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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组织？是因为人生于世间，都需要有个（或多个）着落；着落是由组织规定的。比如你是某工厂的工人，你就可以进去工作，定期领工资，也就才能活。其他各种组织可以类推。
深入一步看，组织还是人与人间各种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各种关系，可以是习俗限定的，也可以是条款规定的。早期，尤其常语所谓小事，来于限定的多；晚期，尤其常语所谓大事，来于规定的多。关系，如旧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由静态方面看。由动态方面看，组织还是人的各种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如旧所谓士农工商兵，士要读书，农要耕田，工要制器，商要买卖，兵要卫国。总之，人既然不只一个，要活，就不能不组织起来。世间是复杂的，生活是复杂的，由于适应不同的需要，来于不同的渠道，组织有各种性质的，各种形式的（时间久暂也不一致），如果把不同时地的也算在内，那就大大小小，几乎多到无限。无限之中，可以分为必有和可有两类。如国、家之类，庄子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人必须参与，是必有的。如某党派、某诗社之类，不是人人必须参与，是可有的。当然，由重要性方面看，必有的总要放在前面。以下谈组织，着重说必有的。
不管是习俗限定的，还是条款规定的，组织，对于其中的人，都有拘束的力量。拘束，是不许任意做什么，说具体些，是不逾矩的可以从心所欲，逾矩的不可以从心所欲。由矩方面看，组织有优点，是其中的人，生活有轨道可循，消极可以避免乱来，积极可以保证安定。由不许从心所欲方面看也有缺点，是给自由活动加了限制。有的人，如古的一些隐士，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就对组织，主要是政治性的，没有好感。这是从感情出发。从理智出发，认识就不会是这样。组织，不论什么形式，都是有来由的，或说最初都是为满足某种需要，解决某些问题，才不得不如此。小的如家，夫妻子女合居，男女分工，大的如国（或相当于国的），构成一个自足的内团结而外御侮的系统，有治者与被治者、各种职业的分工，都是这样来的。这是说，它有用，有必要。不说完全合理，因为一，我们很难证明，某种形式必是最好的，又，一种组织形式的形成，不能不受或多或少的传统的影响，也就很难天衣无缝；二，组织有惰性，常常是，新需要、新问题已经出现或早已出现的时候，这旧的形式还在稳坐原地，不肯让位。韩非子主张“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理说得不错，不过说到行，那就很难，因为阻碍力量会来自认识、人事、惯性等等方面。
但也不能长久不变。总的原因是人人想活得如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这是愿望，由长远看有力，由临近看就未必。由另一面说是阻碍力量经常很大。这阻碍力量，一种是屈从于习俗的愚昧。就最大的组织形式说，秦末群雄揭竿而起，起因是受不了暴政的水深火热，及至火烧咸阳，孺子婴完蛋，最后汉兴楚灭，还是刘邦在长安即了位，因为想不到帝制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组织形式。阻碍力量的另一种是有些人在旧的组织形式中占了便宜，利害攸关，自然不肯让步。还有第三种阻碍力量，是熟路易走，创新，如果不能照猫画虎，就太难了。难而终于不能不变，理论上出路有两条。一条，以治病为喻，万不得已，挤到背水的形势，就会成为割治。这显然会带来破坏和痛苦。另一条，是理论加理想，内靠教养和理智，外靠研究和比较，也以治病为喻，是服药加理疗，星星点点，求积少成多。为了多数人的安全和幸福，当然后一条路是较可取的。但理想终归是理想，至于事实，后一条路常常是较难走的。
