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怎么和知青说话。我们只知道在大队会计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套间，老郭经常在那里。我们没有进过那个房间，只是闻到过从那个房间里飘出来的茶香。老郭的家就住在我们宿舍的后面，那是齐书记特定分给老郭的，是村子里最好的房子，全砖全瓦，比别家的房子都要高出一块。一个大院子，院门永远紧闭。老郭有一儿一女，都在城里上学。每到寒暑假，儿女就会回到村里。儿子叫小弟，也就十四五岁，女儿叫小妹，年龄和我们相仿。
小弟经常会到我们宿舍里玩，我们给他果子吃，小弟从来不吃，说：“我家里有着呢”。有时候小弟在我们宿舍玩的时间长了，小妹就会过来，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叫小弟。别看老郭其貌不扬，小妹倒是长得亭亭玉立。我们叫小妹进来，她总是笑着和我们打个招呼，但从不进我们宿舍。小妹到底是在城里上学的，和农村姑娘就是不一样，非常讲礼貌。我们有一次问小妹：“你爸爸每个月挣多少钱啊？”小妹显得有点紧张，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回过头来问小弟，小弟倒是口无遮拦：“队里每月给我爸开九十多呢。”小妹急忙拉着小弟走了，往后小弟就不怎么来我们宿舍了。有一天我们和贼大眼聊天，问起队里给老郭开九十多块钱的事，贼大眼告诉我们：“老郭其实是个下放的右派，是个解放前的老大学生，学经济的。这些年一直帮衬着村里搞经济建设，是咱们村的诸葛亮。咱们村里果树和苗圃占了一多半，还不是老郭出的主意！老郭和齐书记俩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老郭出了主意，齐书记就到上面跑关系。上边本来说是以粮为纲的，所有的土地都种粮食。可种粮赔钱，种的粮越多村里就越穷。老郭叫齐书记吃国宴的时候拿了几个大桃，分给宴会厅里的服务员，和服务员照张相，然后就回来往外吹风，咱村的水果上了国宴，有相片为证。
“原本咱们村里没有苗圃，那年齐书记在市里开会时，听到园林局的代表说钓鱼台国宾馆里急需绿化用树苗，就回来和老郭商量，老郭出主意马上找到园林局把活应下来，接着全村的大车连夜出动，到外地买了树苗回来，直接拉到了园林局，一分钱没要，说是兄弟单位相互支援。回来后就往外吹风，钓鱼台和中南海里的树苗是咱们村的苗圃提供的，有园林局作证。齐书记是人大代表，在上面熟人多，面子大，公社都是知道的。所以咱们村种果树和苗圃，公社里也支持。现在园林局只要需要树苗，都会找齐书记，咱们村里光苗圃这一块就是一大笔进账。
“咱们公社最高的工分值是每个工分一毛五，有两个村子就是这么定的。
每个工分一毛五，可是每工最多定在五个工分。你就算再能干，每天挣上个七毛五也就到头了。老郭出主意，定工分别冒头，枪打出头鸟。每个分值定在一毛三，工分则下有定额，上不封顶。日工超出五个工分以上的部分，队里一律先记在不参加劳动的老年人、家庭妇女和残疾人的名下，等年终分红的时候再按劳力每人实际干活多少划拨。这样在上边看起来咱们村的工分不属于冒尖的，也就没那么多参观团来捣乱了。
“村里准备装上自来水，机井打好了，管材备齐了，老郭出主意先别动工，在农村装自来水，咱们村还是头一个，冒这个头要慎重。等村里两个复员军人回村后再开工。等过年那两个大丘八回来了，村里就让那俩人负责这事。其实东西早就准备好了，也就是使使那俩丘八的名儿。齐书记对上面吹风说咱们村如何重用复员军人，复员军人如何利用在部队里学到的知识积极改善农村面貌。当时公社里的简报都登了这事儿！咱们村可是名利双收，就是白白便宜了那俩丘八！”看到我们哈哈大笑，贼大眼接着说：“人家老郭是大学生，想的就是长远！要是换成老农民，懂个屁呀！也就只会说点荤的逗个乐儿吧。可咱们虽是农民，投桃报李的道理还懂，咱们村里也不能亏了老郭不是？那个钱是咱们村里给老郭的补助，对外可不能说。”
一天我们在收工的路上遇到了老郭。老郭没有官职，村里又关照过对老郭要恭敬，我们一时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就叫了一声“郭大爷”，接着就不知道该说啥了。老郭笑了笑说：“我家小弟给你们添麻烦了。”接着就摸摸衣兜，掏出一包大前门给了我们。我们瞬间把大前门给分了，自打插队后还没抽过烟卷呢。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老高突然对老郭说：“郭大爷！你家小妹要是找对象，就从我们这里挑一个吧！”老郭一愣，随后笑得把眼睛都眯了起来，也不理我们，背着手扭头就走，边走边笑，走出好远还在笑。
（后记）
转眼过去了三十年，我们又回到了村子来看望老乡。
村子已经没有了，果园、苗圃和农田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楼房、公路和广场。当地的村民也都搬进了楼房，我们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贼大眼的家。开门的是一个满脸胡子茬的中年人，我们一眼就认出了——秋生。秋生的背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探头出来。我们一齐叫：“队长！”
