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期都担任“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所以他提供的数字是可靠的，不算官方也至少是半官方。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历史档案解密公开，铁幕后面的场景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这些档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关注这些历史的人。2002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执行总主编沈志华）共34卷在中国出版，其中《关于苏联大清洗》和《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等专题，都提到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特别是第30卷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中有了正式的被镇压者的官方数字。报告中写道：“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报告在多年研究档案的基础上，公布了这样的事实：“根据文献判定，斯大林亲自监督过镇压活动。”“斯大林是不经法院和侦查而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枪决、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报告说：“犯罪的行为泛滥成灾，表现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清单，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而且‘惩罚’已事先确定。这些名单呈送斯大林本人。”报告举例说，在1937～1938年期间的383份名单中，有44000高级干部、高级军官和经济管理人员受到惩罚，其中39000人被枪决。
“在这些名单上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亲笔批示。在383份名单中斯大林签字的有362份，莫洛托夫签字的有373份，伏罗希洛夫签字的有195份，卡冈诺维奇签字的有191份，日丹诺夫签字的有177份。还有米高扬、叶若夫和斯·柯秀尔的签字。政治局委员们不仅同意提出的镇压建议，而且还批字鼓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镇压，而在个别人姓名的上面有批字‘杀…杀’。”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还写道：除了上述被镇压的370多万外，“还应当追加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以及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这样就超过了1000万人”。
苏联档案公开、《一杯苦酒》出版时索翁还健在，不知他对这些数字有什么看法，是否相信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中提出：“伸张正义问题现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社会舆论及无辜受害者的亲朋都在等待着为他们完全恢复名誉和永久纪念他们。”“纪念镇压牺牲者的一切费用当由国家支付，为此应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为这些工作筹出所需资金。”
用列宁称为“暴政”的沙皇和帝俄时代，同“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的斯大林时代作一点比较是有意义的。
那么，沙皇和帝俄时代杀了多少人呢？看看索尔仁尼琴先生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的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从1876年到1905年这30年内，共处死了486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17人。索翁写道：“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1905年到1908年共处死将近2200人（一个月45人！）。”与前者相比，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与后者相比，斯大林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帝俄最残忍的年代的60倍。
对这样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暴政和罪行，《关于斯大林问题》是这样说的：“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扞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写作这些文章的人，审阅并让这些文章发表的人多半是看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他们如何面对真实的历史？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对来华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包括中共当年对斯大林的看法吗？
亲历过斯大林时代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那本着名的《斯大林时代》中写道：“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在第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生的千百件残酷的冤案和粗暴的镇压行为恰恰使那些最优秀的人最感不安？”她接着说：“我相信俄国人是不问这些问题的。他们的建设已经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时代，那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知道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
年轻的时候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相信一些人非正常死亡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的必然代价，也以此来理解“文化大革命”。
那时读《关于斯大林问题》，记得文中说：“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文中还说：“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我们很多人也相信斯大林是飞得高的“鹰”，而赫鲁晓夫是“鸡”。
索尔仁尼琴在结束三大卷《古拉格群岛》时写道：“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半个世纪多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说到苏联的镇压制度和“古拉格群岛”，索翁说：“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历史是无情的，一切泯灭人性的社会制度都将被人民所推翻、被历史所抛弃，那个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和那个国家无情的制度今天都已不复存在。
