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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被关在窗外，它是无形之物，我能听见它的声音，却始终看不见它是什么形状。我看见的是：不知谁扔下去的一只红色塑料袋，被风刮起，摇摇晃晃地刮得很高、越来越高，最后飘浮在商洛站台上的那片天空中。
这肯定不应该是西北大地上的风景，但那只飘浮在商洛站月台上空的塑料袋，却让我记住了：下一站，就是西安，将于13：14到达。走出西安火车站，用上十多分钟时间，我就能望见城墙，并登上城墙……此刻，我看见了西安城墙，它是青色的，很高，阳光下，就肃穆地站在护城河的那一边，但那上城墙的门在哪里？我不知道；城墙上的风大不大，是否能将我的思绪吹散到那一个“长治久安”的长安城中去？我也不知道。
凹陷之地
在西安、临潼以东、骊山的脚下——那几柱飘浮的光线昏黄，起于遗址大厅棚顶高处，避开观望者的头部，夹杂着西北高原黄土的气息，暗淡地向下散射，打在了兵和马的身上。坑道之中，那些秦代的将士个个身材魁梧高大，装束简单，他们腰板挺直，面目表情不一，却嘴唇紧抿，整齐地集结在浩大的坑道中，就像是等待着那一声号令，即将踏上征程。
目光向下，但我一直没有听见那来自凹陷之地战马的咴咴嘶鸣；也没听到士兵出征时——脚踏大地的步履声。也许是他们与我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他们远在两千年之前的那个秦地，因此，这些已经服役了几十个世纪，至今仍然没有退役的兵和马，当他们最终等来的不再是出征的号角，而是一批又一批“游览者”的目光时，我总觉得，今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就有了走上舞台演出的意味。
然而这样的“舞台”，却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高于观众席的舞台不同，它经过历史泥土的叠压，是属于现代汉语的一个名词：遗址。它低于地平线，并且曾经是藏匿于地表下、历经过多少个朝代的秘密，陷于黑暗之中，是为了不让人们看见！因此，当它在几十年前的那次偶然巧合，而被人们发现、并进行后来的田野考古发掘之时，就注定了这些“兵”和“马”，在那个时间之后的某一天，会以“遗址”的方式——走上“舞台”，并面对纷至沓来的观众。
事实也是如此，在2011年夏日某个酷热的中午，正是那张价值90元的游览门票，将我和众多的“游览者”带到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让我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了大秦帝国军团兵阵。这样的遗址仍然是古代的遗迹，它被发掘之后，经过我们的修复加工，总在发掘原地的那个凹陷之处出现。其时，我看到的那些兵和马，身在坑道之中，仍然保持着两千前的模样，不吭一声，一动也不动。游览者手中数码相机灯光的闪耀，一次次照亮了他们的脸，将遥远时间之中的兵和马的定格，再次定格并存储在两千年之后的相机和电脑里。
遗址展厅中的空气有些湿闷，那里的光线依然很不明亮，在向更低的地方滑行。那个左腿蹲下、右膝跪地的弓箭手，他手上的弩和箭，怎么没看见，都到哪里去了？最后的那根箭，或许已从箭袋中拔出，离弦而去，却不知飞落到何处；而那张弩则也许是木制的，早已朽烂，而成为他脚下的泥土。这自然只是我的一个推想，而且这个推想的正确与否，仅与那个“游览者”的我有关。
此时，我转身来到弓箭手的背后，看见了弓箭手因为单腿跪地，而必须踮起脚尖的——那只脚上的鞋子。是的，我看到了那只脚上的鞋子。这位弓箭手不是反撇子，这从他持“箭”握“弩”的手势上已经看出；整个身体的重量，大都压在那只踮起脚尖的右脚上，因此，我看到的那只鞋子——除了踮起的脚尖，鞋子的大部分离开了地面，这样，我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只鞋的鞋底了。鞋底很厚，很结实，自前脚掌起，到脚掌心，再到脚掌跟，疏密有致的针脚，工工整整、一针一线，纳进了那个秦代女子的多少心思与工夫？
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发问，连我自己也觉得近乎荒谬，只在心里想过，不可以从我嘴里说出，现在说出它，是为了证明我完成了我渴望已久的西安之旅，到过兵马俑遗址，并仔细注视过一只鞋子的鞋底。
然而，那只鞋底作为这件雕塑本身的一部分，与其他众多的俑一样，仍然是陶，它们都是两千年前那个地方黄褐色的泥土烧制的陶。
鸿门之约
