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感情表达的最高规格，他显然令她怦然心动。无论马湘兰在风月场上多么风光，到底是身列贱籍且漂泊无根的，难得“王家郎”既有心又有能力保护她。但，王稚登却婉拒了，他的热度无疑低得多，但闪躲得柔和而有风度：我救人于困厄中，如果因此而获利，自得姝丽，那跟陷害她的人又有多少区别呢？古代的侠义之士要是知道了，该拿匕首当胸刺我了。王稚登自己曾说他十二岁就开始游走青楼，到四十二岁才断绝此爱好，“迷花醉月”的经历既多，自然也深谙回避之道。
话说得再漂亮，她还是听懂了其中的坚决拒绝，虽然“寸肠绸缪，固结不解”，但也从此不再提要嫁他的话题。此后三十年，他们一直保持交往，书信往还，诗画酬答，礼物互赠。没有结尾的悬局最令旁观者兴致盎然，这是我等看客的凉薄，却不知当事人每时每刻的愁肠百结、千般煎熬、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也罢，如果她成为他的妾，有多少佳话经得起三十年日常生活的摩擦锈蚀呢？说不定早就相对已漠然。哪像现在，她一腔心事不能托付，反连绵持久，像老树的浓绿墨翠，深厚郁勃，封锁不住。
她称他二哥、二郎、登哥，视写信时的境况自称娇妹（她字月娇）、薄命妹或病妹。她寄信时，两人或离别已久，或头天刚刚会晤，要不即将离别。
一般来说，女人不容易洒脱地清空记忆，马湘兰显然更执拗。她是性情中人，那些离愁别绪或可望而不可即的万端心事，她表露得直截了当，毫不遮掩扭捏，如果置换成白话文，口吻语调活脱脱就是深陷情网的当代女子：“捧读手书，恨不能插翅与君一面……即欲买舸过君斋中，把酒论心，欢娱灯下。”“遥想丰神，望之如渴，心事万种，笔不能尽……会晤无期，临书凄咽。”“昨与足下握手论心，至于梦寐中聚感……连日伏枕，唯君是念。”“闻明日必欲渡江，妹亦闻之心碎，又未知会晤于何日也。”如果王稚登从家居的苏州到了南京，她信中总是情切切恳请他来幽兰馆面叙，“千万降步一面”，或“今日千万过我一面，庶不负虚待”。她一再叮嘱他保重身体，嘘寒问暖，不厌其详，絮叨得很像家人：“玉体千万调摄，毋为应酬之劳致伤元神也。”“天暑，千万珍调。”她随信相送的礼物，看得出是精心挑拣过的，又实用又贴心：手绘的兰花，亲手做的香囊香袋、绉纱汗巾头巾、扇子，乃至熏肉、酱菜。赠他太太的东西也讲究，绫罗衣料、五彩衣领、古镜、紫铜锁、香茶等等，古雅而精致。
二盛大而悲凉的谢幕
马湘兰去世前不久，万历三十二年（1604）王稚登七十岁生日，他想起跟她承诺的苏州之会已将近三十年未践约，邀请她秋天东来。算起来，他们不曾见面已经十六年了。马湘兰巴不得这一天呢，她手笔很大，带着一队美貌娇俏的歌儿舞女，携舟从金陵前往苏州。他们居于王稚登的飞絮园，欢歌曼舞、燕饮累月，为他置酒做寿。据王自己描述当时的场面：“绝缨投辖，履舄缤纷。四座填满，歌舞达旦。残脂剩粉，香溢锦帆”。总之，是车马拥道、宾客盈门、弦歌不绝、脂腻香浓。这漫长隆重的寿宴排场之宏大，画面之绮丽，成为苏州自吴王夫差时代后难得的盛事，当地人啧啧称奇——自然，也相当能满足王稚登的虚荣心。
这时节，马湘兰虽然年华不再，但“风情意气如故”，妆容依然一丝不苟，鬓发也浓密如云。王稚登忍不住开了句玩笑：你还像夏姬那么娇媚，可惜我不能做你的申公巫臣。夏姬是春秋时郑国公主，美艳冶丽，传说她“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那些裙下之臣也多死于非命。申公巫臣是楚国重臣，当楚王君臣争相纳娶夏姬时，被他以如簧巧舌，先晓以江山道德之大义，后语重心长地劝阻：夏姬曾使丈夫去世，儿子死于非命，陈国君臣或死或逃、国家几乎灭亡，是不祥之人。一番话居然把别人劝退了，结果他自己却精心设计，借出使的机会，辗转带着夏姬逃往晋国。夏姬后来成为淫逸美人、常青狐狸精的代名词，申公巫臣为得到夏姬，处心积虑，两面三刀，则类似伪君子。
夏姬与申公巫臣的女儿长大，也有倾城倾国之貌，晋国大夫叔向想娶她，叔向的妈妈曾坚决反对，认为“甚美必有甚恶”。将极致的美与极致的恶画上等号，显然是夏姬给人的负面印象太深——王稚登那句台词，对人对己而言都相当地不伦不类。她一向钟情清幽高洁的兰竹，他却以芜秽的浮花浪蕊比拟她，这种“玩笑”太越界也太不堪，尤其从他——她的“登哥”口中说出来，字字可以见血封喉。
是最后的狂欢还是鼎盛的谢幕？抑或她埋伏的失落、痛楚又被撕开？或者，王稚登脱口而出的戏言令她陡然明白他心底的漠视、狭斜……反正，苏州之行很消耗心力，马湘兰回南京不久就病了，她“燃灯礼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七矣”。马湘兰的信被王稚登保存，后编入《名媛书简》，他为她的两卷诗《湘兰子集》作序，写有《马姬传》，还有挽歌十二首。比如：
歌舞当年第一流，姓名赢得满青楼。
多情未了身先死，化作芙蓉也并头。
红笺新擘似轻霞，小字蝇头密又斜。
开箧不禁沾臆泪，非关老眼欲生花。
