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事件”引起的争议让人想起多年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引发的全球大讨论。
1997年3月2日，“美国之音”组织了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几位学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展开了大批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在节目中对书的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并拼命为美国媒体辩护。林培瑞说：“这本书指责美国人的白人至上。这不能说是美国高人一等，这是美国人的特性决定的。这本书还指责美国的媒体都是有计划地反华，这也是不正确的。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那些文章是根据读者和市场的需要采写的。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只要有人带头写，美国的其他记者就跟着写。我们美国报纸根本就不反华，报纸给谁办的就得为谁说话。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本书的作者完全是为了拿稿费才去写这本书。”3月4日，“美国之音”再次组织了六七个人对这书本进行批判。
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首先是对李希光“妖魔化”一词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李希光关于“妖魔化”的定义，在学术上是个彻底的“伪概念”，因为它违背了传播学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被李希光界定的这个概念，如果拿到任何一个传播学系的课堂上去，老师只能给零分。在清华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妖魔化”的讨论会上，李希光对“妖魔化”的概念作了较清晰的定义：妖魔化的报道不是指天灾人祸式的及一般性的批评报道，而是指那些令人读后对中国（包括国家、民族和社会）产生厌恶、憎恨或仇视态度的报道。
“妖魔化”的争议尚未平息，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李希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结”。身在国内的李希光当然首当其冲地遭到舆论的围攻。
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兴起的，一开始的表现是与反对西方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许纪霖教授曾把20世纪90年代中国反西方主义归纳为“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1994年后， 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如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第三波则以张 藏藏、宋强等人所著《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中国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一波接一波的反西方理论或学说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民族主义”真正谋求到“独立的话语权力”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它的力量则应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一个象征性标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正好“顺应”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潮流，似乎是对号入座地进入了“民族主义者”阵营。一时间，李希光成了一块无比醒目的“靶子”。李希光不无遗憾地说，“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狭隘和偏见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用在我身上就像“文革”中人们在我头上扣“帽子”一样。李希光坚持认为，他没有看到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上升，而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景象：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在消失和被遗忘。先秦儒家利义观是见利思义，以义节利，反对见利忘义，现在还是应当提倡，讲王道，不要霸道，为官要公忠体国，个人道德是见义勇为，商人要童叟无欺。这些民族精神不仅要发扬，而且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扬到更高的境界。他说，如果把强调社会安定、西藏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视为上升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这些反“民族主义”的人本身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己正是“民族主义”的代表。
在有关“民族主义”在中国饱受争议的时候，不少清醒的学者都认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作品似乎不应仅仅看作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立场在知识界的产生，同时还应当将其视为普通民众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表达。
第四辑李希光 （5）
美国新闻媒体不真实背后的利益因素
2002年4月，在李希光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惹出“李希光事件”的前一个星期，一个高品格的学术峰会——“21世纪新闻教育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密苏里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的新闻院系负责人，以及中国部分新闻媒体的负责人50余人与会研讨。李希光在峰会上就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如果不加速新闻改革，按新闻规律办事，最终很可能会导致西方媒体为中国设置议程。他还向与会者赠送了自己的新著《新闻学核心》。在该书的封底上，人们看到作者的这样一段话：“真正的新闻学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无冕之王’，他们通过挖掘真相，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
尽管“李希光事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一个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多年的新闻记者、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改革中国媒体现状的呼吁。有人说，作为学者，李希光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握着手术刀，似乎随时为中国媒体“动手术”。李希光曾说，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个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报道新闻，而报道新闻的目的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保护强势，让强势的声音被听到。强势集团没有民主制度也会发出声音，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关键是让弱势者发出声音。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与会的中美两国传媒界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对媒体的日益商业化、集团化、垄断化和并购热感到担忧，认为这将会影响新闻媒体的公正性和损害公众利益。
李希光知道，作为一个商业化十足的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世界范围内似乎都不愿意刊载或广播那些令受众不快或从内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内容。比如，中美撞机后，美国媒体一定要大量刊播美国全国人民拥军拥属的画面和歌颂美国飞行员“英雄”事迹的报道。如果媒体报道指责美国间谍飞机来中国侦察飞行或播放中国飞行员王伟及其家属的画面或报道王伟英雄事迹，就会遭到美国公众的痛骂，广告商就会退订。同样，在中国，媒体经常刊播大量的揭露贪官污吏的报道和各种有钱人和新贵们追求时尚的信息，因为这满足了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广大读者和网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喜欢阅读那些反映社会失败者的新闻，认为这类新闻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相干。
