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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做一个自由的人：自由是一种价值趋向，是对生命意义的敬畏，是不安于此生被无端压迫至死。所以，强权者最厉害的手段就是在无法从道理上迷惑普罗大众之时，让崇尚自由与尊严的人，暂时地闭嘴，或者永远地闭嘴。前者可以封杀你的言论途径，令你失去表达的权利，你对生活的看法无从被有同样追寻的人看到，让你成其为一个不完整的人，正如有人说，缺少表达的人生是残缺的。这表达与功名利禄全无关系，而是作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思想尊严，对于一个人是不可丧失的“护照”，一旦丧失，只有选择在精神上流亡，或者在大地上流亡。后者更强大也更无耻，可以拘禁你的自由，让你丧失最基本的身体自由，更无所谓言论了。实在无可奈何了，就只有消灭你的身体，让你真正从此渺然无声了。
这些绝对不是故事，而是生活中总在重演的现实与历史。人获得尊严的过程，就是与遗忘和强权做斗争的过程。当你翻开历史书，二战时代的纳粹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革”时代的中国，莫不如此。那些失踪的人，其实一开始就失踪了。在那样一种状态，他们的死成就了他们的生。他们坚持自我与尊严，拒绝体制化的抗争，是人类对自我底线的最后坚守，不过几十年后，那些强大得如同永恒的利维坦们，“哗”的一声，就崩塌了，其实在崩塌之前很多年，他们在人们心中早就坍塌了。
（《花城》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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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午夜来獾（1）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
张炜
一
这里说一只獾的故事，用以诠释和感悟不同的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揣测其中的一些奥秘。
在山东半岛东部海角的林子里，有几条通向海洋的干涸的古河道，一些无水的河汊。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一种叫做獾的动物栖息。有一年当地要建立一处文化设施，就在林子的一角围起了一块荒地，面积约有一百余亩。从几万亩的林区来看，这一百多亩太微不足道了，而且是树木相对稀疏的地方。
它由一道加了栅栏的矮墙为界，算是与茫茫林野隔开了。几幢不大的房子在栅栏墙内建起来，并养了一条叫“老黑”的大狗，它与看门人老陈形影不离。
由于这个围起的地场远离闹市，所以入夜后非常安静，除了倾听若有若无的海浪，再就是林中传来的几声孤独的鸟鸣。
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发现每到半夜大狗老黑就紧张不安起来，最后总要贴紧着老陈的腿盯向一个方向，脊毛竖起一阵猛吠。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夜都要重复，时间总是午夜。有人就问老陈那是怎么回事？老陈肯定地回答：
“那是一只獾，它一到半夜就要翻墙进来。”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日后有人寻过那只獾的蹄印，稍稍研究了一番，结论是：这只獾曾经在栅栏墙围住的地方生活过，因为墙内有一截老河道，两条干水汊上有几个洞穴，大概其中的一处做过它的家。总之，它每到了半夜就要想念家园故地，所以这才翻墙入内，夜夜如此。
按我们的想象和推论，栅栏墙外边是无边的林野，那里才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也更适合它的生存，而且有更多更长的老河道和水汊——但问题是只有这片被栅栏围住的地方才是它的出生地，于是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这只獾是如此的固执，无论是明月高悬还是漆黑一片，只要到了半夜就要攀墙过栏进来，惹得老黑不停地吠叫。
主人老陈不得不一次次平息老黑的怒气：“让它来吧，碍不了咱们什么，它不过是进来溜达溜达。”
一只獾尚且要念念不忘自己的家园，更何况是人。
事实上人对故园、对遭到践踏的土地所表达的忧伤和愤怒已达到极点。
比如我们有“自然生态文学”——它在国内通常被称为“环保文学”。
作为一个文学的主题，它与今天的物欲主义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并且站在了这个潮流的反面。它反对为了满足物欲而向大自然无限度地索取，主张节制开发和保护环境。作为一个文学门类，它在世界上越来越时髦了。它阐述的主题和内容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之危，并预兆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
人的不安与焦虑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但人类在网络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惶惑倒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安静下来也会有“午夜的冲动”，渴望返回自然，就像那只被栅栏矮墙围在外面的獾。不同的是人却难得攀墙而入。由于隔了这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人对自然的叩问和深思就变得越发急切了，并且要用比以往更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文学方面的表现只不过是一个侧面，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网络时代将海量信息推拥到周围，充斥在各个角落，真正是无远弗届。
