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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峡谷之后，我冒着酷热开车经过美国最热的地方“死亡之谷”，然后往北开，朝着准备和希拉里一同度夏的地方驶去。当我走进她在伯克利的房子时，她用一个桃子馅饼——我最爱吃的——迎接我，那是她亲手制作的。这种感觉很好，但好景不长。白天，希拉里去上班，我就到市里去走走，在公园里或是咖啡店里看书，要么就是把旧金山逛个遍。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到当地的餐馆里去美餐一顿，要么就待在家里聊天。７月２４日，我们开车去了斯坦福大学，到那里的露天剧场去听琼·贝兹的现场演唱。为了让所有的歌迷都能够看见她，她每人只收２．５美元的入场费，这和当今一些大型演唱会昂贵的票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兹演唱了那些热门老歌，同时还首次在公众场合演唱了《他们将老迪克西拖倒的那夜》。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可我和希拉里之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于是我们决定回纽黑文以后搬到一起。这个做法无疑引起了双方家庭的关注。我们在法学院附近埃奇伍德大街２１号一座旧房子的第一层找到了一套公寓房。
公寓房的前门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微型起居室，起居室的后面是一个更小的餐厅和一个比餐厅还要小的卧室。卧室的后面是一个破旧的厨房和一间浴室，浴室非常小，抽水马桶的盖子有时会擦到浴缸。房子实在陈旧，地板从墙脚开始向中间倾斜，倾斜的角度很大，我只好用几块小木片垫在小餐桌的一条腿下。但是房子的租金对于手头紧张的法学院大学生还是很合适的：每个月７５美元。这套公寓房里最可爱的地方是起居室里的壁炉。我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希拉里坐在壁炉前面，一块看温森特·克罗宁撰写的拿破仑传。
我们太幸福了，也太贫穷了，对于我们的新家我们只感到自豪。我们还很喜欢请朋友过来吃饭。我们最喜欢的客人有鲁弗斯·科米尔和伊冯娜·科米尔夫妇。他们两人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博芒特，两人的父亲都是非裔美国教士。他们从小在一个社区里长大，交往了几年之后走入结婚的殿堂。鲁弗斯学习法律，而伊冯娜正在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伊冯娜获得了博士学位，而鲁弗斯也成了休斯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贝克和博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鲁弗斯——我们班最出色的学生——开始抱怨起他每天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你知道，”他慢吞吞地说，“生活完全给安排反了。你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用在了学习上，然后就开始工作，等你６５岁退休的时候，你已经老了，不能再享受生活了。一个人应该在２１岁到３５岁之间退休，然后再拼命地工作，一直干到死为止。”当然，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我们现在都快６５岁了，可都还在工作呢。
第二卷四、初为总统
就职仪式于１１∶３０开始。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按照礼宾顺序，在国会护卫队的陪同下来到主席台上。布什总统走在我的前面，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约翰·布尔什瓦上校的指挥下，为我们两人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曲子。我注视着前面大片的人群。
我与首席法官及布什总统握了握手，接着拥抱了一下希拉里和切尔西，告诉她们，我爱她们。然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请我“作为美国总统”走上演讲台。我一开始就将当时那个时刻放到了美国历史的长河中：
今天我们为美国复兴的奇迹而欢庆。今天的仪式是在隆冬季节举行的。但是，通过我们说的话，还有我们向世界展示的面貌，我们正在迫使春天来到。这是在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得以再生的春天。这个春天将为我们复兴美国带来远见和勇气。当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向世人宣告美国独立时，当他们向上帝表明自己的目的时，他们知道，要持续存在下去，美国必须变革……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明确，作为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向布什总统敬了个礼之后，描述了当前的形势：
今天，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担负起了新的责任，他们生活在一个沐浴着自由温暖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仍然面临着古老仇恨和新生灾害的威胁。在我们成长的年代，美国的繁荣无可比拟。我们继承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这一经济已受到了削弱……强大而影响深远的力量正动摇并重塑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改变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所有的缺点都可以用美国的优点来加以纠正。
