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会让你轻松如意，”我继续说，“我们必须加油，直到你赶上进度。你们会毕业，我希望你们有人会上大学。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那是我的承诺。我再也不要听到‘白痴’这个字了。你了解吗？”
他们似乎肃静了些。
我们确实很努力，而我不久也兑现了承诺。马克的表现尤其出色。我听到他在学校里告诉另一个男孩：“这本书真好。我们不再看小孩子看的书了。”他手上拿的是《杀死嘲笑鸟》。
过了几个月，他们进步神速。有一天马克说：“可是他们还是认为我们很笨，因为我们说的话不对劲。”我等的那一刻到来了。现在我们开始了一连串的文法研习课程，因为他们需要。
可是6月到了。他们的求知欲依然强烈，但他们也知道我将要结婚，离开这一州。当我在上课提到这件事时，他们很明显地骚动难安。我很高兴他们变得喜欢我，但气氛似乎不太对，他们是在为我即将离开学校而生气吗？
在我上课的最后一天，校长在学校入口大厅迎接我。
“可以跟我来吗？”他坚定地说，“你那一班有点问题。”他领着我走向穿堂时正视着前方。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很犹豫。
我太惊讶了！在每个角落、学生的桌上和柜子里都是花，我的桌上更有一个巨大的花篮。他们是怎么弄的？我怀疑。他们大多家境贫寒，必须靠勤工俭学才能赚得温饱。
我哭了，他们也跟着我哭。
之后我知道他们怎么弄的。马克周末在地方上的花店打工，看见我教的其他几个班级下了订单。他提醒了他的同学。骄傲的他们不想被贴上“穷人”的标签，于是马克要求花商把店里所有“不新鲜”的花给他。他又打电话给殡仪馆，解释说，他们的班上要把花送给一位离职的老师，于是他们答应把每个葬礼后用完的篮子给他。
那并不是他们送给我的惟一礼物。两年后，14个学生都毕业了，有6个还得了大学奖学金。
28年后，我又在那间学校附近的一所高中任教。我知道马克和他大学的女友结了婚，是个成功的商人。无巧不成书，3年前马克的儿子还在我任教的高三优等英文班读书。
有时我想起自己第一天当老师时我还会发笑。试着想想！我竟曾考虑辞职，去做“报酬更好”的事！
（珍妮丝·爱德生·康诺利）
童子军团长挽回大势
朋友的惟一礼物就是他自己。
——桑塔亚那
童子军们为“亲子之夜”的晚会已经准备了好几个礼拜了。事事已井然就序。墙上挂满了展览品，童子军们个个兴高采烈，桌子上也摆满可口的食物。
主持人已经就座。观众们在预先安排下兴奋地唱着亲子晚会节目的主题曲。
之后就是吉米·戴维斯的致辞。这一刻他已经等很久了。他起立时，看了他母亲微笑的脸庞还有他父亲呆板而客气的脸一眼。他满怀热情地开始了。由于听众们把注意力焦点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演说更加动人心弦。
但事情发生了，他眼前的世界似乎模糊成一团。他的声音慢了下来——结结巴巴——就停了。他涨红了脸，手臂茫然挥动着，绝望中的他无助地看着他的童子军团长。
由于曾经排练过，童子军的领导人已经听过他的讲演许多次，于是他在旁提了词，使这个小伙子能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已经不同了——这个杰作遭到了破坏。
吉米又停了——童子军团长又提了词。剩下的两分钟，看来像童子军团长在致辞，而不是吉米。
但吉米还是完成了。他在一群男孩中间坐下，知道他自己失败了，心情更是沉重。男孩的母亲脸上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沮丧，而他父亲的脸则因羞愧而痛苦地扭曲着。
观众们敷衍地鼓掌，给这个失败的男孩以同情的鼓励。
但童子军团长还是站着，他冷静的眼睛眨了眨，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因为他没有说得很大声。
他在说什么？
“我比你们高兴，因为我更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已经看到一个男孩把可能成为悲惨失败的事件变成光荣的胜利。”
“吉米可以选择退缩，退缩会比较容易。在200人面前继续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相当的勇气。”
“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听到一场更好的致辞，但我确信你不会看到任何比吉米表现的童子军精神更好的示范——在困难重重中也得继续下去！”
人们的鼓掌变得如雷贯耳。吉米的母亲骄傲地坐直了身子。男孩父亲的脸上又回复了自信。所有的人又变得兴高采烈，而吉米，不吐不快，对他旁边的朋友说：“基，我真希望我有一天能变成像那样的童子军团长。”