举办的地点可以确定：在西安临潼新丰镇鸿门。宴会举行的时间也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06年冬天的那个上午。但赶赴这场酒宴的路途那么遥远，我必须乘坐k708次列车，自我的居住城市安庆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要途经合肥、叶集、固始、商城、西峡、商南、商洛等十八个城或镇，赶到临潼新丰镇时，已是今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今年是公元2011年！
毫无疑问，这场宴会已经结束，并且是早已在两千多年前冬天的那个上午就结束了。精心摆设的筵席已撤去，青铜利剑的格击声也已远去并消逝；吃过这次筵席的人，不管他是英雄还是枭雄或谋士，都因为时光如水急速地流逝，而一去不复返，只能成为史书中的一段记载。
在刚才转乘的公交大巴走出西安的车窗外，我看到的是与我居住地安庆不同的地貌。一马平川的大地上，树木很少，粗壮一点的树是槐，或圆柏，可那些槐树还没有在这个夏日里开花，它们寥寥可数，一棵或三两棵地生长在道路边或田地里。但车行至新丰镇时，地形却有了改变，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此时，我来到了“鸿门宴”遗址——它就屹立在我非常陌生的西北地貌的那一个“塬”之上，有微风吹过，抬头望天，我感到了塬上的我离天空更近了；军帐中，我看见那些参加宴会的人还没离去，他们身着鲜艳且厚实的秦朝上衣下裳，与今天炎热的天气无关，仍然停留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里。
在这个下午，我感到了离我非常遥远的那个冬天的寒冷。是的，那天下午，我在一个叫鸿门堡村的地方就这样想过：公元前206年西北的那个冬夜肯定异常寒冷，失陷的秦都咸阳城郊外的风好大，刮了一整夜；雪好大，下了一整夜，天亮时，已是满视野的白，白得耀眼，因而，中国历史上那一桌最着名的筵席，在客人刘邦到来之时，已没有了刚刚摆上台面的蒸腾热气，他所能嗅到的，只是冻在空气中若有若无酒的香气，而这一丝丝酒香却又被军帐中巨大的杀气包裹着，席间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致使刘邦不得不中途借机逃离了鸿门——这个如同死亡之约的宴会。
这并非是历史记载中的事实，而是我依据《史记·项羽本纪》所想象的那个宴会的背景和场景。那个宴会的头一天晚上到底刮没刮大风、下没下大雪，司马迁并没有记载，其他史书也没有记载、也不会去记载，因而我只能用想象的方式，将“刮了一夜的大风，下了一夜的大雪”这句话作为背景给予那次宴会。这当然与我当时的心情相关，在鸿门，我感到了进入骨髓的那种寒冷。
其实，在这篇文字起始之时，我就向自己强调过，这场宴会早已结束，并且是在两千多年前冬天的那个上午就结束的，因此，我不可能进入这次宴会，我能进入的只是那个宴会的遗址。很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和很多人为什么如此渴望地要来到类似“鸿门宴”这样的遗址？难道来到新丰镇鸿门宴遗址，我就能走近或者走进历史深处去亲眼目睹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那次宴会？
军帐中的项羽、项庄、项伯，还有刘邦、张良、樊哙等人对我的到来始终视而不见，对我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吭气；摆在他们面前的酒食也不见一丝热气，因为他们和它们都是泥塑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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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 鸟儿们从宕沟远飞
牛旭斌
麻雀
成群的麻雀和人一同住在村庄里，在树林、屋檐、院落和庄稼地里栖身觅食。
村里人恨麻雀，主要是因它们无端地糟蹋粮食，怎能不被乡人生厌呢？
小时候，我就没少因为驱赶麻雀而频生苦恼。有一段时间甚至特别讨厌麻雀，当你在场院里晒着满席麦子、豆子或麻仁、油菜子时，那些刁钻的麻雀三五只一群，数十只一堆，反复轮回地向谷物袭来。好不容易用竹竿驱散走一拨，一转身另一拨子又在席上得意地伸着脑袋，“嘭嘭”地偷食席地上的粮谷，让你奈何不了“麻雀战”的侵扰。
为此，还曾在院中央的晒席上，支几张竹筛，麻雀窜到筛下啄食时，一根绳子一拽，有时麻雀就会被我们活捉了。但这么傻的麻雀极少，一个下午眼睛盯酸了，也看不见一只麻雀钻进筛下，甚至拽多少回绳子都扑个空，精灵的麻雀就在拽绳的刹那“扑棱棱”地飞逃。
