题：用不超过50字的导语概括《红楼梦》。学生们匪夷所思：老师怎么把《红楼梦》与新闻联系起来了呢？
由于李希光上课另类，效果好，所以有很多人来蹭课，除清华的学生外，还有来自人大、北大、广院等院校的学生；甚至清华炊事班的一位职工也被李希光的课所感染，一次次混进学生的队伍，乐此不疲。而一位清华外语系学生，从来没想过要做记者，自他听了李希光的课后，对新闻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改行当记者，果然毕业后进了新华社对外部。
来听李希光课的人越来越多了，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李教授纳闷为什么自己学生的面孔越来越陌生。但他没有摆出教授的架子，也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更没有驱逐过任何来蹭课的人。只是有一次，李希光无意中出了一怪招，让6位北大丽人在大庭广众下暴露了身份。当时李教授在课堂上出了一道练习题，要两位同学一组，彼此描述一下对方的外貌、背景等，以增加采访人物时的观察力。结果蹭课者的身份一个个暴露无遗，但李教授的友善使他们沉浸在愉快中。
出怪招是李希光教授的拿手好戏。在他看来，怪招如能提高学生的水平，怪也就不怪了。
李希光教授刚到清华时，他手下共有十几个学生。有一年暑假，他带着帐蓬、睡袋、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GPS定位仪，和他的4个学生，跑到了兰州、内蒙古额济那沙漠及敦煌一带进行探险式的采访，向北青报网站和自己的网站发回大量稿件。当他们来到罗布泊时，居然在这无人区里住了近一个星期并凭借定位仪和军用地图找到神秘古城楼兰。回来后，他将学生的采访报道汇编成书，成为新华出版社的热门书。
又一年，他突发奇想，带了几个学生到他当年做苦力的江苏一个煤矿去采访，他还要他的学生和自己一起下到矿井深处。涉世不深的学生哪里吃过这个苦，叫苦连连。可事后他们感到这样的体验真是难得。
而在北京，他带着本科生满北京城采访更是屡见不鲜。有人对大教授如此“不顾身份”表示惊讶。而李希光则说：大家都应该这样，新闻学是职业教育，没什么高深理论，师傅带徒弟天经地义，这是哈佛的培养模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科书开章就说：新闻这门学科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产生激情；要让学生产生激情，就要老师带徒弟。我要在他们身上克隆我自己。
李希光教学的又一古怪之处就是要求他的学生24小时手机开机。他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优秀记者的基本要求。“你睡觉，新闻不可能睡觉。”为了检查同学是否开机，他有的时候会半夜突击检查，如果发现哪个同学没有开机，他会严肃地让他写检查。
为了让他的学生更多地了解新闻的本质，接触各种思想，近几年来，他张罗了有国际大牌新闻明星参加的十几个圆桌会议，与他的学生面对面交流。这些“大腕”包括美国CNN亚洲著名主持人韩玉花、默多克新闻集团前副总裁张镇中、《华尔街日报》首任驻华记者秦家骢、《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阳光卫视》掌门人杨澜以及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香港大学的传媒专家。
2001年，李希光通过网络结识到一个在阿富汗采访的日本战地记者岛津洋一。他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相互交流信息。据说阿富汗边境上驻着4400多名记者，而岛津是为数不多的能深入塔利班战区采访的记者。有一天，岛津把一张塔利班高层密会的照片传回日本，没想照片被美军截获，第二天，那个小山坡就被炸弹夷为平地。
这个故事让李希光很激动，他对岛津说：“你从前线飞到清华 来吧，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岛津真的从巴基斯坦买到了一张机票直奔北京，饥肠辘辘的岛津在清华与李希光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辩论。学生们说，这样的教学案例在中国的课堂太少见，只有李教授才敢想。
200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实现自己评课。李希光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国际传播”被评为第3名和第6名。
清华校领导颁奖那天晚上，他捧着两块奖牌回家，不由流露出欣喜之情：“这是我的最高荣誉，这就是我的诺贝尔奖！”
第四辑李希光 （3）
中国形象被美国“妖魔化”有其根本政治原因
1996年11月，一本继《中国可以说不》后在中美两国知识界引起震荡的时评专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北京悄然问世，该书以鲜明的立场、客观冷静的姿态，分析了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妖魔化”歪曲的来龙去脉，其尖锐的思想交锋所引起的中美冲击波一直蔓延至今，势头不减。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在该书出版不久便提醒人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赶在今年底问世，呼应‘说不’系列……这本书可能成为今年最后一本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对峙的可圈可点的力作。”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由8位留美或有旅美背景的学者共同完成。李希光便是其中的主要作者和策划人。为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美国传媒恶意挞伐的焦点人物，还被一些人不怀好意地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显然与作者李希光的初衷大相径庭。
李希光曾这样表述他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于私是为消解胸中 对美国媒体不公正报道积压数年的宿怨，于公是指出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借以引起双方重视，以稳固中美关系。”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凝聚了李希光在美生活和工作时的思考。
1995年，李希光来到美国《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虽然来美国时间不长，但他看到了美国及西方主流媒体极不正常的现象。
这年的夏天，李希光来华盛顿工作刚1个月，《华盛顿邮报》系统的亚洲事务负责人阿丽丝女士邀他到希尔顿饭店吃午饭。
阿丽丝如此热情款待李希光的原因是想听听他1个月来对美国媒体和美国新闻制度的看法。
“你敢接受采访吗？”阿丽丝女士问。
“我很高兴通过各种机会同美国新闻界同行交流。但问题不是我敢不敢接受美国同行的采访，而是你们敢不敢刊登我的专访和我的谈话。”李希光说。
“我们倡导的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什么我们不敢刊登的东西。”阿丽丝女士态度很坚决。