（《随笔》2011年第1期）
、。txt小。说天堂
第15章 新旧之间（1）
孙郁
1
我们这代人与学问的路很远，书读得有限。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活，空白点多多，至今还是浅薄得很。比如近代史吧，很晚才知道一点真实的遗存。
“文革”期间只晓得一点革命史，非革命的文化着述几乎都被烧掉了。七十年代初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胡适文存》，显得神秘，那是在一个同学家里，并被告知不得外露。那年代胡适的书是被禁的，在我来说，初次的接触也有偷窥的忐忑。但那一次阅读，改变了我对“五四”文化人的印象，看到那么多整理国故的文章，才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乃深味国学的一族。后来接触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的着作，吸引我的，不都是白话文的篇什，还有古诗文里的奇气，及他们深染在周秦汉唐间的古风。足迹一半在过去，一半在现代，遂有了历史的一道奇观。奇怪的是，我们在五十年代后，不太易见到这样的文人和作家，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亲近那些远去的人物，没有旧学的根底，大概是不行的。
而不幸，我们这代人，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根底。我意识到知识结构存有残缺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时候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才知道其文字何以具有魅力的原因。因为他把失去的旧绪召唤到自己的文本里了。那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陌生。我所经历的教育理念是，传统乃封建余孽，没有新意。
这看法今天看来并非都错，可是不了解传统，大概也会生出问题。而汪曾祺身上的士大夫意味，对他的小说不是拖累，倒成了积极的因素。那时候流行的理论无法说清这些，但隐隐地知道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问题。也由于此，我忽然有了沮丧的感觉。好像搭错了车，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该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知识恶补的时代。还记得集中阅读周作人的时候，曾被他沉潜在文字里的绅士气与鬼气所打动。我也奇怪，何以被这位潦倒的文人所吸引，好似内心沉睡的因子被唤醒了。难道自己的深处也有消极的欲求不是？而那时候也暗自发现，我的心里的确藏有对旧人物的亲密感。那些时隐时现、时续时断的情思，或许是自己渐渐亲近书斋的原因？我曾把这个看法告诉给汪曾祺，他笑了笑，说道：对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也是很留意的。
于是便对百年间文化史的另一面有了兴趣。在驻足于各类文本的时候，其实更愿意看的是作家的尺牍、旧诗与题跋之属。那里可能看到人的更直接的、隐秘的存在。这很像人们的喜读野史，在正襟危坐的文本里，其实没有真的人生。越到中年，这种感觉越浓，也许自己真的有些老气了。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革命几乎成了时髦的话题。其实这样的态势，早在孙中山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以新代旧，新旧交替，在我们的国度里一直是道复杂的景观。革命的人，多是从旧营垒来的。因为深味传统的弊病，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激进主义固然是域外文明的一种，而我们传统中的因子有类似的倾向，也是不能不看到的。
早期搞文化革命的人，旧学的基础差不多都好。陈独秀那样的激烈反旧学的斗士，模仿俄苏与法国的革命理论，都有点皮毛，而文章的气象，似乎是六朝的，有韩愈的影子也说不定。至于胡适，就把“五四”的求实精神与乾嘉学派联系起来，也并非没有道理。1921年之后，《新青年》分化，在孤独的路上前行的不多，鲁迅、陈独秀还保持着进击的激情，而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则向士大夫的一面靠拢了。他们虽然也写白话文，情调却在魏晋与明清之间，精神与许多白话作家是隔膜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革命的前沿，那些新事物的迎接者，文章不都是新的，行文间也不免旧文人的习气。他们在最时髦的新世界里，表达方式还在清末的时期。1924年，罗章龙与陈独秀、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
会后他访问了俄、法、德、荷、比、丹等十国，可谓是浪漫之旅。所到之处，都留下一些诗文。看不到多少共产党人的严肃的面孔，倒有点古代读书人的样子，趣味似乎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同时代的毛泽东、陈毅、朱德的墨迹，儒生的气息不是没有，只是造反者的气象更浓罢了。他们在乌托邦的梦想里，还残留着孔老夫子的习气。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
至于新文学家的写作，更带有这样的多面性，其面孔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对旧传统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的东西就攻击之，喜欢的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就后者来说，他们是通过借用旧学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审美观的。后来的京派文学，其实就是这样延伸下来的。
旧学的经验，触发了新文化的发生是无疑的，虽然这在其间究竟占多大成分还不好说。可以说，它是现代新精神可以借用的思想资源。胡适在白话文的提倡中，不忘对旧体诗的研究，对文言文也有心得。朱自清授课的内容是古代文学，精神就是有历史的厚重了。闻一多后来一心研究神话与诗经楚辞，都是在寻找我们民族内心核心的存在。他们知道，在新文人那里，有旧有的遗存，不是什么都没有价值的。
当知道那些弄新文学的人多是旧学问的专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对新文学的发生与解释，似乎少了什么。对他们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的真不多。
2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伊始，鲁迅介绍郁达夫加入左联，遭到一些青年的反对。原因是过于旧式的才子气，非革命者也。鲁迅觉得旧式的才子气没有什么不好，有真性情与现实精神那才是可贵的。鲁迅自己，就中过老庄、韩非子的毒，嵇康、阮籍的调子也含在其间。革命固然有外来思想的侵扰，而土大夫的不羁的忧患意识则生根于读书人的世界。我们说鲁迅也有骚人的慷慨激昂，那也不错的。
顺着那段历史看下来，总有意外的收获。我注意到郁达夫的文章，在他大谈无产者的文学的时候，不都是俄国式的忧郁不满，还有明清文人的洒脱。
他的小说很好，散文亦佳。这是别人不及的。可是他的旧体诗，成绩更高，古人的积习很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