人的日常判断依据主要是远离现实的二三手的东西，不得不在虚拟的生活中游走，变得不安和脆弱：再也难以脚踏实地，常常要忍受一种极大的不自信和悬空感。人的内心也有一片安居的大陆，它现在正一点一点地抽离——这种难言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们。正因为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有了某种共同的匆促和焦虑感。
二
说到“自然生态文学”的写作概况，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家，难以系统地总结，而只能说说印象。我个人感到的真实状况是：现在的文学写作或者是不太关心自然生态，或者是格外关心。前者是十九世纪之后的文学所呈现的总的趋向，它伴随了现代主义“向内转”的集体特征，打量外部世界的目光纷纷收拢到了人的自身；后者则往往是依据现实功利而生出的强烈责任——这种通常被称为“环保文学”的，常常是一些直接的呼吁之声，一些记录和陈列。
环保文学与物欲主义主潮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里还需要做一个甄别。
物欲主义导致了生态恶化，生态恶化又威胁到物质的持续增长、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所以人们才要大声疾呼。这当然是容易理解的，是必须的和必然的。
但作为文学的表达，它的目标和情怀，理应与现实的操作有所区别才好。
这二者的混淆是可惜的。因为从现实层面来说，为了向大自然有更多的、持续的索取，要求有所节制是必然的，采取严格的规划也无可厚非。这是物质化社会存在下去的通行逻辑。而文学作品则不然，它感人至深的力量却要来自非功利的心情，要有所超越。
功利化的、太切近和太直接的文学表述，将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物欲主义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担心生态恶化影响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文学还会痛心疾首地为之呼号吗？答案是不一定或不太可能。原来我们所谓的生态文学中的焦思不完全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人类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感和责任——也就是说，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善意，而只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向大自然持续索取而产生的忧虑。这就是某些“环保文学”的遗憾。它没有，也不可能化进生命的浑然和本能的感受之中，结果就从文学的肌体上剥离下来。
其实所有的文学都应该葆有人性的深度好奇，深入生命世界的本质——如果剥离下来，成为了一个专门的文学类别，就会在文学表达上陷入过分的自觉，并表现出功利心的峻急。这就走向了反面。
实际上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应建立在自然生态的背景之上，而不是相反。
无论何时何地，大自然永远都是生命的基础，文学表达一旦脱离，就会变得浮浅和狭窄。这恰恰也是网络时代、一个文学小时代的特征。文学离开了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强烈而直接的功利性也会使“生态文学”丧失应有的诗意。人对大自然的各种欲望，包括依赖和敬畏，都是浑然天成的，是生命的固有之色——它在许多时候是拒绝分析的。在文学中，这种生命情愫与本能无法量化、无法抽出。
三
二十一世纪文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呈现出某种怪异和畸形。它是渐变的、由来已久的。其实不仅是生态文学，任何题材的文学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都应该是超越功利主义的。文学对现实的过分自觉，会走向自身的单薄和肤浅。
比如在刚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在改变自己的写作主题，与以往的差距越来越大：手法更多了，状态更活泼了，以往的那种简单的理想主义，粗暴和单一的思想和艺术表达开始被抛弃。
不过当代文学在具有了全面激活、呈现蓬勃生机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物欲的彻底臣服，即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个时期，生命的自然感受力大幅度退化，人们对大自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目光变得尖利起来——那是攫取的目光。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末开始的那股物质主义潮流更加猛烈了。在文学写作上，即稍稍超越于“时代”和“潮流”者虽然极少，但总还是有的。比如纵观新时期至今的一段文学里程，会发现为数不多的“个案”，他们的面貌多少有些不一样，总算保持了一点生命的自然气息。