老人疑惑地看着我们，突然眼睛里闪出了光，脸上再一次露出我们熟悉的诡异微笑。老人手指着我们，一个个地叫出了我们的名字，然后对着秋生喊了起来：“快去买猪头肉！挑膘肥的买！”秋生乐呵呵地站在那里，说了句：
“爸，现在时兴健康食品，我还是买鲈鱼吧？”“少废话！找抽哪！”唐队长把我们让进了屋子，一个白发婆婆迎了出来，我们齐刷刷地叫了一声：“婶子！”唐大婶看着我们一个劲地笑：“长大了长大了！当年的猴崽子都长大了，瞧这一个个的，人五人六的！”唐队长对老伴说：“快去沏茶！把好花茶都碾碎了，今儿个喝高末！”
饭桌上，唐队长给我们讲了村子的变迁和一些老村民的情况：魏和尚死了，是盘腿坐着死的，到死嘴里还叼着烟袋。马厩老汉死了，就在我们离开村子的第二年。一天夜里马厩里的牲口叫个不停，村民从睡梦中惊醒，感到马厩出事了，等大伙赶到马厩，老汉已经死在马食槽子旁，怀里还紧紧地抱着半口袋料豆。老郭也死了。他终于等到了“平反”的一天，但是却拒绝回城，和老伴俩人真正在村里“落户”了。但不久他就得了怪病，整天发高烧，到死也没查出病因。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来月还是没能熬过去。村子里给老郭掏了所有的医药费，到了出殡的那天，全村人都为老郭披麻戴孝。齐书记在老伴死后跟着儿子搬到城里去住，以前还总回来看看，这两年没见回来，估摸着身子骨也不行了。姜队长办起了公司，发了财，也搬到城里去住了。我们问起了小方。秋生告诉我们，小方已经调到市商委当领导了，每隔个一年半载的，还会回来找村里的老人聊聊。和其他领导不同，小方到现在还是只抽自己卷的烟炮。
酒过三巡，唐队长突然说：“你们进门的时候叫我什么？队长？当年你们在背后叫我什么，现在还接着叫吧，叫队长生分了。”我们哈哈大笑，借着酒劲，一齐叫道：“贼大眼！”唐大婶和秋生夫妇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秋生的小儿子也跑到桌边，学着我们叫了声：“贼大眼”。唐队长把眼睛一瞪，还是那么圆：“小兔崽子！找抽哪！”顺手给小孙子嘴里塞了块猪头肉。
离开唐队长家后，秋生陪着我们四处转了转。除了村东边的那条铁路还在，其他的都被城市化取代了。面对着大片的水泥森林，我们比划着当年猪场、桃园、炮挡的位置，眼前又浮现出老槐树、供销社和重重签松林的影子。
唉！物换星移，恍如隔世啊！
路边的歌厅里传出了一首《信天游》：
一条条那个大路呦，一座座那个楼。
你就是站得再高呦，也望不到那个头。
东边那个大海呦，西边那个黄河流。
你就是走得再远呦，也丢不开那个愁。
……
达炎辛卯之春于北京
（《散文·海外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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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1）
苍耳
近段时间，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重新解读切尔诺贝利，这固然必要，但仅仅物理性或事故性地看待切尔诺贝利，那么我们距离这场悲剧的“堆芯”只能越来越远。这不能不令人悲哀和黯然。如果百分之八十的死难者本可以逃脱死神，如果更多的“辐射人”本可以健康地活着，如果……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切尔诺贝利？当然，如果不是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切尔诺贝利这个怪怪的名字，便如同传说中那人面兔身之讹兽一样，会慢慢隐没于记忆的荒野而不再狰狞毕露了。“讹兽”别名诞，据《神异经》载：“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二十五年来，切尔诺贝利对于我，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类似早年的一个梦魇，一个神秘兮兮的城堡似的存在物。它从不带有“现场”、“真相”、“正在”的意义，因为一切都被封存了。这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爆炸后的四号反应堆必须套上石棺，三十公里内必须划为绝对禁区，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它曾被一只无形巨掌打上封条，包括所有档案、胶卷、病历、死亡证明、知情者的嘴巴。
不管怎么说，从爆炸发生那一刻起，“切尔诺贝利”就一直在往下“切”，一直在锋“利”，并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夜倒悬在我的头顶！当辐射尘埃随着大气飘散到东欧地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半个地球上旋转着“切”