王稚登少年时诗作“雕香刻翠”，如今已到暮年，笔墨泛泛的，没什么雕章琢句的刻意或讲究。他翻箱重读马湘兰当年的情书，轻霞般的红笺上，有细密的蝇头小字。情牵意惹，渗透墨迹，他当然早就懂得。故人仙逝，他也是伤感伤心的，也忍不住泪湿老眼，不过，感觉不到他特别牵肠挂肚的悲痛。这么看或许是因为，我们到底晓得，她的“多情未了身先死”，终究跟他的“爱莫能助”有关，所以，便也知道他的“悼亡”，分量究竟如何。
很多人觉得，马湘兰为这段若即若离的感情耗神几十年，很没有必要。
其实，讨论王稚登是否值得她钟情已没什么意义，她这么固执凝滞地对一个幻象心驰神往，任情思信马由缰、随心所欲，收获的也未见得是虚空。套用一句流行语：对象是谁无关紧要，她爱的不过是爱情本身。说起来，不对等的感情会令人严重透支、心力交瘁，奇怪的是她却不曾萎靡凋残，反而将风华绝代的传奇一演到底。对，别忘了她的画家身份呢——据说马湘兰脚很大，画画可能才是让她真正身心俱稳、意态从容的大脚吧。她的画在当时就有盛名，求画者甚多。她借花木竹石写磊落的君子风度，排遣落寞飘零之绪，用画上的题诗明心迹、传情意：“幽兰生空谷，无人自含芳；欲寄同心去，悠悠江路长。”“一叶幽兰一箭花，孤单谁惜在天涯？自从写入银笺里，不怕风寒雨又斜。”《明画录》说她的墨兰“潇洒恬雅，极有风韵”，清代文人汪中说她的丛兰、修竹“秀气灵襟，纷披楮（楮：纸）墨之外”。当时就有不少人喜欢她的画，甚至泰国使者也知道马湘兰，专门购买她的扇面收藏。
至今，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广东、苏州、东京等地博物馆都藏有她的扇面、立轴、长卷等，书画拍卖市场上也常见她的画幅。细看她的兰竹图、兰石图或兰竹水仙，花与叶都纤细婀娜，兰草、水仙有临风飘摇的轻柔，似带一丝无奈和羞怯，有时竟还无力地深深垂下腰来，差点要蘸到下面那弯活泼的流水；就连题字为“森森君子节”的竹子，也从来不是粗枝大叶、凛然伟岸，要人谦卑着仰视的那种，它们细密的枝叶透着生机，却也玲珑、自抑而谦和；衬托花叶们的石头也线条温婉，毫无嶙峋险绝之态；她的字也柔媚娟秀……奇怪的是，这些女人气浓郁的阴柔笔意，却并不能使她的画幅苍白瘫软，那一枝一叶都柔软得自有底线，有一股内敛精巧的气韵环绕其间，仿佛力透纸背，骨子里是笃定的、心中有数的。大约，太极拳的舒缓绵软后面，那种筋道韧性的力量，就与此类似吧。
看得出来，她的性格不够泼辣狠烈，但举止进退却也分寸严格、章法明晰。她虽有侠气，却不是什么刚硬的巾帼须眉，她比普通女人更女人。
（《书屋》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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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1）
——写给萧红百年诞辰
魏微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着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这一段堪比小说情节，然而萧红自己断不肯这样写，也写不出，因为她是散文化的笔法，她最好的文字几乎都是非虚构的，关于她童年的记述，在后花园里，和祖父、秋虫在一起；关于她的呼兰县城，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那些穷邻居，翠姨和堂哥的恋爱……她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就这样东看看、西瞧瞧，很多年后才想起把它写出来。
很多年后，也就是1940年，她离家出走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她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大半个中国她都走过了——这大概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离开家乡，到外面看看去！萧红的出走是为逃婚，然而即便不为逃婚，她大概也会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兰县城藏不下她，不是因为她要写作，立志当个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爱折腾，不愿守本分。李清照也折腾过，那是人过中年，赵明诚死了以后，她择人再嫁，嫁的是张汝洲，此人大概品性不端，贪慕李清照的钱财，因此夫妇不睦，常有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的时候。我读李清照的生平，读到这一节，真是“惊且骇”，继而又有些欣喜，以为是看到了一个真女子，并不如常人所想的，总一副“凄凄惨惨凄凄”的幽怨模样，而是具有真性情、大胸怀的，否则怎会扶窗北向，呼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千古句？
