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阳：美国的法院不收诉讼费，经济纠纷案子也不是按涉案金额抽头，他们只在上诉案子时交10美元。小额法庭不需要律师，不需要付律师费。你可以自己辩护。
第二部分：国际公关的笑话近乎荒诞的巨额判赔
邓 阳：我看到一则报道，美国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7月16日宣布，将对该公司提起性别歧视诉讼的女雇员提供4060万至7250万美元的补偿金，以平息这场纷争。此前，波音公司女雇员状告公司性别歧视。如此巨额的赔偿，有点“吃大户”、宰“冤大头”的感觉。
羊慧明：这样的判例多着呢。就在波音宣布接受庭外和解提供巨额赔偿前四天，大摩（摩根斯坦利）也刚刚以5400万美元摆平一桩性别歧视官司。曼哈顿联邦法院当天宣布，大摩与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达成庭外和解的协议，协议规定：摩根斯坦利公司向这起官司中的主要原告、公司前雇员阿莉森·席费林支付1200万美元；摩根斯坦利再拿出4000万美元，用于支付给所有自称于1995年1月1日后任何时间在公司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公司再拿出200万美元，在公司开展多样化的反性别歧视等培训活动。
而就在2004年早些时候，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也卷入性别歧视诉讼，受到大约160万名现任和离职女职员的集体控诉。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诉讼，估计沃尔玛公司不拿出几亿乃至十几亿美元很难了结。
事实上，这种先例早就开了。华尔街金融公司美林公司1998年被控歧视女性雇员，最后公司以巨额赔偿了结此事。
美国三菱汽车公司，也在1998年以3400万美元的赔偿，就一起性骚扰事件达成和解。
福特汽车公司也在1999年被控性别歧视，最后以赔偿原告1000万美元作了结。
邓 阳：在这些案子里，发大财的是律师，他们通常可以得到赔偿金额的百分之三十。而美国实行判例法，有了控告成功、女性员工得到巨额判赔的例子，就会刺激更多公司的女雇员群起效尤，律师也会挑起更多这类官司，看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要遭遇性别歧视官司而大出血。
羊慧明：开句玩笑，这有点像中国的古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想不雇用她们省得以后惹官司，也不行，因为这本身就是歧视，她们马上可以告你。你雇了她们，又随时可能告你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所以，在美国公司，老板大多不敢吃窝边草。
卿光亚：也是树大招风，越大越富的公司越容易遭遇这类官司的“袭击”，这真是现代化的“吃大户”。
羊慧明：你找律师打官司，律师就先要问你：“对方有没有钱？”对方有钱，他们才觉得有打头。
邓 阳：在当今美国，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竞争规则完善秩序健全，市场上几乎无多少空子可钻，要想当暴发户已属难上难。不过，有人却找到其他的可以一朝暴富的捷径：告状发大财。这被称为“新六合彩”。
羊慧明：告状发大财要比“六合彩”的命中概率高多了。只要是告老板、告大公司的，大多是告赢了的。
前面提到那几个判例，判赔金额还不算是高的。美国的几家烟草公司，这些年被判赔的金额已高达上千亿美元。2003年美国烟草公司的莫里斯·菲利浦家族被判罚三十多亿美元，仅仅因为其产品在包装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把这家上市公司几乎弄破产。对烟草公司的巨额判赔的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烟草公司要补窟窿，要生存，只好提高烟价。
邓 阳：好像这种“吃大户”的风潮也已波及到华人社区了。2003年纽约一家中餐馆的两个华人女服务生，状告老板让她们超时工作，给她们不公平的待遇，法院一审判决老板要向这两个华人女工赔偿三百万美元。
这类“成功”的事例一多，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群起效尤，告状成风，尤其是告老板、告公司成风，法庭又动不动判赔几千万、几亿乃至几十亿的赔偿。如此“宰大户”，我想会打击美国企业的元气，甚至会把一些美国公司搞垮。