这一部分人并不完全依从时代的风尚，也没有那样及时和匆忙地调整自己的写作，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心路的指引，服从自己对生活的长期探究，从而满足个人的艺术表达。这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些单独工作的人，葆有一份生命的淳朴。
人陷入物质主义潮流之后，再要葆有对大自然的敏感和敬畏之心将是十分困难的。历经了现代主义对“心智”的全面开发，又进入了一个物质与网络的时代，作家让自己的心身重新感知大地，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应是比较亲密和贴近的。但是进入剧烈的市场竞争之后，这种关系不仅荡然无存，而且走向了一种底层机智和实用主义的劣质，表现在文学写作上，就是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的尽情表演：
中年作家尽管处于最富创造力的年华，但因为具备了利益熟透的生存经验，所以难以通过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他们本来应该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和精神指标，却没能阻止自身的溃散。这个时期的文学表达是充分物欲化的，无法避免污秽、性和暴力，犬儒主义，粗制滥造等等，有时会有一种被淹没感。涉世不深的年轻一代因为昨天的记忆不多，成长在新的物质环境中，于是拥有了格外随意和泼辣的表达——他们与整个潮流的关系常常是亲密无间的。
在今天，不同年龄段的写作，在各自的创作所追求的目标上，实际上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鲜有例外地追逐着市场效应。这就进一步脱离了永恒的思索，丧失了大自然的坐标，不再追求真理，格局空前变小。
阅读中国当代文学，每每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拥有当前物欲世界的最庞大的一支伴奏队伍。在这方面，我们如今真的已经是“后来居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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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午夜来獾（2）
透过表象的种种分析，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第三世界，急于学习发达国家的文学，也极有可能学到其中最坏的部分，毫不犹豫地丢弃自己美好的民族传统。时至今日，他们要比以前所鄙视的“堕落的西方”
更多更淋漓地写到性和暴力、更大幅度地展示“人性的恶与委琐”——这在通常情况下会是阅读中更为刺激的部分，也是“解构”和“解放”的灵药和猛药。
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中并不缺少这样的元素：我们有千奇百怪和极尽想象力的关于性和暴力的描述，这方面并不稍逊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的西方。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齐国在发展经济的最能干的人物管仲的管理下，国都临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庞大的妓院。至于说暴力和酷刑，同时期的秦国有一个宰相商鞅，他炮制的严刑峻法大概是人世间最罕见最残酷的。不幸的是这二位总是受到后人不吝言辞的极度称赞。所以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与生活都有各自的传统，二者在交流和学习中总要对接，问题是不要把其中最可怕最恶劣的部分交集起来，一旦这样也就糟透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这场震耳欲聋的物欲大合奏中听到独奏和独唱，看到能够置身于生命旷野中的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五六千年的古老文明，总会贮藏起这样的精神能量。
四
在历史上，对现实的功利性有所超越的文学总是难忘的。这里谈谈孙犁和汪曾祺，他们在当时和今后的意义，都给我们以启示。
先说孙犁。这位文笔优美的作家经历了战争，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代革命作家。这个创作群体的主要特征是配合战争和阶级斗争，以笔为枪，其作品是隆隆前行的革命列车上的一件件行李——有时也被视为“齿轮和螺丝钉”。
可孙犁稍有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在同样拥有浓浓的战斗和硝烟气息的同时，个人志趣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他描述山地的斗争，芦苇荡里的战火，公社化的过程，但这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生活背景出现的——更大的背景却是山川大地，即令人迷思和爱恋的自然，它下面发生的故事才是各种各样的，作家要用自己的笔来描写和绘制。
这就有了一个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她们含蓄的耐人寻味的心情表达得多么生动逼真。这在当时的文学中是十分少见的，现实功利性较弱，因而显得格外触目。作家对女性的涓涓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