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总是自己和孩子的肢体血糊糊地和金属纠缠在一起的可怕幻象，伦敦很可弥补这一不足。和穷乡僻壤的多尼加尔不一样，伦敦的地铁、巴士和绝对可靠的出租车服务，使马修既能到处乱跑，又不冒亲自驾车的“危险”。何况大英帝国的首都还是世界上生活最方便的城市，遍布各个角落的零售商，把一切可心的东西送到你面前。
从他在董贝街的宽大公寓出发，东行不到两百米，小店小铺密集的兰姆斯康代街已经出现在眼前。在家几十米的距离内，就有一家药店（斯文尼常去请教有关问题），一家可买到羊角面包的法式烤点店，一家花店（斯文尼买过一盆仙人掌，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后来成了他最新也是最好的一部诗集的题名诗），小酒馆，“羔羊”酒店，一家干洗店，两家咖啡店，一家杂货店，一家蔬菜店（斯文尼为不同品种的生菜、茄子和辣椒的正确选用与人辩论了很久），两家食品店（一家爱尔兰风味，一家普鲁士风味），一家药草店（这我没资格置评），还有伦敦历史最悠久最有声望，坚持用马车出殡的A法郎士殡仪馆布卢姆斯伯里分馆——斯文尼每次走过它那黑墙金字的大门口，你总能看见他加快步伐，而且哼着一首汤姆韦茨的歌壮胆。只有一九九一年伯纳德史东的“塔楼书店”（全市收集当代诗歌最齐全的书店）的关闭，才使斯文尼家门口的城市景观稍微减色。
往北一条街之外，颇值一观，耸立着伦敦皇家顺势疗法医院的高大古典式建筑。到过斯文尼家朝圣的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无不以为这种邻近关系意味深长。当然他们也不能断定，从斯文尼四楼卧室一眼就可看见的急救车出动的情景和往来不断的忧心忡忡的看病者，是加重还是缓解了斯文尼的忧郁？斯文尼自己都未必说得清。但因为经常步行往西到女王广场，去和出版其儿童诗（据论者之言，斯文尼的儿童诗痴迷于形形色色的怪物，对告别童年深怀恐惧，因而别具魅力）的“费伯书屋”的编辑见面，他躲不开医院的庞大楼影。
说实在的，斯文尼在著名的人文荟萃的布卢姆斯伯里（任何一位斯文尼一样的优秀作家，皆可轻易从这里找到他的先驱）的家，正处在各种医疗机构的中心：皇家外科学院，伦敦大学医院，内分泌协会，女王神经病院，热带病医院（斯文尼曾去化验过尿样和痰样，看是否感染了能引起高热和内出血的伊波拉病毒），以及其他类别的医务设施，全都步行可及，充分证明了人类与微生物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何等残酷：人被感染、传染、侵害，被疾病折磨，最终如斯文尼所指出的，走向死亡。
也许应当交代以下。我第一次见到马修斯文尼，是在都柏林克拉夫顿街的伯利博物馆。那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他的第四部诗集《蓝鞋》在爱尔兰首发，时间正巧是我到博物馆，在其著名的大咖啡厅的楼上大厅朗诵诗的前一天。马修说服他的编辑（如今也是我的编辑）多留一天，两人一起来听我朗诵。我们在都柏林的共同朋友，诗人兼小说菲利普凯西，曾替我们交换过诗集，此后我们经常通信，互道雅慕，谈文论友，虽从未谋面，熟悉已如故交。按当地习惯，我们去了格罗根酒吧。他对我的朗诵称赞有加，对我因职业之故熟悉各种疾病和病理深感兴趣，和我一样爱穿黑衣（我穿黑衣也是职业之必需），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
这次见面为时甚短，酒吧里也太吵。我的时差尚未调整过来，马修呢，尚未完全从前一夜的疲劳中恢复。但令人高兴的是，这只是此后一系列交往的开端。在英国，在爱尔兰，在密歇根，我们都享受到对方家居的舒适，妻子的热情，孩子的可爱，朋友的友善。我俩的诗，批评家说题材近似，如国内的灾难，面临的危险，以及神秘奥妙的死亡，但处理却很不一样，大家聊起此道更是投机。
在伦敦的作家和老饕圈子里，斯文尼被形容为一个讨人喜欢的、神经质的疑病症患者。他偶感风寒，便觉得是肺结核；头痛，便怀疑生了脑瘤；发烧，可能是脑膜炎；宿酒未退，是消化性溃疡；大便不准时，是肠梗阻或结肠癌；除了未曾怀疑自己怀孕，所有已知的疾病他统统来过一遍，直到检查确诊才放心。事实上，他连经前期综合症都去查过，而大家也不怀疑他会得这种妇女病。他到处咨询请教，手头上有一长串专家名单，附以手机号码。他的医护大军中有心脏病和直肠病医师、针灸师、免疫学家、口腔医生、肿瘤专家、行为医疗师，还有当地一些宗教和半宗教组织的心理医师和整体疗法专家。家里的电话上已预先输入这
些人的号码，以便需要时一拨便通。他大部分教友的胸章上，写的是“紧急情况时打电话给牧师”，而斯文尼的却写着：“叫急救车。叫医生。采取全面预防措施。”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2）