不得长久不变，表示不同的组织形式有高下之分。如何分高下？比较也可以有范围大小的不同。范围小是在内部比，范围大是与外部比。标准都是一个，用自产的名称是孟子的众乐主义（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用进口的名称是边沁主义（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是好）。但这又是理论，至于实际，那就常常会难于测定。以家庭组织的大小为例，过去，推崇所谓五世同居，到老舍笔下降了一级，成为四世同堂，现在呢，几乎都是成婚之后就分飞，还有未来，也许同样会学先进国家，连家也富于灵活性（乍聚乍散）吧？三个时代，哪一种好？恐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自然，想法不能代替是非；不过说到是非，那是由幸福和痛苦的量来，而幸福和痛苦，是不能放在天平上衡量的。所以，在这种地方就又用上“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的原则，大德是难忍的，小德是可忍的。一种组织形式，多数人没有感到需要忍，我们可以说那是上的；反之，尤其感到难忍，我们可以说那是下的。
人，由呱呱坠地起就属于各种组织。这隶属于各种组织的情况，有的是自己完全被动的，如国与家就是，你生在某家就是某家人，生在某国就是某国人，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有的是半被动的，如上学与就业，你可以选择，却不能一个都不要。有的是可以完全自主的，如在家参加某社团，出家迁入某寺院就是。国是自己隶属的最大最有力的组织，所以与人人的苦乐关系最密切，也因而想到组织，谈到组织，经常是指这一个。本书从众，也着重谈这一个。
与国有关的问题很多，留到后面慢慢谈。这里把它当作一种组织形式，先总的说说。国，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绝大多数是由祖先手里接过来的遗产。这份遗产未必合用，但是一，有总比没有好，或者说，一个不合理的秩序总比没秩序较容易忍受；二，因为是遗，甚至千百年来已非一日，就很难认出它（或它的哪些部分）不合用，所以变是很难的。变有扩大和缩小性质的分别，如秦并六国是扩大，魏分东西是缩小。扩大好还是缩小好？一言难尽。备战就不免多耗费，大战就不免多破坏（包括人的死伤），几乎都是国与国间的，由这个角度看，扩大有好处。但七雄并立扩大为秦统一，处士可以横议就变为焚书坑儒了。不说好坏，只说事实的趋势，是合多于分，尤其是科技发达，交往容易而频繁的现代，也许宜于多合少分。但这包括传统（民族、文化、贫富等种种条件）与理想的难于协调问题，过于复杂，又与近渴的关系颇远，只好不谈了。
第二部分 社会分工（1）
一五分工
前面说，组织是人的各种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那表示有组织就有分工。比如你是农村某生产队社员，你就务农而不经商，这是较大的分工；在生产队，你被分配种田，就不管养鸡，这是较小的分工；种田，一次下田，你被分配施肥，就不管播种，这是更小的分工。还可以再分。也不能不再分，因为，睁眼一看便知，所谓生活，可以理解为只要有生就不能不活动；活动，大致说，少量与谋生无关（如吟诗、吸烟之类，不干同样能活），多数与谋生有关，这有关的种种，有人做，事实必是干这个就不干那个，这就是分工。
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事无限，一个人干不了。其中还有非人力所能左右的，那是前面提到过的延续种族。人力无可奈何，属于天；这里单说属于人的。总的缘由是人要活得适意，就离不开文化，而且有了文化。文化是个大杂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靠后越杂，或者说，内容越来越多，精细的程度越来越高。即以内容较少、精细程度较差的春秋、战国为例，庄子也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现在自然就更甚，一个人，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只能存于幻想，何况在家还要看电视，出门还要坐汽车呢。所以活，离不开各种享用，就不能不分工。
分工来于要享用。享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不必用人力换，如空气，以及苏东坡所谓“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等等就是。但这终归是少数。绝大多数属于另一类，要用人力换，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用人力换来的，有的能直接看到，如瓜、豆之类，有的不能，如制度、意识之类，总称为文化。文化总是后来居上。上包括多和精，所以分工总是越来越细，越来越不可免，换个说法，是专业性越来越强。古代男耕女织，可以解决衣食问题；现代，以先进国家为例，从事耕织的人已经很少，因为耕织之外添了许多新花样，小至可口可乐，大至航天，都要有人干。分工越来越细，它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大的一种后果是往新的领域扩张。先举一种已见于事实的，是著述，早些年都是自思自写；现在，有的人是专管思，把写交给打字员了。再举一种尚未见于事实的，是有人设想，延续种族将来也分工，即选出若干适于优生的男女，专司生育，其他落选的就甘心伯道无儿了。这好不好？问题很大，很复杂，只好留给将来的人去考虑。这里只说，随着文化的发展，分工必是越来越细。
