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笳秸⒑笤诤＞邸�1944年他父亲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以《小贩》（hucksters）一书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发财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中小学，在佛罗里达高学毕业。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他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他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11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29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jamassheehan）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间，还是烈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他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levenson）做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柏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六十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叶斌的说法，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开其相关思想时列文森突然辞世。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美国学术界在传承关系上如此脉络清晰，实在让人叹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它有如地图，标明每个学者的位置，并为后继者指点方向。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1992年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就职演说《航程》。他的弟子之一杰森（lioneljensen）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说：“那是永远难忘的辉煌时刻。只有他的少数学生参加了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的这一盛会。我敢肯定我们全都为那一刻的荣耀感到温暖，为我们老师的成就得到公认而自豪。当我们聚在舞厅外激动地议论时，很多亚洲专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讲。”
《航程》基于对哥伦布、魏斐德一家和郑和的航程的回顾，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开始的：偷袭珍珠港那天下午，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威廉？罗杰斯（williamrodgers）和他父亲在他家窗口交谈，引起了年仅四岁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着讲述了从1948到1949年他们家沿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路线的游历，由此出发，他从中国苦力在古巴港口货船上的绝境，到郑和耀武扬威的航程……那跨时空跨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退休纪念活动开幕式后是小型晚宴。叶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与魏斐德对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儿子。烛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他们提到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死者如沉钟，往往只在家庭团聚时敲响。梁禾也坐过来，担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们在俄勒冈州绿水青山的乡下买了房子，退休后将搬过去。我总是开玩笑说，魏斐德要被老婆绑架到“绿色监狱”去了。此刻，我煽动他在入狱前多喝几杯。
我和魏斐德初次见面是1989年深秋，在纽约，一次美国笔会讨论会上。第二次握手是13年后，在北京，即我首次获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由刘东夫妇宴请。那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难以辨认的故乡、尘土飞扬的街道、装饰浮华而无残疾人通道的餐厅和史学大师在轮椅上挣扎的无奈表情。
此后我们从往甚密。三年前我们办喜事只请来五位亲友，包括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在旧金山海湾大桥旁的公寓做客。有一次梁禾央我读诗，由魏斐德念英文翻译。当他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落了泪。薄暮如酒，曲终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
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
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像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像没有《史记》没有《资治通鉴》，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五十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看中了他。卡特执政期间，他还差点儿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但他还是选择走学术的道路。由于列文森猝死，年仅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主持纪念活动的周锡瑞教授追忆往事。他当年来伯克利投奔列文森，没想到导师之死让他成为仅年长几岁的魏斐德的学生。那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而他又是学生领袖之一，根本没把这年轻导师放在眼里。在魏斐德的必读书单中，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罗克（marcbloch）的《法国农村史》，遭到周锡瑞等急进学生的抵制——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在课堂上，魏斐德讲了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魏斐德说完平静地离开教室。
还有件事让周锡瑞难于释怀。他写博士论文时，魏斐德在信中写道：“你的立论（thesis）有问题。”在英文中，thesis又是论文的意思。周误以为后者，勃然大怒，写了封长信痛斥老师。直到魏过五十岁生日时，周终于为此道歉。周锡瑞教授说，一想到在自己档案中这样一封信，就无地自容。
而魏斐德也被回忆之光照亮：有一次和周锡瑞一起去滑雪，擅长滑雪的周把他带到最危险的区域。当魏从陡坡上摔倒，周耐心关切，一路指点把魏带下山。魏斐德说，在那一刻，他们的师生关系被颠倒过来。
纪念活动的真正高潮是第三天上午助手秘书的表演。她们首先抬出十年前的一张巨幅照片——那是健康乐观的魏斐德。接着展示的是他的小说《皇家橡树17号》的封面。按她们的说法，好莱坞最近购买了改编权，于是她们分别朗读被“改编”的章节，引起阵阵笑声。魏斐德上台致谢，他特别提到助手凯西（cathy），提到1998年手术事故后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此，他泣不成声。
活动结束次日，我和魏斐德夫妇相约在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天晴，乍暖还寒。魏斐德的倦容中有一种轻松感。他要赶去上最后一堂课。我把他送上汽车，拥抱道别。梁禾告诉我，有人提议以他的名义创立什么“伯克利学派”，甚至提出“魏斐德主义”，被他断然回绝。“那是可笑的，”他说。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权力和声誉被滥用的危险。而他只愿在历史的黑暗深处，点亮一盏靑灯。有诗为证：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靑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如果天空不死——怀念熊秉明先生
我是临回北京前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在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粘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
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
我父亲前年春天重病住院。熊先生很着急，专门给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希望能由他出面帮我回国探望。他和杨先生是世交，父辈都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俩不仅同龄，还是同班同学，深厚情谊一直延续至今。我那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书，有幸跟杨先生结识，很投缘。在熊先生的重托下，杨先生格外重视。我终于得以成行，回北京见到垂危的老父亲。熊先生一直关注我回国的事，并常问起我父亲的状况。此生此情，怎是一个谢字了得？
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