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留美期间，台湾遭遇台美断交，以及岛内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以及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台湾屡次面临冲击，笼罩在不安定的社会气氛中。在此期间，除了组织和参加抗议活动，马英九成为“不支薪的外交人员”，随时响应邀请，在各种场合积极为台湾在美的地位辩护游说。
此时，马英九在这本杂志上，撰写过不少与此相关的文章，其中和他的妻子周美青一起翻译过美国学者尼克。艾伯斯塔的文章《中共失败了吗？》同时，还以波佬的笔名，主持《波城夜谭》专栏，主要谈美国的对外关系成败。
这一时期的《波士顿通讯》编辑队伍大大减少，与中美建交以及美台断交，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不说别的，就连马英九在哈佛的导师许传玺，观点也开始转变，前后几年间，他一直都在努力同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只是，他的这种努力，长期受到美国以及台湾方面的阻挠，他每次申请来中国，结果，人家只能让他去的地方便是台湾。他不想去台湾，后来只好待在香港，又试图和大陆方面取得联系，结果却是未能如愿。连如此著名的学者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何况在美的台湾其它爱国人士？
1978年，马英九以“王绍陵”为笔名投稿到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勇者的证言… 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说及反应》，在报纸上连载三天，一时在岛内形成风靡之势，并且引起一连串讨论，《中央日报》社还把相关文章结集出版。这一次，蒋经国让幕僚查证作者的真名，这直接导致马英九在博士毕业后直通“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总统”英文秘书的位置。
1981年初，马英九完成了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学习。此时，他的女儿马唯中才刚刚出生，而台湾岛内，外省籍人士的日子并不好过，即使回到台湾，他也不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位。所以，他决定在美国找工作。通过朋友介绍，纽约华尔街柯尔迪兹律师事务所愿意给他提供一个职位，担任实习律师。于是，马英九举家迁往纽约。到达华尔街后，他又被律师事务所指定为美国波士顿第一银行的法律顾问，同时，又担任了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研究顾问之职。
第三章：步入政坛青云直上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不少人对 1949 年后的台湾心存迷惑，无法想象被赶到海岛上的这个独裁腐败政权如何力挽颓势，使台湾经济、科技、文化得到发展。事实表明，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对台湾半个世纪的走向至为关键。
蒋经国在苏联前前后后差不多十年，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西伯利亚工厂打工。那个时候他是极端的左倾，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也发表过声明抨击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的蒋经国，对美国并不推崇，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着批判态度。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版和“白色帝国”美国版。
1949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是直到 1972 年他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才开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湾最高“领导权”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蒋经国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持不同政见的雷震等人。1950年至 1960 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 1950 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
1975年 4月 5日，蒋介石病逝。4 月 28 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严家涂等 20 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在 1978 年 1月 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在 3月 22 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蒋经国在台湾实行“本土化”后，开始启用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后来成为首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内。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并非完全是他个人主动的意愿。因为本土化一方面有内部的压力，一方面也有国际间的压力，国际间的压力最大的就是 1971 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美国宣布 1972 年尼克松要到北京去访问。在美国人的鼓励和压力之下，蒋经国才着手实行本土化。
20世纪 70 年代以后，蒋经国在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因向外贷款过巨，是否发展重工业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而蒋经国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决定，为此后“黄金岁月”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
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这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排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 1960 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
事实上，由 1950 年到 1970 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易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1980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
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
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