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教义。
一进汉密尔顿小姐的妓院他就无法自持了，他看到身边围着的一群赤裸裸的女人，便惊恐万状地望着我。我说：“挑一个，你可以随便挑。”他慌得茫然不知所措，竟不敢看她们一眼。他的脸涨得通红，小声道：“你替我挑好了。”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审视她们一番，挑出一个身段很丰满的年轻小妞，看来她的身体不错。我们在接待室中坐下等饮料送来，鸨儿问我为什么不也找个姑娘。那个年轻的印度人便附和道：“对了，你也挑一个。我不想独自跟她待在一起。”于是鸨儿又把姑娘们全领进来，我替自个儿也挑了一个，一个个头挺高、挺瘦，生了一对悲戚戚眼睛的姑娘。过后众人都走了，只把我们四个留在接待室里。过了一会儿，那位青年甘地俯过身来耳语了几句。我说：“行啊，你若是喜欢她，就带她去吧。”于是我很为难、相当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姑娘解释说我和印度人想调换女伴。我马上看出我们这是失礼，可我的年轻朋友此刻已经激动了，发情了，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有快上楼去干完那件事拉倒。
我们进了两间紧挨着的屋子，中间有一个门相通。我估计我的伙伴打算在满足了迫切的、急不可耐的欲望后还要再跟我把姑娘换回去。姑娘们刚刚离开屋子去作准备我便听到他在敲门，他问：“请问卫生间在哪儿？”我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劝他在坐浴盆里方便。姑娘们手里拿着毛巾回来了，我听到印度人在隔壁房间里格格傻笑。
正穿裤子，我猛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骚动，那位姑娘在高声叫骂，骂他是猪猡，是一头肮脏的猪。我弄不明白他究竟干了什么，居然叫姑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一只脚伸在裤腿里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试图用英语向她解释，嗓门越提越高，最后尖声叫起来。
我又听到一扇门呼地摔上了，接着鸨儿猛冲进我的房间，脸红得像甜菜，两只胳膊疯狂地乱比画。她尖叫道，“你应该害臊，竟把这样的人带到我这儿来！他是野人……他是猪……他是……”这时我的伙伴站在她身后，恰好在门口，脸上一副极其狼狈的表情。我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干了些什么？”鸨儿嚷道。“我带你去看……随我来！”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隔壁屋里。“看呀！看呀！”她高声叫着指给我看坐浴盆。
“走，咱们走。”印度小伙子说。
“等一下，你不能就这样轻轻松松一走了事。”
鸨儿站在坐浴盆旁，气得唾沫星子乱飞。两个姑娘也站在那儿，手里捏着毛巾。我们五人都站着看那只坐浴盆，只见盆里水中漂着两截极粗的大便。鸨儿俯下身去在盆上盖了一块毛巾，“可怕！真可怕！”她哭喊道：“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情！一头猪！一头肮脏的猪！”印度人以责备的目光望着我道：“你早该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它冲不下去。我问你该去哪儿，是你告诉我用这个的。”他都快哭了。
第二部分《北回归线》第七章（5）
后来鸨儿把我拉到一边，现在她已经理智一点儿了。不论怎样，这只是一场误会。兴许两位先生愿意下楼去再喝一杯——为了两个姑娘，她俩都吓坏了，她们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假如两位好先生愿意酬劳那个女仆一下……那个，那摊东西，那摊脏东西女仆收拾起来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她耸耸肩头，挤挤眼睛。这是一桩可悲的事情，不过也是一次意外事故。先生们在这儿稍等一下，女仆马上就端酒来。先生们来点儿香槟怎样？好吗？
“我想离开这儿。”印度人有气无力地说。
“别太难过，”鸨儿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有时会出错的，下一回你就会问卫生间在哪儿了。”她继续谈到卫生间，似乎每层楼有一间，还有一间浴室。她说，“我有很多英国客人，都是绅士。这位先生是印度人？印度人是很可爱的民族，那么聪明，那么漂亮。”
待我们走到街上，这位可爱的青年绅士差一点哭出声来。他很懊悔买了一套灯心绒衣服、一根手杖和两支钢笔。他讲起发过的八个誓，不饮酒之类的八戒。向丹地海岸跋涉途中他们连一碟冰淇淋都不准吃。他还给我讲了纺车的故事——圣雄甘地手下的一小批不合作主义者如何效法他们的宗师的献身精神。他自豪地讲述了自己怎样在甘地身边步行，同甘地谈话，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同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待在一起。
