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黄家驹，就想起许多烟尘般流失的岁月。1995年仲夏，快毕业了，学校里的广播每天都在放《海阔天空》，像断奶前的最后一次哺乳。只是音响效果太烂，所以迅速被我们敲脸盆的声音掩盖了过去。
那年的夏天是一场阴谋。我伟大的母校很龌龊地把我们卖给了一些部委，换了不少钞票，而且先奸后杀，你除了以泪洗面似乎没别的选择。所以我哭哭啼啼地背着铺盖下乡去了，从省城径直往深山走，人烟愈来愈少，房子愈来愈破，我边擤鼻涕边想我要当野人了。
来到偏远的一个水电站，纸巾用完了，便像婊子一样强挤笑颜去人事处报到。住的地方在水库边，一排低矮的平房，边上有浓密的芭蕉林，不过偷芭蕉是不敢的，因为隔壁的师傅说了一段掌故：二十年前，曾有一个英俊的大学生被三个持枪的女民兵挟持到芭蕉林里，轮番蹂躏，最后那个大学生红肿着眼，扶着腰去法院告，也就得了几十元营养费。我悻悻地想几十元还不够我买烟，多亏啊，所以一直没敢动偷芭蕉的邪心。
同屋的小伙子也是大学生，整天想着考研脱离苦海，我便借他的随身听，他也酷爱beyond，所以耳机里又传来了熟悉的《海阔天空》：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我每次听都会迅速地消耗纸巾。望着窗外低矮的天空，我悲愤地想：莫非我这辈子注定要娶一个村姑咧，他直系亲属的。
小镇是没有夜生活的。我每天深夜都蹿到镇上发狠地啃猪脚，喝啤酒。露天有些摊档也摆上电视让人唱卡拉ok，很离奇的是，那些无业游民都喜欢唱黄家驹的歌，来来去去地唱《喜欢你》、《不再犹豫》、《真的爱你》，噪音之中，偶尔间杂着村姑的荡笑。我也恍惚地笑，心想贫贱的人其实有着相似的哀愁和相似的心病。
那时的我是不敢恋爱的，因为隔壁的师傅在叙述完芭蕉林惨案后又叙述了另一件惨案：本厂的一个大学生某天去舞厅，在昏暗灯光下被一道媚光击晕，当晚即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翌日醒来，就着日光一看，那村姑太丑，当下就怵了，想履行消费者权益，退货。村姑之兄来了，手持菜刀一把，说：要刀子还是要我妹子？只好含泪与那小学没毕业的娘子结婚。这男的我也熟识，因此对女人虽有万般邪念，也只能统统流进下水道。
何以解忧，唯有听歌。我时常像死鱼般靠在门框上，听黄家驹那把已经死去的嗓子吟唱，心想自己没准就在这个鬼地方终老了。有个疯婆子总是坐在不远处的草丛边，她当年据说也是一美人，被一个高干子弟始乱终弃，终于疯了。在我发呆的时候，疯婆子总是用空洞的眼神看看天，再看看我，一言不发。我每次看见她都感觉被照了一次x光。许多年后，黄家驹的歌声和疯婆子的面容总是同时出现在我的知觉中，如同记忆里的两道瘀血。
后来到了城市，就很少听黄家驹了。再后来，从南宁赴广州，居然在半路的加油站碰见了当年的厂花，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多年不见，彼此感喟了一下苍老，便各自赶路。忽然想起曾与她对唱过一首《喜欢你》，复又想起那句哀叹：多少春秋风雨改多少崎岖不变爱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一滴水进了大海，其实是再也找不到了的。
beyond的余党前阵子开演唱会，把黄家驹的头影映在大屏幕上，人鬼同唱。这种精神催眠让人凄凉。黄家驹的骸骨埋在地下十年了，他死于1993年6月30日，他和六月一起离去。世间已无黄家驹，所有的岁月都已经不能招魂，正如当年那座水库边野花的枯荣已无法刺中我的内心，因为我已经远离，并且急遽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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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犬也有乡愁师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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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死了。
其实老师死去三年了。那晚深夜下班，看见清冷的月光洒在寂寥的长街，忽然想起中秋快到了，又想起中秋与教师节毗邻，这么多年了，该为老师写点东西了罢。
