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大多是渔猎、游牧部落。在这片大地上，华夏文明撒出很多点去，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扩展融合，这个局面和我们后来的历史格局不一样，所以后人觉得乱，不容易想象。在那样一个草莽初创的世界里，行动着的都是一些老实的人和天真的人。什么叫老实的人和天真的人呢？就是没凿出那么多贼心眼，坦坦荡荡，强悍高大。春秋的时候，即使是坏人、不大靠谱的人，和后来的坏人也是不一样的，坏也坏得老实天真。
如《小春秋》里写到过，当时的郑国，有个大臣叫子公，此人有一个特异功能，便是后来常说的“食指大动”，他的手指比鼻子还灵，隔壁有好吃的，食指立时狂跳。那天他举着个自动狂舞的食指一路找过去，果不其然，他的国王郑灵公正炖着一锅王八汤。正常情况下，郑灵公给他尝一口罢了，偏偏郑灵公是个吃独食的，就让他那么站着。子公先生眼巴巴站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实在受不了了，扑上去把食指伸到锅里，也不怕烫，蘸了一点汤，就往嘴里放！
子公知道惹了祸，叼着食指扭头就跑。郑灵公大怒，传令，抓回来，砍了！
大概是国王的侍卫行动迟缓，那子公跑着跑着一想，与其被他砍了，倒不如先把他砍了。又赶紧扭头回来，一刀杀了郑灵公，坐在那儿把这一锅汤全喝了。
我想了想，唐宋元明清，大概都没有这样的事，何至于天真到这个程度呢？何至于就忍不住那一馋呢？这不是比领导夹菜你转桌更傻吗？但是这等傻事春秋的人干得出来。春秋的人就是这样地直接、暴烈，他们一点不压抑，很孩子气，他的欲望和性情马上就要宣泄出来。
春秋英雄头一个是伍子胥。这样的英雄，后来在中国再也没有。我们看一看他的一生，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地彻底和暴烈。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这要到了明代和清代，那些儒生们，皇上把你爹杀了，如果不杀你的话，你就只剩下感激涕零、叩头谢恩了。伍子胥，不谢恩，拍马就跑。跑到昭关，一夜白了头。这是什么样的愤怒，什么样的仇恨！然后到了吴国，从吴国带着兵把楚国灭掉，把死了的楚平王从坟里拉出来，鞭尸。这时候有聪明人劝他了，兄弟啊，做事不要太绝，差不多就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伍子胥说，我就是不饶，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要做到底。这样的人是注定倒霉的，所以后来被吴王杀了。临刑之前，伍子胥对刽子手说，你们把我的两个眼抠下来，挂到吴国都城的城门上。干什么呢？我要看着吴国灭亡。这样的气概，我们翻翻《二十四史》，后来很少。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春秋有点类似于希腊的荷马时代。那是我们的巨人和诸神的时代，你能感到大地上行走的都是一些巨人、庞然大物、猛兽。
没有那么多的小聪明，没有那么多心机，他们强大、奔放、勇猛。这个世界上的猛兽，都是老实的和天真的。这样一个春秋时代非常有魅力，用马克思的话说，那是永不复返的人类童年。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也认为，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庞大的孩子这也很可怕，动不动就发脾气，为一点鸡毛蒜皮就打得天翻地覆，长此以往，这世界也不成一个世界。
所以，春秋的时候，就出了一个最大的老实人、最大的天真汉，就是我们的孔子，出来一个老师教育孩子们。孔子一生都是一个失败者，他一生都是一个不得志的人，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讲孔子、讲《论语》，把《论语》讲成了一个成功学。学《论语》，学什么呢？就是学上进、学成功。但在世俗、功利的意义上，孔老夫子本人可是一辈子不成功，他难道不知道在这世上应该怎么混才能混得好吗？他太知道，但是他说，这世上还有比混得好更重要的事，他说除了生存下去、混得好、活得畅快，我们还要讲“仁义礼智信”，我们还要追求一些无法用是否成功来衡量的价值。老夫子念叨了一辈子，没有人听，不成我就写《春秋》，我把你们那些鸡飞狗跳的烂事都记下来，发到“网上”去，我看你们羞不羞！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看你们惧不惧！实际上我看人家也不惧。
这样一个天真的人、老实的人，他给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明留下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遗产。《小春秋》里写到了孔子一生，我觉得最令人感动、值得我们中国人永远铭记的一幕，就是吴国去打陈国，楚国救陈国，两个大国在这儿打得一塌糊涂，在陈蔡之间就困住了孔子，这叫陈蔡之厄，绝粮七日，七天没有饭吃，只能清水煮野菜。这样的时刻，连孔子最忠诚的学生，像子贡、子路，都动摇了，孔老夫子却饿着肚子在屋里弹琴，两个人发牢骚：“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话说得很难听了：现在人家杀你白杀，抢你白抢，你还在这儿弹琴唱歌，难道君子就这么没心没肺吗？那个时刻，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如此可谓穷矣”，混到了山穷水尽，但孔子凛然道：“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什么意思呢？世上除了成功，除了赚钱、发财、升官、娶小老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事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孔子认为坚持他的真理是重要的，即使是在最穷愁的时候，最弱的时候，最难的时候，他也认为有一些价值是值得坚守的，坦然坚守。
我把那一天、孔子说这些话的时刻称为“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在那之前，华夏大地上的人们是不这么看问题的，直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这么看问题，也很成疑问。但是孔子为我们确立了这么一个精神高度，用子贡的话说，就是“天之高，地之下”。孔子不是不知道世间的泥泞，不是不知道生活残酷，他的一生都在承受势利和庸俗的挤迫，但是，他依然绝对相信有一种正当的生活，他把它叫做“道”，这样一个人如果活在现在，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会怎么说他呢？我想，我们会说，他是个天真的人、老实的人。当然，这是夸赞还是嘲笑，就要看说话者的语气和表情了。