以后几天我们经常见面，他要安排同新闻记者会面，还要给在巴黎的印度人演讲。看到这些没有脊梁骨的恶魔互相使唤倒也有趣，同样有趣的是看到他们一涉及具体事务便束手无策，这些小气而又卑鄙的对手们互相猜忌，滥施阴谋。无论哪儿有十个印度人待在一起就准会出现一个包含各种团体和宗派的小印度，充满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对立。在甘地的感召下他们尚能暂时奇迹般地抱成一团，一旦甘地去世便会出现分裂，重新患上内部纷争和混乱这个印度人的痼疾。
这位印度青年自然是乐观的，他到过美国并且受到美国人廉价理想主义的不良影响。他被蛊惑了，被无处不在的浴缸、卖小摆设的五分一角商店、熙熙攘攘的人群、高效率、机械化、高工资、免费图书馆等蛊惑了。他的理想是把印度美国化，他根本不赞同甘地的倒退狂热。他说要“前进”，像“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那样前进。听他讲述美国观感后，我看出指望甘地实现那个必将彻底击败命运安排的奇迹是十分荒谬的。印度的敌手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印度的敌手是时代精神，是时钟上一只不能拨回的指针。没有什么能帮助消除这种毒死整个世界的病毒，美国即意味着毁灭的厄运，她会把全世界拉入无底深渊。
这个印度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他讲起那些曾资助过他的容易轻信的人——教友派教徒、惟一神教派教徒、通神学者、新思想者、安息日会的会员，等等。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懂得如何看风使舵，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叫泪水涌出眼眶。他懂得如何募集捐款，如何哀求牧师的太太，如何向母亲和女儿同时调情。乍一看，你会以为他是一位圣人，而他也的确是现代的新潮圣人，一位受过玷污的圣人，他能一口气讲一大串关于爱情、友爱、浴缸、卫生设备和效率之类的事。
他在巴黎逗留的最后一夜都奉献给“嫖的事情”了。白天他的日程全排满了——出席会议、拟电文、会晤、让报纸记者拍照、情意缠绵的道别、向组织里的中坚分子提出忠告，等等等等。到吃晚饭时他决定把烦恼暂且抛在一边，他叫了香槟酒下饭，他朝侍者劈劈啪啪捻手指，总之他的举止正符合他的身份——一个粗莽的小乡巴佬。好玩的地方已去得够多的了，他便提议由我带他去一个原始一点儿的场所，他情愿去一个非常便宜的地方，一次叫上两三个姑娘。于是我带他沿着夏佩尔林阴大道走，一路上不停地告诫他小心钱包。在奥贝尔维勒附近我们闯进一家下等妓院，身边立即围上一群姑娘。没过几分钟他就在同一个光屁股姑娘跳舞了，这是一个大块头金发女郎，肥得下巴上净是皱褶。有十几次我看到镶满整个房间的镜子里映出她的屁股，印度人黑瘦的手指执拗地搂着她。桌上摆满了啤酒杯，钢琴在喘息。没有主顾的姑娘都静静地坐在皮椅子上，像一窝黑猩猩一样默默地搔痒。这儿似乎有一种被压抑的混乱气氛，一种被压制下去的暴力行为，仿佛期待中的爆炸需要某种十分细微的细节安排，某种细微而又全然无准备、完全不可预见的东西。这种迷迷糊糊的幻想状态既允许一个人置身于一个事件之中又叫他保持冷漠，在这种状态中那尚未可知的小小细节开始模糊而又执著地凝聚，形成怪异的晶体，像窗子上结的霜。那些霜状的晶体显得这么怪诞，这么彻底地无拘无束，这么奇形怪状，然而它们的命运却要由最最严酷的自然法则操纵。我心中产生的感情亦是一样，它也要服从一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我的整个生命要服从环境的支配，这是它以前不曾经历过的。可以称做是我身体躯壳的东西好像在缩小、在压缩，平常干瘪的肌体也在蜷缩，其表皮只能感觉到神经末梢的调节。
我的实质越真实，越实在，近在咫尺，看得见摸得着的把我挤出来的现实也就变得越微妙，越不可捉摸，我越来越固定不变，而我眼前的景物却以同样的程度越来越膨胀。紧张状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再加上一丁点儿外力，哪怕是极小的一点儿也会粉碎一切。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体验到了那种超然的明晰，据说只有癫痫病人才具有这种洞察力。我完全丧失了时间和空间幻觉，与此同时世界沿着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在上演着它的戏。在这转瞬即逝的永恒中我觉得一切都有道理，都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我还体验到将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抛在后面的内心中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感到罪恶在这里蠢蠢欲动，要在明天大吵大闹地出现。我感到了如在杵臼中被捣碎的苦痛，感到了掩面痛哭的悲痛。在时间的子午线上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创造了真实和戏剧幻觉的行动诗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一旦同无限的宇宙相遇，那种使释迦牟尼和耶稣显得像神的大慈大悲精神就荡然无存。可怖的事情并非人类从这堆粪中创造出了玫瑰花，而是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居然想要玫瑰花。人类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寻找奇迹，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从血泊中涉过。