采访开始了。李希光对着录音机侃侃而谈。他首先肯定了他的美国同行在新闻采访和报道中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阿丽丝似乎有些不满足，她说她想听听一个中国记者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
“妖魔化。”李希光几乎脱口而出。
阿丽丝脸上露上惊奇和兴奋的神情。她认真听完了李希光的讲演式的谈话，表示马上就把这篇专访整理出来发表，并让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待摄影记者来为他拍照。
然而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摄影记者来找他，阿丽丝的那篇采访自然也没了下文。直到李希光回国前夕，在他的欢送宴会上阿丽丝女士才告诉他，美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你在采访中讲的多半是批评美国新闻界的话，而且你讲的那些事实又是那样容易打动读者，如果他们发表了你的采访，不等于让他们自己下不来台吗？如果他们能够用事实轻而易举地把你的妖魔化理论驳倒，他们也许会发表你的专访，然后紧接着发表驳斥你的文章，把你当成活靶子批判。”
这让李希光非常气愤。更让他气愤的是，1995年10月的一天，他和另外9位获“阿尔福莱德新闻奖”的外国记者被邀请听一堂有关维护新闻自由和保护记者权益的课。在会议室里，委员会主任威廉姆·奥姆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印有世界地图的该委员会的手册。李希光捧着这个手册，在地图上找中国，却发现地图上中国版图的西藏部分被绘图者野蛮地挖去，剩下的是一幅残缺不全、无法辨认的中国地图。
几天后，李希光去看望在宾州大学任教的老同学刘康，谈到这件事时仍难以释怀。刘康对美国媒体的妖魔化做法深有同感。交谈中，两人都表达了对处于低谷期的中美关系的忧虑，同时也切身体会到美国新闻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他们决定把美国主流传媒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为一个选题好好研究。
刘康在美国任教10多年了，当时他正在做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从文化的层面观察、分析中美关系近期的紧张。李希光的到来增强了他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信心。
李希光在宾州大学除了与刘康进行交谈，还马不停蹄地先后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讲他考察丝绸之路和尼雅古国的经历，第二次讲他在《华盛顿邮报》亲身所见所闻的美国媒体颠倒黑白、无事生非、大肆妖魔化中国的事实。李希光的讲演生动活泼，又直率真诚，受到了宾州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从这两次讲演中，刘康和李希光都看到，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感到民众对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宣传的不满。
这种主流民意与主流媒体的反差刺激了李希光和刘康的陈说欲望。于是他们多次在一起进行深入长谈。刘康就他在美国大学留学和任教多年的亲身体会，谈了他对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看法；李希光则以一个资深记者的独特眼光，分析了美国舆论与政治的核心，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具体运作形式等等。李希光用笔记本电脑记录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1996年，李希光回到国内，很快把他们在宾州的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以《如何看待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一位旅美记者与留美学者的对话》等题目，在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后来《中华英才》杂志也刊登了相关报道，并被《报刊文摘》转载，在百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而就在李希光们对美国及西方媒体进行揭露和分析的同时，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行动有增无减——
1995年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年终稿，配发了一幅中国人练太极拳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露出了穷凶极恶的好战本性。”
1996年1月7日，美国《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要不要怕中国？》的文章。文章断言说：“中国将在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绝不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熟悉和友好的超级大国。”文章题头还配了一幅漫画，画面是一双巨大的筷子挟着几面美国国旗，好像中国将要瓜分美国。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及其它中亚国家的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牌，俄国牌》，大骂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的会晤：“上星期在北京，时光似乎倒流了。”评论还用极为恶毒的词语说：“人们几乎可以听到一个新的轴心正在形 成。”
1996年7月19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NBC体育新闻主播人考斯特在中国代表队入场时别有用心地评说中国“有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的威胁”。他还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多次提及某些中国游泳运动员曾经使用过禁药，故意损害中国和中国运动员的国际形象，这件事引起中国留美学生的强烈抗议。
由于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中国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高涨，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时评图书走上书架。
这年夏天，刘康回到北京。他与李希光见面后开始策划《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写作。
鉴于当时中国图书市场出现了许多有关中美话题的情绪激昂的时评类图书，李希光和刘康都觉得如果再有一本中美时评类图书，应以更客观更冷静的姿态来进行写作。用刘康的话说，就是“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10年前对美国的一片热烈浪漫，变成今天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