（华特·麦克匹克）
（由马丁·卢提供）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搞的？
如果你对待一个人……以你期待他和他可能成就的样子对待他，他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歌德
我们的年轻人长得越来越快了，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但我能做什么。
我心里的声音质问我，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典范。我不是心理学家，我也确信我没有像政治家一样有造成巨大影响的能力。
我是一个工程师。我在维吉尼亚大学取得电子工程学位。现在我正为Hewlett Packard公司做事。
但这个想法从没离开过我。
所以，我终于决定做些事。那天早晨，我打电话给地方附近的高中。我和校长谈话，告诉他我希望能有所协助。他受宠若惊，邀我在午餐时间到学校来，我接受了。
中午，我开车到学校去，脑子里充斥着各种想法：“我可以和他们搭上线吗？学生们可愿意和一个外来的陌生人谈话？”
好多年来我没踏进高中校园了。当我走在校园大道上时，学生们兴奋地吵成一片。人很多。学生们比我想象中要成熟。他们大多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
最后，我来到103教室，我要在那儿和学生分享一些内心的感觉。我深呼吸了一口气，打开门。里头，有32个学生在叽叽喳喳他说话。我一走进去，他们就停止了，所有的眼睛注视着我。
“嗨，我是马龙。”
“嗨，马龙，欢迎。”咻！我松了一口气，他们接受我了。
在一个小时的会晤中，我们谈论如何设定目标、学校的重要性、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当象征下一堂课的铃声响起时，我还不想结束。时光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过得快，已经到了我该回去工作的时刻了，我简直不相信我有多高兴，我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件事持续了几个月，我在这所学校拓展了不少关系。学生们和我相处融洽，但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因我的到来而开心。
事实上，我说的例外是指保罗。
我永远忘不了保罗，他是个看起来真的很棒的家伙，6。2尺高，220磅重。他才刚转学到这个学校来。传说他才刚从少年法庭的拘留中心出来。其实，老师们都很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两年前，他因在争执中刺了英文老师胸前一刀而被判刑。每个老师都让他随心所欲。他总是最后一个进入课堂，从不带书，因为他根本不想上学。
有时，他会在我的课程中不发一言地坐着。我想他来的惟一理则是想“鸡蛋里挑骨头”。
每次我想要他加入时，他只是用锐利的眼光瞪着我。他对我口出恶言，好像一颗就要引爆的炸弹。但我并不打算放弃。每次他来，我就企图说服他加入讨论，但他并不感兴趣。
有一天，我受够了，他引燃了这枚炸弹。
在这一特别的课程中，我们正讨论我们的“理想大学”。学生们从杂志中剪下他们目标中的图片，把它们贴在剪贴簿上。保罗进来时，我们已经讨论了20分钟了。
我征求愿意和班上同学分享他或她的理想大学的志愿者。茱莉亚，一个小女孩站了起来，开始讲述她的梦想。我很高兴茱莉亚站了起来，因为当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是如此地害羞。
“我要上医学院当医生。”
忽然间，笑声从教室后头迸出来。
“拜托你，当医生？认清现实吧。你不会有出息的！”
所有的人都回头往后瞧，保罗边笑边说。
我很震惊，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全班鸦雀无声，我该怎么办呢？我的肾上腺素分泌越来越旺盛了。
“保罗，你错了！你为什么要打击别人呢？”
“哟，老师！你敢说我？你是在侮辱我吗？你可知道我是谁？看我，我可是个天生的土匪。别惹急了我，否则就有你好看。”
他开始走向门。
“不，保罗，那没用，你没有权利打击别人。够了，你不需要留在这儿。你如果不能成为团体中的一分子，就走吧！我们这儿是个互助合作的团体。而且，保罗，你有那么多潜力。我们需要你的参与，你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大家。我关心你，也关心整个班级，所以我才到这儿来。你愿意加入大家吗？”