他们用各种主义使自己败坏，他们乐意叫自己缩为一个影子，只要一生中有一秒钟可以闭上眼睛回避令人厌恶的现实。丢脸、耻辱、穷困、战争、犯罪、无聊——一切都可以忍受，因为他们坚信一夜之间会发生某种事情，会出现一个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奇迹。与此同时，人体内有一只仪表在走，没有人能伸手进去关上它。有人在吃生命之面包，饮生命之酒，与此同时有位肮脏、肥蟑螂一样的牧师躲在地下室里大吃大喝，这时地面上的街灯下有一个鬼影似的主人咂咂嘴唇，血像水一样淡。在没完没了的折磨和苦难中没有奇迹出现，甚至连慰藉人的一星半点儿都没有。只有思想，苍白无力，必须靠屠杀养肥自己的思想，像胆汁一样产生的思想，像猪的肚子被划开后露出来的内脏。
第三部分《北回归线》第七章（6）
于是我想到，假如这个人类永远朝思暮想的奇迹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甘地的这位忠实弟子在坐浴盆里拉的两截粗粗的大便，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假如在宴会桌已摆好，吃饭的铃声已响起的最后一刹那，在事先并没有告知大家的情况下一只大银盘突然端上来，连瞎子也可以看到上面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地摆着两截粗粗的大便，我认为这才是最叫人惊叹不已的奇迹，比人们盼望的所有奇迹都更刺激。大家都不会预料到，所以说这是叫人惊叹不已的。它又是比最最荒诞的奇思异想更叫人惊叹不已的，因为虽然人人都可能猜到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一个人猜中，而且今后也不见得会有人猜中。
不知怎么搞的，意识到没有一件事情是有指望的倒对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少年来，实际上是一辈子，我一直在盼望发生什么事情，即一个会改变我的生活的外来事件。现在，猛然受到样样皆没有指望的事情的启发，我觉得如释重负，觉得肩上一个沉重负担已卸下。黎明时我同这个年轻的印度人分手，事先向他讨了够租一间房的几个法郎。朝蒙帕纳斯走去时我打定主意让自己随波逐流，对命运不做一点儿抵抗，不管它是凶是吉。迄今为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尚不足以毁灭我，除了我的梦幻，它现在也还不曾毁掉什么。我未受损害，这个世界也未受损害。明天也许会爆发一场革命，出现一场瘟疫，发生一场地震，明天也许不会剩下一个可以向他寻求同情、帮助和信任的人。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已经显露出迹象，我再也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真的一人独处。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再坚持，什么也不再指望，从今以后我要像牲口一样生活，像一只猛兽、一个流浪汉、一个强盗。即使宣战，我又命中注定要上前线，我也会抓起刺刀去戳，一直戳到刀柄。如果那天的命令是强奸女人，那么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强奸。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实情是，人类被他称之为自己天性中较好的那一部分叛卖了。在精神的极限上，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像野人一样赤裸着身子。可以说，当人类找到上帝时他们自己被剔光了肉，成为一个骨架。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上帝”这个词一定得变成肉，这是灵魂的渴求。不论我的眼睛看到了多么碎的面包屑，我都要猛扑上去把它吞下去。若是活着便是至高无上的，我就活着，哪怕为此一定要成为一个吃人生番也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保住我这宝贵的臭皮囊，保住包着骨头的那几块肉。这种生活该完结了，我已忍到极限，我的背已贴到墙上，无法再后退。就历史的演变来说我已死去，倘若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好再赶回来。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我已告别的世界是一个动物园，黎明正在一个新世界里降临，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精瘦的灵魂挥舞锋利的爪子在其中漫游。如果我是一条狗，我准是一条瘦弱、饥饿的狗。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第三部分《北回归线》第八章（1）
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这是先前约好的。他曾预先告诉过我，如果不开门就是说他在同某人睡觉，也许是他那个格鲁吉亚女人。
他还是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