不过，我还是警告道：“要做到这一点不会容易，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必须像家庭供养孩子那样供养我们的国家。”我请求我的同胞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一想，请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想一想——为了这个世界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个世界给了我们这个星球，我们对这个世界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必须尽全力：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并要求所有的人都承担起责任”。
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国内与国外已没有明显的界限。世界经济、世界环境、世界艾滋病危机、世界军备竞赛——都对我们产生着影响……美国必须继续领导我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才形成的这个世界。
在演讲结尾，我向美国人民提出一个挑战，告诫他们，通过他们的选票，他们迫使春天来到。但光靠政府还无法产生他们想要的国家：“你们也必须在我国的复兴中发挥作用。我激励年轻一代的美国人为国服务……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从这个充满欢庆的山顶上，我们听到了从山谷中传来的为国服务的号召。我们听到了前进的号角。现在，我们已各就各位。有了上帝帮助，我们必须回应这个号角。”
尽管有几位评论者对我的演说提出了批评，说其中既没有强有力的词句，也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具体内容，但我自己对演说却感觉很好。演说中有些地方雄辩有力，思想清晰，表明我们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将来非常重要的投资。演说还激励美国人民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更多的帮助，愈合我们国家的裂痕。我的演说非常简短，是历史上第三短的就职演说，排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和华盛顿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之后。林肯的那篇演说，是所有就职演说中最好的；华盛顿的那篇演说还不到两分钟。实际上，他只是说，谢谢，我又回来工作了。如果我干得不好，批评我。相反，威廉·亨利·哈里森１８４１年发表的演说是历史上最长的。那天很冷，他没穿大衣，讲了超过一个小时，结果患上了严重的肺炎，４３天后因此而去世。我的演说很简短，至少显得很有同情心，也没有任何怪异之处，人民了解我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我打算怎么做。
第二卷五、弹劾之后
经历了弹劾的曲折风波，人们经常问整个过程中我是如何保持头脑清醒，至少是怎样坚持正常工作的。如果没有白宫职员和内阁成员，包括那些虽然对我的行为感到气愤和失望但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人，我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美国人民及早做出决定，坚持让我继续留任，我遇到的困难还会更多。如果有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在１月事发时或８月我在大陪审团作证时为自己寻找安全的退路，事情的解决会更困难些，然而，他们挺身而出迎接挑战。而且还有各国领导人的支持，如曼德拉、布莱尔、侯赛因国王、哈韦尔、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金大中、希拉克、卡多佐、塞迪略，以及其他我所敬仰的人对我的鼓励。尽管我对自己仍感到厌恶，但是拿他们和我的敌人对我的态度相比，我又感觉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来自朋友和陌生人的爱与支持确实给我帮了大忙。那些写信给我或是在人群中向我亲切问好的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些给过我建议、来白宫看望我或是打电话来要同我一起祷告的宗教领袖们提醒我说，尽管我遭到了许多方面的谴责，但上帝是仁爱的。
帮我胜利渡过难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亲情。希拉里的兄弟们和我的弟弟都曾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罗杰开玩笑说，无论如何还是做个没有陷入困境的弟弟感觉更好些。休每周都从迈阿密赶来和我玩拼字游戏，谈体育赛事，让我开心。托尼来和我们全家打皮纳克尔牌。我的岳母和迪克·凯利也都给过我巨大的安慰。
不管怎样，我们的女儿仍然爱我，希望我坚守阵地。最重要的是，希拉里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爱我。从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就喜欢她的笑容。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每周一次的咨询会以及击退右翼政变的共同决心把我们往昔的笑容又带了回来。到头来，我倒要感谢那些折磨过我的人：他们可能是惟一能让希拉里又对我产生好感的人。我甚至不用再睡沙发了。
从琼斯案作证到参议院宣布我无罪的漫长日子里，凡是在白宫家里度过的夜晚，我大多数时候都要花两到三个小时单独待在办公室，阅读《圣经》以及关于信仰和宽恕的书，重读托马斯·阿·肯比思的《模仿基督》、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以及我所收到的几封最有思想的书信，包括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拉比梅纳切姆·吉纳克写来的一系列小型布道。对我影响极大的是《７０乘７》这本关于宽恕的书，作者约翰·克里斯托弗·阿诺德是基督教布鲁德霍夫社区的长老，该社区在美国东北部和英国都有信徒。