不得已便邀来伙伴们会商，决定持弹弓从村西头水塘子那边的宕沟开始，先展开对其老巢庙神泉畔小树林里麻雀的大扫荡。记得那天有十多个孩子围住一片小树林，每个人胸前的布囊装着事先拣好的数十枚石子，轻脚轻手地围住了林子。这时，一声令下，所有弹弓齐刷刷地朝小树林的中心射去。但见灰不溜秋的麻雀乱嚷嚷着扑腾飞起，群集一块儿，再打个旋儿，然后向高远的天上飞去。当那黑压压的一片，从我们头顶掠天而过时。看得出它们飞行的阵容气声，仿佛早对抵御人类的敌意进行过娴熟的演练似的。
我们潜入昏暗的树林里，找寻围剿的战利品，费尽功夫，只找着两三只，或腰折腿跛，或羽掉翅断，或魂丧血泊。从此，麻雀骚扰竟也消停下来。
对麻雀的扫荡虽没有预期中的效果。只不过几只可怜的生灵们，被我们提在手上兴高采烈地回家，但一样遭到路遇的大人们盘问。一些老人生气了，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对麻雀糟蹋庄稼剥夺收成的惩斥，却严厉地训斥我们小小年纪心变瞎了。那年我9岁，属于孩子们中的参与者，领头是我的哥哥。
哥哥据理争辩说他愿意打，打死了，免得晒粮食时赶麻雀，许多孩子异口同声，坚持着同样的理由。而一旁拎着两只麻雀，挂着一布袋子石子的我，攥在手中的弹弓掉地了，生起惶恐和后怕来，不仅是因为老人们说，念书的娃娃抓麻雀，写字时手就会发抖，就念不成书，还因为冥冥中我受到生命的诘问，那些已死的麻雀怒睁着发绿的眼睛望着我，问我谁赋予了杀它们的权利？
我一下子蒙了，刚刚喜悦的心情被泼了一盆凉水，为自己的过错，还有内心怅然若失的空荡，痛楚不堪的矛盾。
回到家，祖母见状紧张地说：娃呀，不懂事的娃呀，怎么犯这么大的罪过，赶紧，赶紧把麻雀放了，她翻开针线箩，找出布条和线，给受伤的麻雀包扎，给它们喂水和面条，最后小心翼翼地放到门前的桑树上。
翌日清晨，祖母叫醒睡梦中的我们告诉消息：麻雀从桑树上飞走了，树下留着一根带血的羽毛。幸好麻雀免于一难，人也免遭一罪。压在祖母心口不安的石头落地了。
我当时不解，觉得祖母太迷信，一只麻雀犯得着这样计较吗？正郁闷着，父亲从地里回来，知情后数落我们：你们高曾祖是个信佛的人，一辈子布施四方，舍钱放生，教全家人吃素。他放生了多少生灵没有数字，但他所行的善，积福给我们。
我这才知道，村庄里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都手持弹弓的时候，我和哥哥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弹弓。父亲一再推辞，让我们玩别的，就是不给我们做弹弓。
看着伙伴们在我们面前炫耀他们父亲做的弹弓，我那颗童心也曾偷偷地掉过泪，发过疼，还怀疑着是不是父亲不喜欢我们？
长大后离开山村的前一年，父亲带我上山种麦子。我在田野间玩耍，游荡，也遁入山林中去，找野果子，逮兔子，捉虫子，打鸟，捕蛐蛐……但在我转遍山林，一头迷茫地跑到父亲面前时，问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
麻雀不见了，一只都没遇见。兔子呢，兔子跑到哪儿去了？我失落地坐在耕熟的土地上，满腹的惆怅将我撂倒，我感觉自己没有气力，这片莺歌燕舞的山野忽然间沉寂了，萧条了，不闻鸟语，没有虫鸣，失去鸟儿欢歌的山林，是多么可怕和空虚！
父亲埋怨我多疑，他说，你想想，庄稼一茬茬出苗，拔节，扬花，抽穗，要喷多少次农药，许多人嫌苦嫌累都不进地拔草了，直接喷除草剂，还有人觉得把农药喷重一点庄稼能长壮实，也好管护。麻雀，兔子，它们能不出走吗？
我恍然大悟，农业经营的变化，决定了麻雀的出路和命运，在求生的逼迫下，它们无奈的选择，只得纷纷逃遁，举家迁徙。
我深深地迷惘，父亲见我无精打采，劝我，瞎想啥哩，自然有自然的定数。看吧，我满地撒的麦子，本该三步撒一把，十步中我撒了四把，多撒的那一把，就是留给鸟儿的。
后来离开村庄去省城读书。在五泉山公园，在校园湖畔，林荫道中，麻雀欢聚枝头，翩翩高歌，我望着那些麻雀，端详它们，凝视它们，这是不是故乡飞来的麻雀呢？我从内心里问自己。
闲暇时思乡，我喜欢一个人去听麻雀的歌会。图书馆门前的林子里，国槐树上，灌木丛中，一些麻雀儿，一动不动地安坐在枝头，慵懒地望着我；一些麻雀儿，在草坪上觅食，不慌不忙地找虫子；一些麻雀儿，栖在道上，我走近它，甚至呵斥惊吓它，它或者回一下头，或者连头也不回。难道这麻雀，融入城市的环境，少了在山野田地间的追逐，没了与其他鸟儿的竞争，只因为经见得多了广了便学会不屑一顾，增进了胆识，还是它们进城后不善飞行的习惯养胖了身躯，退化了本性，而变得迟钝，木讷？
曾在乡村群居生存的麻雀进城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