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蒋经国父子日记手稿的部分内容 2005 年 2月 17 日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展出。据已看过全部两蒋日记人士透露，印象最深的是蒋氏父子一生最不忘的是“中国统一”，可以用“执迷不悔”来形容。
有一次，马英九替蒋经国当完翻译之后，蒋经国送走外宾，把马英九留了下来，问他：“我听说，那个陈水扁，他要组党，是吗？”陈水扁的事当时已经闹得沸沸洋洋，马英九知道蒋经国是想听听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答道：“我也听说了。但我想，组党不一定是件坏事，美国那样的社会也是多党制，有执政党也有在野党，那样可以相互监督，有一种体制促使某一政党内部的改革。美国的体制，就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政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政府体系的清廉执政。”
他说这话的时候，蒋经国认真地听着，始终没有说话。马英九不清楚他心里到底怎么想。他觉得，既然谈到了这一话题，有些话，他就一定要说出来。他说，据他在美国时所进行的研究，美国的体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国家政体的认同，如果缺乏这种认识，那么，根本就不是反对党，其它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对于这一问题，蒋经国显然早就已经深思过，他颇有同感地说：“对，你这话说得太好了。反对党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如果对国家都不能认同的话，你这个党，就不是反对党，而是‘叛党’。”
马英九接着说：“我忧虑的也就是这一点。在美国的时候，那些台独分子出的刊物，我也看过一些，当时主要是想弄清他们在想什么，准备做什么。结果，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想‘去中国化’，他们想让台湾逐渐成为第二个外蒙古。”
提到外蒙古，蒋经国的心立即痛了起来。这事他最清楚不过，因为他曾为了这块辽阔的土地，在三、四十年代代表父亲和国民党政府去前苏联交涉过，结果都无功而返。
外蒙古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它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国人来说，显得有点陌生。事实上，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中国各个不同的游牧民族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
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是在我国东北境内。这支北方游牧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还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亚洲和欧洲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元朝的建立，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政权，但是自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清初中国把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为外蒙古。清政府曾分别在这些地方设置了管理机构。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也宣布独立。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重新统一于中华民国时，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沙俄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推行“去中国化”和外蒙独立。
1913年，沙俄利用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之机，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自治”的外蒙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驻军库伦。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共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
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苏联领导人背弃列宁的诺言，在蒙古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去中国化”运动和分离运动。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中国同意外蒙独立，遭南京政府拒绝。1945年 10 月10日到 20 日，外蒙古集会举行全民公决，随后宣布独立，脱离中国。
马英九认为现在“台独”份子要走的就是象外蒙古“去中国化”和分离祖国的这条路子。在这一点上，马英九确实具有超人一等的智慧，一眼就看穿了“台独”分子的鬼蜮伎俩。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要做的正是逐渐“去中国化”，然后象外蒙古一样实行“全民公投”，最后达到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目的。 2004 年 9月 30 日，陈水扁在接见第四期“蒙古行政管理人才训练班”学员时就公开说：“蒙古共和国经过公投，确认国家主权独立的意志，值得台湾学习参考。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台湾 2300 万人民的台湾之路，台湾要站起来，台湾要走出去，相信蒙古成功例子能给台湾无比的信心。”
对“台独”分子的阴谋和企图，蒋经国当然非常清楚。蒋氏父子主政台湾的几十年中，尽管海峡两岸各行不同的制度，但在台湾不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蒋氏父子不断向岛内民众宣传根在大陆的理念，积极推行国语，要求台湾学生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文化教育上推行了许多措施，使台湾虽然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仍保存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他们还严打“台独”活动，破获许多“台独”案件，使“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
蒋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1958年和 1959 年这两年，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不仅把“台独”头领彭明敏等人长期关押，而且他对任何鼓吹“台独”的人都不放过，一经抓起来，长期关押。1960年 4月，台湾选举各县、市长和“省议员”，蒋介石明令：凡是鼓吹“台独”的人，不得参加选举。受日本和美国支持的“台独”头子廖文毅 1960 年跑到日本的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蒋介石知悉后，派员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本政府取缔所谓“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之下，廖文毅不得不移往美国活动。