他曾向人请教过人类所有已知的疾病，从A字母打头的阿伯斯—勋伯格氏病，到Z字母的结核菌感染，想象自己患了所有这些病。有些物种和亚种之间从未听说过的怪病的互相传染，更离奇地加重了他的忧虑。但猪流感、鹿虱、犬类白血病、棕蝠症，以及鹦鹉热，在每一季度的身体检查中倒是可以排除。
他还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是已知的唯一的疯牛病幸存者。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是因为吃了“海滨辛普逊”餐馆一份配以熏鱼和煮蛋的瘦牛肉当作早午餐之后染的病。马修选择饭馆，常常参考伦敦《观察家》的推荐。报上对法国南部菜式中的蘑菇的讨论，使马修相信，蘑菇是有毒的，误食了蘑菇务必叫医生。
人们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曾向马修建议，以亲身体会写一本关于疑病症的书，可是天哪，马修觉得把握还不大。
尽管别人对马修报之以怀疑和嘲笑，我有时想，也许马修正是一个先知，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一个预言家，都市大漠里难得的清醒声音，他呼喊着：末日已近，比你想到的更快。
伦敦吸引斯文尼的地方，除了便利的公共交通、文学氛围和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还有饮食。英国人对烹调兴趣缺缺，毫无天才，因此引进了前大英帝国疆域内的一切佳肴。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一国哪一地区哪一民族的菜食你在伦敦找不到。马修则把品评这些美食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简直就是味道学专业的高材生，天生的品味和美食大师。在长期的体验中，他发现了全伦敦最好的泰国餐（南肯辛顿区的Tui）、阿富汗餐（帕丁顿街的“沙漠商队客栈”）、印度菜（苏豪区的“红堡”）、中式点心（唐人街的“海港城”）、面条店（大英博物馆后斯特雷森街的“瓦加玛玛”）和咖喱素食馆（图登汗法院路站后面小巷子里的“曼迪尔”）。对人而言，品味的国界是无边的，就像天空之于飞鸟。斯文尼浸淫于各种前所未知的食物里，宛如都市天堂里一只快乐的珍鸟。
黄雀吃蓟，鹈鹕想鱼，游隼喜肉，蜂鸟吸吮甘甜的果汁，马修的无边渴望与伦敦的全球餐谱配合得天衣无缝。美食在他心中犹如满天繁星，今天哪一颗亮得更耀眼，他就选定哪一颗。在他的探险中，常有自愿的同行者，或是诗界同行，或是别的食客，他们觉得与马修一起用餐是难得的实习机会，花点钱太值了。（写下那些在文学界和美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实在是很难抗拒的诱惑。好在我习惯了。即使略而不提是个错误，也比挂一漏万好。）
此外还得提一下，马修自己也是个烹调高手，从选菜配料，洗切煎炸，到摆出宴席，开怀享用，每一步骤都带着他鲜明的风格。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因为他对食物的情有独钟——发自感官、肠胃和心灵深处的喜爱——与别人所说的他的疑病症实在巧合。而且我觉得，他对人生之短暂的特异敏感，对人类生存之本能的敏锐感受，也正与此契合。
在图登汗法院路站的一家日餐馆吃生鱼片时，大家很自然地谈起，日本人每年多少人因食用处理不当的河豚而送命（最新统计，刚好五百出头）。是所吃的食物决定了谈话内容吗？有一次，我们在学做曾在诺西亚的“法兰西斯餐馆”品尝过的一道拿手菜，意大利翁布利亚风味的香肠和小扁豆时，马修突然问我：对尿道感染、男人性功能障碍、结肠炎和憩室炎了解多少？知不知道常年胃胀有什么先兆？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他对香肠和小扁豆有所怀疑？食物和他对灾祸的恐惧是不是有关联？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有一次，在密歇根，我们一早钓到一条鳟鱼，在厨房切小香葱作调料时，他的话题忽又转到显微手术可能有的危险。“手腕出点小毛病，”他说，“你可能就没法走路，没法说话，甚至整个后半辈子都过得凄凄惨惨。”还有一次，在克莱尔我的农舍附近的餐馆，面对端上桌的我敢说是全世界最棒的龙虾，马修开始问我关于意外死亡，特别是从高处跌落摔死的事。他一定要弄清楚，法医学是不是能够证明，如他希望的那样，死亡发生在坠落过程中，人不是在着地时活活摔死的。
每当有人问我马修为何如此敏感时，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力尽所能地回答，如果我也不懂，争取提供一些书目让他找到答案。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也得设法弥补。