第二部分 社会分工（2）
当然，细也要有个限度，不能一往无前。有两种情况，或不可分，或不宜于分。一种，如通常所谓创作，著文、作画、雕塑之类，即使篇、件很大，也总以一个人有始有终才好。另一种，日常生活，一个人多才多艺，比如衣服破了会缝，脏了会洗，电灯坏了会修，以至于能做组合家具等等，总比任何事都必须找专业工人做为好。
分工是事实；语云，事出有因。理想的因是量材为用。这会碰到两种困难。一是材难量，尤其年轻，或混迹于人群，未显露头角的时候难于量得准。二是量要人量，谁来量？理想是既有知人之明，又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德的，哪里去找这样的人？或说得更实际些，这样的人怎么就能爬到有分配之权的高位？所以分工的怎样分，古今也照样，还是大多要走传统的老路。这老路包括多种情况。弓人之子常为弓是一种情况，所谓近水楼台，学着方便，将门出虎子。这可以上，直到世袭，如秦二世胡亥，虽然混蛋，仍旧可以作皇帝。其他如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二晏（晏殊、晏几道），大小米（米芾、米友仁），等等，都是子承父业。还可以下，父农子农，父工子工，直到标榜祖传秘方，卖狗皮膏药，都是。另一种情况，数量也相当大，是靠机遇。本来处陋巷，无名无位，而碰巧一个亲友飞黄腾达了，于是就借这股风也上了天。其普通者，如本来想借友人张三之光入商界，可是碰了壁，转而求李四，成了，进了工厂。还有一种情况，也许只是少数，或靠有才兼用功，或只是靠用功，而就真有了世人多看到的成就，于是就走上自己想走的路。不管由哪条路走到某一地，用总括的眼看全体，分工的结果必难免出现以下几种不平衡的情况。一是地位高低不能平衡。以旧时代为例，最突出的是皇帝与小民，高的太高，低的太低。其下，即以工头和普通工人而论，也是高低有显著的差别。二是劳逸不能平衡。通常是地位低的劳，地位高的逸。还有地位同而劳逸不同的，如同是售货员，在繁华街道劳，在偏僻街道逸；卖食品劳，卖古董逸。三是获得不能平衡。古今一样，用力多少不异的，所得未必相同。反而常常是，费力多的所得很少，费力少的所得很多。以上三种情况，这里说是不平衡，不说是不合理，因为其中有些现象，可能是不可免的；更不说是不平等，因为平等不只牵涉到社会问题，还牵涉到哲学问题（后面还要专题谈）。但是，未必不合理是一回事，乐于接受与不乐于接受是另一回事，这就会引来一些值得慎重考虑却未必容易解决的问题。
谈问题之前，想先说一下，是分工不只不可免，而且有不容忽视的优点。其一，很明显，是学就因单一而比较容易。比如就知识分子（古曰士）说，秦以前要兼通礼乐射御书数，现在就用不着，能通学科的一门就可以当大学教授。其二是因此而学术、技艺等就提高得快。其三是也因此而生活就可以减少不少烦琐。其四是分工之后，打总生产，效率会高得多；有不少甚至是变不可能为可能，如炼钢、铺铁道、制造飞机之类。其五是，如果没有较大的不合适，至少是表面上，就像是人人能够各得其所。
说像是，是因为很难做到真各得其所。问题，总的说是很难分得合适。原因上面说过，是不得不多靠家传和机遇。其结果就不免出现两种不合适。一种是由总体方面看，不能人尽其才，比如本来有数学天才，甚至数学造诣，却被分配去扫街道。另一种是由个体方面看，职业与兴趣常常不能协调，比如本来是喜欢歌舞的，却被分配去演话剧。此外，即使没有这类的不合适，分工过细，一个人走上某岗位，如板上钉钉，长年不变，终身不变，至少有些人，就不能不感到单调。这不好办，幸而这属于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的性质，当作不是问题也无妨。
分工引来的最大最麻烦的问题来自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工，留到后面慢慢谈。
第二部分 社会管理（1）
一六管理
前面说，人由呱呱坠地起就要过群体生活。出家，由里巷迁入寺院，寺院有僧伽制度，过的仍是群体生活。甚至断了气，不再有生活，过去，要有人盖棺，有人执绋，现在，要有人送往火葬场，有人按电纽点火，还是离不开群体。群体要有某种秩序，以便静时能够安全，动
时有所遵循，所以要有组织。组织起来，要做大量的事，处理大量的问题，所以不能不分工。分工，人都处于许多大大小小的组织中，人多，事多，想活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