中共领袖毛泽东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对中国统一所构成的威胁，看到了蒋介石是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中国统一的，对蒋介石采取的打击“台独”行动极为赞同。由此，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提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 1959 年 10 月 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毛泽东因此提出要与蒋介石“和”的主张。
1958年 10 月 6日，毛泽东在他亲笔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对蒋介石说：我们“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当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又亲笔撰写《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多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1957年 4月 16 日，周恩来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有了两次合作的过程了。”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毛泽东对此问题更是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在此期间，著名民主人士曹聚仁还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
反对党兴起与“革新小组”成立但蒋经国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政权的安危。马英九也知道蒋经国的心事，所以对“台独”分子“去中国化”的事避而不谈。马英九说：“我回来的时间不长，对于党外人士的那些诉求，还不十分了解。不过，这几年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我都有认真观察和研究。他们之中，确实有一些人，是在忧国忧民，但另外一些人，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
他见蒋经国很有兴趣地在听他讲话，便继续说道，他认真研究过菲律宾的情况，觉得菲律宾和台湾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两地最初都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美国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但后来，美国的态度显然改变了，这次菲律宾所发生的事，自然与其内部的腐败和独裁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在背后支持反对派，给马科斯政府不断施压，更是一个直接的诱因。台湾目前的情况，和一年前的菲律宾极其相似，公政会虽然还不是政党，但已经形成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实体，并且在不断壮大。如果取缔的话，美国不会答应，而且，台湾岛上，也可能引发冲突，增加不安定因素，这几年的改革努力，可能付之东流。如果放任自流，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可能会闹出更大的事来，那时，政府就不得不表态，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马英九的话理顺意明，言简意赅，字字精辟，更兼他思想敏捷，眼光远大，见解脱俗，说得蒋经国连连点头，“嗯！有道理！我就是担心会动摇国本。国本动摇，我就是千秋罪人呀。”马英九很清楚，蒋经国所说的“国本”，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分裂中国，这才是所有一切政治的根本。
此时此刻，蒋经国确实是被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他在寻找突破的方法，却又觉得很难突破这个困局。他并不仅仅只是找马英九一个人交谈，还曾找过很多人，至于别人向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马英九不清楚。大约一个月以后，蒋经国似乎下定了决心，所以，他约见了党外大佬、开明派的陶百川。
1986年 5月初，蒋经国和陶百川长谈了一个小时。据有关消息透露，蒋经国和陶百川密谈的主要内容，便是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蒋经国请他出面与反对派人士沟通，表示国民党准备在政治民主化上做出新规定，以便党外势力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事后，陶百川马上与自由派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约见党外人士和国民党的一些人士餐述。蒋经国还在这次聚餐中讲话。
几天之后，蒋经国通过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等人，约见公政会的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听一听他们的诉求。公政会的全称是“党外公政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这个组织，就是以前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选举后援会”。看上去，像是一个临时性组织，自从 1984 年 5月改组为公政会，给人的感觉，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党，至少也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所以，公政会成立后不久，当局便指斥他们违反“戡乱”时期戒严令，是非法组织。从那时至今的一年时间里，公政会多次派人要求面见蒋经国，向他当面陈情，都被婉拒。这次蒋经国主动提出接触，似乎是他已经有了某种深思熟虑的想法。那时，马英九自然不知道，此事的背后，有美国在不断地施压，蒋经国已经是无路可退。
5 月 10 日，双方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会谈。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双方对实施“中华民国宪法”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推动民主宪政，则需要继续磋商；二、双方对公政会及其分会都表同意，至于“登记和名称”问题，则有待于进一步磋商；三、双方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这所谓的三点共识，实际上一点共识都没有。不过，与会双方，可以说都有收获，蒋经国需要的，正是反对派对于“国本”的承诺，他拿到了这个东西。而反对派，需要的则是活动的合法性，他们同样拿到了这一承诺。最为重要一点，以前，国民党不承认反对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而现在，却愿意平等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同。所以，反对派将其称为“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
从此开始，公政会便迅速膨胀，短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台各地建立了分会。党外人士显然看到了组党的曙光，所以，他们决定更进一步行动，决定发起“5。19绿色行动”，抗议国民党实施戒严 37 周年，活动地点选在台北闹市区的龙山寺，发起人是江鹏坚、陈水扁、许荣淑等人。国民党对此早有准备，在示威人员到达之前，便派出大批军警将其封锁。如此一来，游行已经不可能，双方和平对峙了几个小时，于晚上 9点多由江鹏坚和谢长廷同台北警方协商，警方同意让出一条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