在春秋时代，既有像伍子胥那样身体上和性情上的巨人，也有孔子这样精神上的巨人，他们都是“庞然大物”，他们老实和天真。我们这些机巧机灵聪明的人们，也许应该回到春秋去看看，回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童年去看看。
从公元前几百年到公元前后，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因为就在这几百年间，在世界各地，有了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有了苏格拉底，有了释迦牟尼，有了耶稣。现在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时代是轴心，因为我们有了互联网。但没有互联网人类也已经存续了那么长时间，但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轴心时代”，没有现在看来如此天真和老实的这些伟大天才，人类的精神导师们，他们之后的这两千年我们是怎么混下来的，我觉得真是无法想象。
这些导师们教给人们的其实就是一个“弱”和一个“静”。经常有人以“力”的尺度衡量历史，他们会说，你看看，为什么北宋老是打败仗，为什么南宋晚明那么窝囊，可见有文化是没用的，还是要变成狼。可他们就不想想，那些强大的、战场上成功的敌人，而今安在哉？！伟大的、持续成功的文明，一定是不仅有强的、动的向度，还有弱的、静的向度，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否则就会亢奋折腾把自己搞垮。所以我这个村夫子，提着胆子谈谈经典、历史，你要问我和人家有什么不同？在下是没出息的，我从经典和历史中是要努力看出弱和静来。道家说“以柔弱胜刚强”，这个话我觉得就不是“小聪明”，是“大智慧”。
但是“大智慧”也是知难行更难，我们都知道“以柔弱胜刚强”，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还得刚强，我们还是见怂的收不住火。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说，开着车被人剐了，“下去我就给了他俩嘴巴”。我说你真爷们，那位开一什么车？开三轮车。我说你这车上就你一个人啊？四个呢。我说好汉一条啊，你真是以刚强胜柔弱。道家的智慧涉及对世界本质、生活本质的认识，放在日常经验里人们常常觉得奢侈不合用。但即使就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弱的时候，我们静的时候，回头想一想，那真的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最丰富，最值得我们记忆、回味和留恋的时候。
前几天有记者问，这个《小春秋》写的是什么啊？是不是写的历史？我说我写的是历史，但是别人可能比较喜欢谈论历史中的白天，白天的时候人们在闹腾，在行动，在上进，在钩心斗角，反正白天很忙。但是我想写一写历史中的夜晚，夜晚是什么时候？是一个人静下来，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是静下来看月光如水的时候。这本书第一篇谈的是《关雎》，那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晚上的事，夜里在遥远的河中之洲上，有两只鸟在叫，一只叫一声“关”，另一只又叫了一声“关”，关关雎鸠。如果是白天鸟叫就听不见了，就是在这样静夜里，声声入耳，于是发生了中国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失眠，我们的主人公睡不着了，想起了那位美好的女子……
我想这样细腻丰富的情感恐怕也只有在夜晚，只有在寂静中才能够被感受到。当然我们现在夜晚也不寂静了，夜晚来临大家也不闲了，也折腾，我们处心积虑地要把夜晚白天化，我们处心积虑地不要让自己静下来，因为人静下来，就会感到弱和柔软。一个男子辗转反侧睡不着，不管他在白天多么强大，但是在此刻是弱的，他也是个老实人、天真汉，他不掩饰自己的弱，他没觉得心虚不好意思，他对人性和自身的看法都是坦然和朴素的。所以，面对这个无名的古人，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真的要把那静和弱全都取消掉吗？把这种静和弱都取消掉以后，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还值得过？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黄河文学》2010年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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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墨子
韩少功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着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
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
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
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墨子及其追随者们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胈”），腿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汉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辨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
“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着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而不知文”）的糊涂观念。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像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