出创口时，苏联政府仍伶牙“利”齿地狡辩，刻意隐瞒不报。据戈尔巴乔夫回忆，爆炸发生后，他被告知只是一般失火，“过程跟煮红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这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和举重若轻的忽悠，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前党首戈尔巴乔夫这样说，就可以将历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那么，到底谁在骗谁？是下骗上还是上骗下，抑或上下瞒骗惯了而继续互骗？但他们上下一致地欺骗了整个世界。这是铁的事实。
核事故发生两天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抵达现场，但不知什么原因竟迟迟不提交报告。直至三天后，莫斯科得到瑞典政府发来的质询和数据，这才知道事情不妙，辐射云已随风飘散到瑞典，事情远非“跟煮红茶没两样”那样简单。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忙于与西方军备竞赛，他必须设法捂住“切尔诺贝利”喷射的核尘埃。也就是说，对戈氏而言，倘能割除“切尔诺贝利”之两端而取其中，才符合政治家的最大利益，这样便接近“诺贝尔”
了——他早该获“诺贝尔和平奖”了。但“尔诺贝”毕竟不是“诺贝尔”，铸剑为犁更不是铸犁成剑。
一九八六年四月之末那个黑色礼拜，第一个赶往出事点的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冒死搭乘直升机，盘旋于第四区上空，在距爆炸洞口仅五十米处快速拍摄，现场比墓地还要悲凄、荒寂，那喷射死焰的巨大裂口让人立马想到什么才叫“自掘墓穴”，什么才叫“世界末日”。机师连呼辐射读数太高，只能滞空四十秒。然而，伊戈科斯汀没想到的是，拼死拍下的十二张相片因辐射太强而完全变黑，显不出任何影像了，更不幸的是它成了一个可怕的征兆和隐喻：整个核事故真相也遭到另一种“核辐射”而全部变“黑”，报废般地被锁进无形的暗箱之中。二十五年后，我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伊戈科斯汀，我正在穿越的历史隧道突然灯火全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嘴巴被强行塞进一股浓浓的怪味——“嘴巴里有金属味道，一种酸味。人家说辐射没有味道，我们之后才知道，那是放射性碘的味道。”当年用仪器测试辐射的克伦班亚克上校回忆道。
如果这时官员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怪味，你的鼻子一定有问题，你怎么办？如果你继续申辩：我明明闻到了一股怪味，为什么你们偏说没呢？他们会说你脑子有问题，可以送精神病院了。
一个让我震惊的细节是：明明在现场和周围测出远超致命量几百倍的核辐射，而且还在不断升高，可是专家却宁愿相信测量仪出了故障，也不愿相信发生的高辐射是真实的。至于高辐射值导致测量仪破表时，专家甚至相信高辐射消失了。在专制思想操控下，科学、专家以及科学仪器也都变质变味了，甚至成为反科学的御用工具。
然而，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时分，第一批赶赴爆炸现场的六十九名消防队员，在未被告知真相的情况下毫无防护地投入战斗。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像命中的弹靶一样接连倒下，有的剧烈呕吐，有的失去知觉，有的面目全非，现场惨不忍睹。结果三十一名死于直接核辐射，其余的都患上了急性放射综合症：眩晕无力，间歇性呕吐，皮肤生疮化脓，整块脱落，骨髓退化，多个器官受损，以致心力衰竭。战士们以为面对的只是烈火，却不知道真正凶恶的敌人是看不见的，远比当年德国法西斯厉害千百倍，而最大的蒙面杀手却是背后高喊“同志们冲啊”的巨大阴影——事实上，苏联最高当局完全清楚，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远比真正的战争更为惨烈和棘手，否则他们不可能从阿富汗前线抽调顶尖飞行员，连续不断从高空朝反应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指望用大量的沙子和硼酸把大火闷熄。一个飞行员每天飞行三十多次，每次飞行会吸收五到六伦琴辐射。在半年时间里，据称有六十万人参与到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不计其数的无名英雄丧命于此。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追忆道：
“戴面罩的士兵在四号机组抢险，每次停留不能超过四十秒，每人铲不了三次就得离开，那场面就如战争一样。”正是因为他们，才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