羊慧明：你讲的有道理。告状“吃大户”的现象，会损害美国经济肌体的健康细胞。一个国家的法律，本应保护经济细胞与保护个人权益并重，中国现在已比较注意保护经济细胞了，也就是保护优势企业。美国经济本来已面临走下坡路，而它的经济萎缩往往也是先从经济细胞——企业的萎缩开始的，它的法律不是在保护它的经济细胞而是在帮助摧毁其经济细胞，后果你可想而知。而且，这种“吃大户”也损坏了企业生存和投资环境，许多大企业不堪其扰和不堪其“吃”，将来只有搬出美国。外面的要来美国投资开厂，也得谨慎点了，因为内部人告你是防不胜防。
还有，美国的工会制度，虽在调节劳资关系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动不动组织罢工，对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渐处于弱势的美国公司来说，越来越经不起那样的折腾和漫天要价。像旧金山的地铁，员工平均年工资已达9万美元，可他们还要坚持罢工，地铁罢工牵涉到方方面面，州政府着急，州长去调解也没用。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会逼走一些公司。硅谷有位老板就对我说过，许多人没有看到中国的投资环境一个最优越之处，就是那里少有罢工，少有内部麻烦。
卿光亚：美国法庭有的巨额判赔，已到了令人不可理喻的程度。
邓 阳：他们赢得的“最荒唐的判例大奖”，多是这类赔偿官司。其中一个得奖的判例是，一个黑人到一家餐馆吃饭不付钱，餐馆老板和工作人员与他论理，他反告餐馆种族歧视，法院判令餐馆赔偿他两百万美元！
卿光亚：很难想象，美国的法院会作出如此弱智的判决。
羊慧明：从巨额判赔可看出美国这个社会真正是以人为本，“个人”你是不能随便触犯的，触犯了你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里为什么极少食物中毒？要有一个中毒，餐或食品公司老板就会赔得倾家荡产，他们能不小心？这是它的一点积极意义。但判赔判到荒唐的程度，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部分：国际公关的笑话美国穷人的日子
卿光亚：我看到过报道，说“9·11”之后，美国穷人的数量增加了，全美穷人数接近3000万。美国对低收入者有福利补助，人均每月500～700美元不等，生存应该没有问题。你了解过没有，美国的穷人是如何过日子的？
羊慧明：可以这么说，美国的一些穷人，比现在中国的穷人的日子还要难过。中国的贫穷人口，吃饭问题大多是解决了的，只是吃好吃孬而已，好歹也有个栖身之地。而美国的不少穷人，还吃了上顿没下顿，无钱租房只有露宿街头，或只有去教会救济处栖身。
在得克萨斯，我的朋友有一家跺跺脚整栋楼都会抖的老旅馆，住客都是当地的长短租户，每套房浴厨俱全，月租500美元至800美元不等。房客多是当地的穷人。本来，要是他们去分租别人的房子或租公寓，便宜得多，最低的两百多美元就能租到一间房。但这些穷人财务、信用不好，去租房房东都要查信用，不愿租房给他们。他们只有花更多的钱去租条件差的旅馆。所以，在美国，穷人住旅馆是普遍的现象。
在这些住客中，有一对男女朋友，男的叫缪腾，黑人，三十来岁，长得人高马大，身强体壮。他其实很能干：会检修汽车，修水管，建筑装修房屋。他的女友安娜是西班牙裔，也是身强体健，而且手很巧：她会贴墙纸、涂油漆、铺地砖、装修房屋。可就是这么一对年轻力壮又有手艺的人，却常常饿肚子，交不出房租，经常要向我的朋友借几美元去买吃的。朋友可怜他们，就给他们一些装修活干，干几个小时，给他们几十美元，还不忘带他们去中国自助餐厅饱餐一顿。
有一天，我问缪腾，有这么好的手艺，为什么不去接些活干装修？缪腾告诉我，搞装修接活要有牌照，他拿不出几百元去考牌照；二是他们更拿不出几百美元去买辆旧车和基本的工具，在那里没有汽车连生活都困难，更何谈去接装修活；还有，他们也拿不出几百元去做广告。就是去帮人家干活，没有车也干不成。
两个年轻又有技术的大活人，难道就被区区千把美元憋死了。我问他，能不能向家人借点钱呢？
缪腾听了直摇头。他没有家，是个孤儿，九岁那年他亲眼看到父母被人杀害。他在政府的福利机构长大。他说，就是有家，也只有靠自己。他会开车，修车，也有驾照，但连一辆最破的车都买不起。他的女友安娜过去因为驾车违章，因交不出500美元罚款，可能还要去坐牢。他和原来的女友有一个小孩，按规定他每月得给孩子寄200美元抚养费。可他已有两个月没钱寄了，也有可能去坐牢。
那阵子，我那朋友隔三差五会给他们一点活干，让他们有顿饭吃。有时也给他们介绍一点活，还开车送他们。他们也挺感激，但他们交不出房租，搬走了，还回来找活。有几天，他们没出现了。后来才知道，安娜果然因为交不出驾车违章的罚款而去坐牢了。
卿光亚：美国的低收入者不是有救济补贴吗？
羊慧明：那只够他们买食品但不够租房子。在这个旅馆里还有一个叫汤姆的白人，四十多岁，车开得好但无车开，人也肯干。他每月有500多美元救济金。每到领钱的那一天，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他会去饱餐一顿。剩下的刚够付房租。余下的几十天的食物又没了着落。他每天都会去附近职介排队找工作，但一个月只能找到几天活。他人挺勤快，有空就帮旅馆拖拖地板，搬搬东西，我的朋友也给他一点钱，有时也带他去中国自助餐吃饭，他吃得特多，还会偷偷用餐巾纸包几个鸡腿、排骨什么的藏在怀里带走。