总之，早晚都得折腾，这是一般文艺女性的通病——或许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华的去折腾文艺，没才华的去折腾异性，世间人莫不如此吧？
也有一些人，是连带文艺、异性一块儿折腾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动静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间极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为，譬如毕加索，譬如拜伦。也有一类人，生命能量更大一些的，他把能量攒着，所谓“术业有专攻”，攒到一定程度，世界就乱了，我所知道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在私生活方面都是极其节俭的。
其实文艺创作也如此，才华是一方面，生命能量是另一方面，这两者缺一不可，就好比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世间若真有个林黛玉，恐怕也是“空有才华自嗟叹”，因为她太弱了，耗不起。创作本身，该是对生命的一场消耗吧？很奢侈的，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大概是，女性无论身心两面，较之男人都弱了一层，若想做成一件事情，必得付出十分努力才有可能，其余事竟难以顾及了。
倘若有人以冰心、凌叔华等人为反例——然而此两人实在不是作反例的合适的人选，第一，才华不够，凌叔华或许稍好些，然而太多的小儿女闲愁，格局终究有限；第二，不多的一点才华，冰心分出来了，用来爱全天下的小朋友去了；凌叔华也爱，比较合乎情理，她爱上了英国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不了了之。
妥协下来的结果是，生活圆满了，创作结束了——也许是，生活不圆满，创作也结束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涉及才华。
不是说，生活和创作不可兼得，虽然兼得者很少；我想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个性，创作尤其需要个性，而生活必不能有个性，除非实施分身术，否则谁能做到左右逢源，写作时是一副面孔，生活时另换一副面孔，一天中无数次地变脸，一月月，一年年，非发疯不可！
也有不折腾的，像张爱玲，我想，这是因为她有自知，太过冷静；就生命力而言，张爱玲是弱了些，远不及她的才华，幸好她那时还很年轻，是能够凝神、聚气写几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来不及了。我能够想象，她住在上海的那间公寓里，不拘是书桌旁，还是阳台上，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自己、世界全连成一片了……即便没有胡兰成，这样的写作怕也不会持续太久，她是整个把自己搭进去写了，两年已是极限了。
可是这样也好！张爱玲是，她把一生的精华集中在两年内挥霍殆尽了，无论是文字的，还是情感的，三十岁以后已是油灯将尽了。可是才华的体现本该是这样的吧？集中起来才叫绽放，分摊到生命的各个阶段，就看不见了，形同没有。
我曾经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很多人都愿意把她们作比较——其实这两人毫无共同点，除了都姓张，都写得好，都活得惨。——可是写到末一句，我突然有点怀疑，什么叫惨呢？谁不惨呢？也许是，并不是因为她们写得好才活得惨，而是因为写得好，读者“发现”了她们的惨。怎样的心理啊？深究下去很可怕的。
就譬如萧红，倘若有幸如冰心，去过那样一种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还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吗？即便写出来了，好是好的，读者还会那样念记吗？这世上好的文字太多了，太多都被湮没了。
想来这是一切文艺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们普遍的归宿，但凡以才华显世的，经历立刻被翻出来，翻尸倒骨尽挑恼人的部分来说，像费雯丽疯了，克洛岱尔也疯了，伍尔芙投河自尽，普拉斯煤气自尽，邓肯风流且死于非命，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