李希光早年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艾滋病与媒体研讨会，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 媒体不敢报道艾滋病问题。国家计生委的官员说：从中国的政府 来说，我们鼓励大家积极报道预防艾滋病，但是至于各个报纸报道不报道，你问问在座的北京报纸的总编。当时在座的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无奈地说，我们不能经常报道艾滋病，为什么？如果我报道了，我的广告商会不高兴，我的广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张漂亮的房地产广告或者汽车广告，摆在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照片旁边，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就这样，公众的知情权与媒体的广告和利润之间发生了冲突。
李希光看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为了留住受众，办了很多的脱口秀节目，把新闻当成娱乐节目来讲述，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受众难辨真伪。这样商业化了的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的胃口，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在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
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李希光认为，培养更多的高度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当务之急。以一种新的思维教育新闻记者，使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能坚持新闻的公正性，维护公众利益，恪守新闻道德。2003年初，李希光在新浪网与网友交流时指出，我们的报道应该围绕和公众相关的重大事件，而且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必须多信源地进行。新闻最终要由老百姓自己根据媒体提供的平衡的新闻事实作出理性的判断。新闻媒体仅仅是提供新闻事实。如果一张8版的报纸，7版是言论，只留下1版是新闻报道，那就很不好。李希光说，如果我要办一张报纸，第1版是要闻，第2版是言论和读者来信。如果我有20个版面，言论最多占两版，我要让公众自己根据新闻版面提供的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现在国内的媒体是越来越多地发表个人意见，而不是报道事实。个人意见更多的是偏见，常常会误导公众。记者是提供新闻事实，不应该作出新闻的评判。如果记者成为新闻事件的裁判，其结果，就造成谁掌握媒体、谁拥有媒体，谁就操纵了公众的大脑。
在李希光眼中，中国媒体的新闻写作有两个主要弊端，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充满记者的意见，第二是充满了套话、空话、行话，甚至废话。
李希光所指出的中国媒体的诸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弊端，正是中国高层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正如李希光所说：“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国际，而是来自国内。”可以肯定的是，李希光的对新闻工作的思考更使中国高层深深感到改革的迫切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新闻媒体的改革已经初见端倪。李希光显然充当了新闻改革的排头兵。他告诉人们，清华的国际传播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致力于中国的新闻改革，使世界人民在全球的传播时代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并为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心声和立场找到一种传播模式。
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已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民主政治。而政治改革的前提是新闻改革，这意味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媒体模式将在中国出现。
附录
为什么中国不敢“妖魔化”美国？
李希光
自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后，“妖魔化”成了中美媒体、政界和学界历久不衰的争议话题。常有人问：“美国媒体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的形象？难道中国媒体不妖魔化美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中美媒体和中美公众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价值和位置以及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的态度与视角。
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慈善事业，做的是传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年轻女子的小脚让美国人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愚昧、落后、肮脏、野蛮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国人把这种施舍看成是强加的，是一种精神文化侵略，是对人格、国格的侮辱。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生前评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是培养“代理人”。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光斗最近指出，美国正在中国下一代中培育“汪精卫精神”。
在传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武装台湾、支持藏独、阻止中国举办奥运、拦截“银河”号货轮、阻止中国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国沿海搞军情活动，都被美国媒体视为推动中国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国统治者、拯救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权国家利用政治借口、阻挡中国经济强大、阻止中华民族复兴的企图。
中国媒体对美国是一种爱恨心理。美国在中国媒体上有两种面孔：霸权、傲慢、恃强凌弱的世界军事帝国；科教发达、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一方面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美国在中国家门口撞落中国飞机怒发冲冠；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一边在网上发帖子要求严惩美国强盗，一边在背托福单词，准备去美国留学。
中国领导人经常要求中美两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谊，而不是加深误解。这在中国媒体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中国媒体是官办的，会与党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国媒体很难做到这一点。
美国传媒经过选择展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新闻事实至少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增强国家的自信和自豪感；二、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市场经济扩张极大膨胀了美国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特别是美国干预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使美国感到他们有一种在全世界培育和促进美国价值的责任。美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大众传媒在国际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他们打击伊拉克、轰炸南斯拉夫、在中国家门口侦查是在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利，是维护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和人权的高尚行动。
因此，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人Jim Lehrer对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采访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
“美国24名机组人员今晚成了中国政府的囚犯。难道不是吗？”
“他们难道不能自由离开中国吗？”
“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