朋友和我合开了一家公司，对面的马路上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都有一群等活儿干的黑人。每当货柜车一到，就会跑来一群，争相要帮忙搬运货物，就像重庆的“棒棒”，只不过他们不用“棒棒”，用手。一车货一会就搬完了，我们按小时给他们工钱。有的人几天才轮得到一回，有个叫杰逊的，天天来要活儿干，我们有时没活儿给他干，他就借个三五元去买吃的，他说已饿得不行了。有一次放长周末假，我们不上班，他知道没活儿干了，就对我们说：“我只有去抢了！”说罢就走了。后来，他好久没出现了，听说犯事“进去了”。
我讲的这些还不是最惨的。旧金山奥克兰680号公路的立交桥下，是一群无家可归者的栖身地，他们连个挡风的篷子都没有，食品靠教会救济，每天下午，教会送食物的车开来，车上笛声一响，那些躺卧在杂草和垃圾上的男女才打起精神来，一起奔向食品车，领取一份免费的三明治或汉堡加一杯饮料。2000年冬天，旧金山下了一场多年未遇的大雪，次日，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那座桥下的几个无家可归者被活活冻死在雪水地里。
那年我去美国国务院采访，在国务院大楼外的绿化带的椅子上，也看到有无家可归者在那里栖身。
照理说，有政府的每月500～700美元的救济，加上教会等慈善机构的帮助，这些穷人的基本生活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可他们中的不少人酗酒、吸毒，谁也帮不了他们。
第二部分：国际公关的笑话唐人街的变迁
邓 阳：到美国去的中国人，无论是观光考察者还是留学生，初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都会想到一个去处——中国城。那里熟悉的中式门楼、汉字招牌、熟悉的语言、熟悉的面孔肤色、熟悉的烹调香味、熟悉的音乐……都给人一种亲切感、踏实感，初到异国他乡的那种惶惶然的陌生感顿时一扫而光，恍若又回故乡。尤其是那些语言不通又吃不惯奶油、沙拉被折磨得饥肠辘辘的人们，到了中国城就像找到救星一样，那里众多的中餐馆南北风味应有尽有。
卿光亚：中国城遍布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城市，它们从最初的唐人街演变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人聚居社区。唐人街的变迁浓缩着海外华侨的沧桑史。
鸦片战争以后，“闯南洋”的华人日渐增多。由于东南亚锡矿、橡胶园的开发，美洲、澳洲、非洲金矿的发现，美加铁路的修筑等，急需大批劳动力，大批中国沿海地区的华工拥向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海水流到处，莫不有华侨”。今天，全球华侨总数已近5000万人，在美国就已有300万华人。
羊慧明：实际上可能还不止。美国2003年人口调查提供的数据是，华人人数为290多万，但这并未包括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有人估计在美国的华人非法移民至少有200万，加上合法华人移民，总数应超过500万人。
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中，大致可分为这么几代：
第一代是清末民初漂洋过海到加州淘金和修筑铁路的华工，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后来逐渐兴起的唐人街，他们中的成功者造就了唐人街的兴旺，将其发展为中国城。旧金山的中国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华侨聚居区，联系着五六十万华人人口。
第二代是二战后，特别是蒋介石政府逃亡台湾后，一些旧政权的军政人员和商人大量移居美国。
第三代是20世纪60年代后，许多中国香港人、台湾人和东南亚华侨移居美国。特别是越战后大批南越华侨移民美国。
第四代是20世纪80年代后，大批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留学生赴美求学，许多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工作或创业。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这几代华侨的成功者大都陆续搬出了唐人街，分散在好区买房子，并在华人相对集中的新区兴建更有现代气息的华人商业中心。因此在旧金山、洛杉矶这些大城市都有“老唐人街”和“新唐人街”之分。
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