保罗看了看他的肩膀，并狠狠地瞪了我一下，他打开门走了出去，把门重重地甩上。
整个班级都为这出戏感到震惊，我也是。
下课后，我收拾好东西走向停车场。当我走到我的车子前，有人叫住我。
我转身，出乎意料地，我看到保罗。他静静地走向我，我被恐惧的心境笼罩了。我想找人帮忙，但事出突然，我根本无法动弹。
“史密斯先生，你记得你对我说的话吗？”
“是的，保罗。”
“你的意思是说，你关心我，想要我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
“是的，保罗。”
“好吧，从没人对我说他们关心我。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我想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支持我。明天上课前我会向茱莉亚道歉。”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太惊讶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当他走开后，快乐的泪水从我的眼中流下来，开始滑落下我的脸颊。那天我决定贡献我的一生鼓励年轻人了解他们真正的潜力。
（马龙·史密斯）
卷四 学与教（之二）
雪中的零
每颗星有自己独有的一切，星际再也没有类似的世界。
——叶甫国申柯
这出悲剧是在一个寒风彻骨的2月早晨开始的。我开车到学校去，跟在密尔福地区巴士后头。它忽然在一家没生意做的旅馆前煞车停下来，就像每个下雪的早晨一样。而我却被这意外的停车搞昏了头。一个男孩踉跄下了巴士，摇晃了一下，步履蹒跚的他跌倒在街道镶边石的雪上。巴士司机和我同时赶到了他身旁。他苍白的脸比雪还白。
“他死了。”司机喃喃自语。
我一分钟也不耽搁。我很快地看了一下从巴士上往下看的受惊的年轻脸庞一眼。
“找医生！快！我会从旅馆里打电话出去。”
“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他死了。”司机往下看着一动也不动的男孩。“他说他不舒服，‘我很抱歉，我必须在这旅馆下车。’就这样。他又客气又谦虚。”
当这个消息传开时，暄哗的校园忽然失去了声音。我从好几群女孩子旁经过。
“他是谁？是谁死在往学校的路上？”我听到她们其中一个轻声低语。
“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密尔福地区的孩子。”她回答道。
在教职员室和校长办公室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希望你去通知他的父母，”校长告诉我，“他们没有电话。总之，一定要有学校的人亲自去通知他们。我会代你的巍！？
“为什么是我？”我问，“你去不是比较合适吗？”
“我不认识这个男孩，”校长条理分明地说，“而且在去年二年级学生的个人表格中，我注意到你是他最喜欢的老师。”
我在风雪中行驶，沿着颠簸的峡谷小路到伊凡斯区，一路想着这个男孩，克里夫·伊凡斯。我是他最喜欢的老师？！那么，为什么两年内他对我说不到两句话呢？我可以用我心里的眼睛记得，他在我下午的文学课中一直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他独来独往。
“克里夫·伊凡斯，”我对自己咕哝着，“一个从不笑的孩子。我从没看见他笑过一次。”
这大农场的厨房既干净又温暖，我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个消息。伊凡斯太太慌乱地拿了把椅子过来：“他从没说他哪儿不舒服。”
他的继父鄙夷地说：“从我搬到这儿来之后，他就什么话也没说。”
伊凡斯太太起身，把一只平底锅推进炉子后面，开始解开围裙。
“撑着点，”她的丈夫吼着，“在我到镇里去前我得吃早餐，反正现在做什么也干事无补。如果克里夫没这么蠢，他会告诉我们他不舒服。”
学校下课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我面前的各种记录发呆。我即将要封存这个男孩的档案，并在学校报纸上写下他死亡的新闻。几乎空白的稿纸似乎在嘲笑我的努力。
“克里夫·伊凡斯，白人，并没有受到继父合理的养育，有5个兄弟和姊妹。”简略的资料和全是D的成绩单是这些记录提供的所有内容。
克里夫·伊凡斯静静地走进学校大门，在傍晚又静静地离开，全部的事实就在这里。他从未参加社团，从没加入任何团队游戏，从没到办公室来过。直到目前，我还没听到他做任何一件有趣的、顽皮吵闹的事情，没有人注意过他。
你怎么能将一个男孩归于零呢？但学校的记录多半给我这样的答案。一、二年级老师下的注解写着：“可爱、害羞的孩子；胆小但热心。”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