关于这个从高处坠落的问题，我向马修介绍了一个获得很高评价的理论，最初是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的一个学生提出来的，大意是，生物面临巨大的威胁时，机体便开始进行腺分泌和其他生化反应，导致集中神经细胞活动的大脑突触团阻塞，引起昏迷。坠落者的一种情形是，没有摔死，受伤后经抢救在医院苏醒；另一种情形是，摔下去，一命呜呼。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可以断言，这个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撞上地面，或者说，地面如何撞上他的。
马修听了我的话，呆了半晌，这才吃起龙虾，加上一小块黑面包，一点其他的菜。斯文尼这次是全家来西克莱尔作客，他的夫人罗丝玛丽不顾反对，坚持让孩子自取餐具，自己敲碎龙虾壳。我从她的蓝眼睛里看出她在一心忍让。和马修这样的作家生活在一起，非得有圣徒的品性不可，能分担痛苦，能理解人。我在妻子玛丽的眼睛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眼神。我想，换个话题会轻松些，便谈起牙齿矫正，青少年的成长，宇宙的形状，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内容。但在马修的眼中，仍残留着一丝怀疑、一些不满足和徘徊不去的疑惑。就是这种合理的疑惑，洗刷无数无辜者的冤屈，甚至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我们用餐的曼纽尔迪卢西亚（迪卢西亚是西班牙人的后代，一个世纪以前，西班牙舰队因为暴风雨在西克莱尔海岸搁浅，逃上岸的水手绝大部分被当地的爱尔兰人杀死，只有寥寥几人幸存）餐馆坐落在高崖上，俯瞰着基尔基和卢普黑德西南犬牙交错的海岸，这也许是马修想到坠落的原因吧！这种险恶的地形，也许让马修回想起他度过童年的爱尔兰最北端的马林头，那里的土地高出海面足足半哩。我呢，则想到我的同胞诗人埃德加爱伦坡，他的《反常之魔》形容的就是当我们站在危崖的边缘时，内心常有的“跳下去”的冲动。坡的意思是，事物在被创造的同时，内心已埋下毁灭的种子。这话或者是赫尔曼梅尔维尔说的
？对于这些马修几乎肯定会赞同的观点，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我觉得，我耳闻目睹的一些事，虽然有限，或可作为来自经验的证据，满足马修此时的渴求。我告诉他，我曾装殓过一个废金属场的工人，他是被汽车砸死的。若论有说服力，讲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会更好。但米尔福德最高的楼只有三层，没听说过谁从楼上下来摔死。所以，我们这儿看不到伊卡洛斯（2），看不到有人从天上掉下来。对于那个不幸的遇难者，毋宁说是天掉下来了：一辆在车祸中被撞坏的野马汽车，当时吊车正吸住这辆烂车在空中，恰巧这时出现了人们所谓的“金属疲劳”现象，吊车一时失灵，汽车连同吸住它的大铁盘同时落下，砸在正在下面一辆汽车上翻弄车盖的工人身上——实实在在，他不该在这么一个错
误时间出现在一个同样错误的地点。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3）
这类事没什么好说的。保险公司的赔偿，不着边际的对死者的赞扬，同事们的同情，都难以弥补大错。这正像我的大儿子所说的，“一件倒霉事”。尸体是他从停尸房运回殡仪馆的。
从马修的神情上可以看出，尽管不及细问死者的背景、家庭等详情，他已完全把自己与这个在工作日死于飞来横祸的工人等同了。
但我觉得应该向朋友说明的是，尽管造成了如此沉重的伤害，尽管这样的事多得说不完，那个被砸死的工人脸上表情平静如水，这本身意味深长。这种安详无异于明确宣告，他对带给他灾难的“未知力量”要么无所谓，要么只能默认其作为。死的脸上除了伤痕、碎损和裂口，还有一种表情，仿佛要对我们说，“祝你愉快！”我想，也许对于他母亲和家人，这多少是点安慰吧。可是亲人们的心，却依然紧紧贴在已经合严的灵柩上。
此刻，心中充满对同类的哀悯，斯文尼双目含泪，伫立在窗户边，凝望着太阳西沉的北大西洋，凝望着立在岸边的妻儿在暮色中的剪影（罗丝玛丽坚持带孩子们出去“透透气”），海鸥在他们头顶的悬崖上空翻飞，划向岸边的小船亮起灯火，与天边最初的星星交相辉映。
我为他叫了一杯白兰地。
如果人生像一盒巧克力，一顿龙虾大餐，也没什么不好。活着的人可以吸取很多教训。我学到的一条就是：我们有的人狼吞虎咽，有的人仔细品尝；有人视吃为麻烦，有人则当作享受；有人吃完，拔腿就走，有人边吃边想；食物中有些是猎杀的，有些是收获的；有的新鲜，有的经过腌制；有的是活的，有的早已死掉。我们的胃口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