人们不断把诗歌、祈祷文、语录等寄给我，或者干脆在公众场合塞到我手中。我还收到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新约》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的内容。据传在耶稣和经常指责他的法利赛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后者把一个有通奸行为的女子带到他面前，称根据摩西制定的法律，他们要将这个人用乱石砸死。他们嘲弄耶稣说：“你要说什么？”耶稣没有回答，而是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仿佛没听见他们的话。他们再接着问，于是他站起身来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罪过，请他扔第一块石头。”听完他的话，他们“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一个一个离开了，从最长者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只剩耶稣和那个女子时，他问到：“指责你的那些人呢？没有谁谴责你吗？”“没有，我的主。”耶稣说：“我也不会谴责你。”
很多人都扔石头砸过我。通过自己制造的创伤，我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当我苦思冥想自己犯错的原因时，我也试图搞清楚敌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为什么会如此迫切地去说并去做那些与他们所宣称的道德信仰相悖的事情。我总是带着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想要对我进行的心灵剖析。但在我看来，那些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中许多与我誓不两立的批评者和媒体中大多数爱发表评论的人，他们确实都占据了安全的位置，可以评判别人而不被评判，伤害别人而不被伤害。
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过和人性的弱点的感知，以及童年时得到的无条件的爱，使我不愿意去评判和谴责别人。而且我相信，无论自己的缺点有多么深重，都远远不会像我的指责者们的权力欲望那样危害我们的民主政府。１月下旬，我收到了纽约州比尔·齐夫写来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是个商人，我朋友的父亲，但我们素未谋面。他说，他对希拉里和我所承受的痛苦感到遗憾，可是风雨过后带来了彩虹。因为美国民众已经变得成熟和敏锐，能够看穿人群中哪些是“被魔鬼附身的毛拉。尽管这不是你的本意，可是在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上，你做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多，包括罗斯福在内”。
在楼上办公室度过的那些孤独的夜晚让我逐渐明白：无论敌人的动机如何，要想得到别人的宽恕，我首先要宽恕别人，即使是对那些以怨报德的人。另外，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在做人上，我永远也达不到至善至美，但希拉里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表现得依旧出色，我还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春天就要来临。
第二卷六、中国使馆事件
月末，希拉里和我在华盛顿主持了最大规模的一次首脑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和平伙伴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庆祝北约成立５０周年，并重申我们在科索沃问题上取得胜利的决心。之后，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埃尔·弗罗姆以及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又组织了一次有关“第三条道路”的会议，这一思想由我和布莱尔共同倡导，突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思想和战略，与会者有德国的吉哈德·施罗德、荷兰的维姆·科克、新任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这一次，我侧重于加强相互间的积极联系、减少分裂和破坏的因素，在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政策方面达成国际共识，以便这些成果在我离任后能继续发挥作用，造福于美国和世界。“第三条道路”的发起和北约成员国及其使命的扩大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但与许多很好的方案一样，这些都会因为意外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敌视和恐怖主义的抬头。
５月初，杰西·杰克逊劝说米洛舍维奇释放三名美国军人，他们是在塞族人与马其顿共和国接壤的边界被抓住的。这之后不久，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训练中坠毁，两名美军士兵丧生，成为我们在这次行动中的惟一伤亡。鲍里斯·叶利钦派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来见我，商讨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向，以及参与随后维和行动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我签署命令，再给韦斯·克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