老师是2000年故去的，听到他的死讯，我哀痛了好些天，后来出差去海南，一路还惦念
着写篇悼文，及至到了三亚的天涯海角，望见云水间翻飞的海鸥，便统统忘了个精光。这也足见我是个多么寡情的人。我是老师教出的学生中最有出息的，可是，我却始终吝于为他写一点文字。
老师姓苏，教我的小学数学课，他的夫人则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典型的夫妻店。二十年前我虎头虎脑，肥而不腻，更兼成绩优异，所以深受老师宠爱。他甚喜杯中之物，据说常匍匐在家门前，哀求师母开门。平时上课也是通红着脸，遇有学生捣乱，便摇摇晃晃地踱过去，奋力一掌击去，摧枯拉朽，人称“铁砂掌”。
我虽然也顽劣，却总在赦免之列。当时常带着个死党，去揪同桌女生的辫子，然后一声呼哨，分头逃窜。所以校园里常有这样的情景：一个小胖子晃动肉滚滚的大腿气喘吁吁地逃亡，一个精瘦的女孩手持扫帚，边问候他的母亲边展开追捕。当然这充其量只能算轻微的性骚扰，因为我只揪她的辫子，不摸她的脸，这说明我很小就懂得做人要遵循底线。但更严重的是，当时跟越南正打仗，我常诅咒女孩那入伍的哥哥吃枪子，后来仗打完了，子弟兵黑着脸找老师告状，老师将我和死党唤去，轻描淡写地说：她家人告上门了，以后你们收敛点。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死党被吓得小脸煞白，说：若我的同伙不是你，少不得要吃铁砂掌了。
二十年后，我才回想起老师的溺爱已成绝响。长大的我渐渐桀骜，没有再享受那时的待遇。三年前，老师病入膏肓，我母亲和他们夫妇是旧同事，便代表我去看望他，老师已瘦得脱了人形，听说我在省城当了记者，还有了些名气，便微弱地笑着说：难得刘原还记得老师。
其实我是一直记得他的。老师病重时，送到南宁治疗，我听说后去医院寻，却不见了踪影。后来才晓得他自己知道不治，老吵着回故乡，说要死在家里。我在医院空荡荡的长廊里颓然地想：这一生，再也见不到老师了。
后来，老师就死了。
我总想写些文字，却拖沓了这么多年。这是很不该的。我的母亲当了一辈子教师，她常说：愈是成绩好的学生，愈是忘本。平素她上街买菜，那些昔年的差生，往往在街头摆个小摊，卖猪肉或蔬菜，很落魄的样子，见了她总是垂着手恭恭敬敬地说老师好，然后挑最好的肉菜塞给她，且不肯收钱。而那些所谓的得意门生，往往倨傲地仰着鼻子，佯装不见。母亲说，她是很寒心的。
我想母亲的结论是对的罢。这些年，我一直在俗世中挣扎，偶有些功名，也总是想，一切都是自己的禀赋和勤奋所致。我遗忘了那些曾献出肩膀让我踩的人。
今夜，我在距故乡千里之外的广州。秋风渐渐起了，有些冷。在冷寂的夜里，雨水敲打着异乡的土地，我敲打着电脑的键盘，忽然想起不逢故乡的月明已经很多年，不逢老师的笑容已经很多年。我被故乡抛弃了，而老师，被尘世抛弃了。
忍不住拭了拭眼角。
《非常男女》的非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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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部电视，叫《结婚一年间》，说一个男子和大自己许多岁的女子结婚，刚开始泡在蜜罐里郎情妾意，后来便白云苍狗，不知所终了。
我想起那部电视，是在听说凤凰台《非常男女》栏目在9月猝死的消息时。有些感伤，因为《非常男女》活过的八年，也正是我掉进社会的河流里苦苦挣扎的八年。八年，足够一次抗战，足够年月在我的眼角留下沟壑，当然，也足够胡瓜高怡平们看着灯光逐一亮起又逐一
圆寂。
在乡下的时光里，《非常男女》曾经是我和那群贫穷的兄弟们的精神救济粮。每到周末的傍晚，我们就匆匆去食堂打饭，然后痴迷地围在电视机前，菜肴自然食之无味，虽然边吃边流口水，但都是为那些女主角们流的，与食堂大厨的手艺无关。我们议论的重点当然是哪个妞儿更炙手可热，以及哪垛牛粪能有幸滋养最光鲜的花骨朵。
记忆当中，那群相亲的人全是满嘴跑火车的人，跟我的偶像韩乔生有一拼。记得有次一个老外也来凑热闹，胡瓜问他：你和原来的女朋友是因为什么而分手？老外沉痛地说：我找算命先生算过了，我和她八字不和。米粒刹那间从我们的鼻孔喷出，浪费了不少粮食。
《非常男女》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把婚姻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你可以去那里任意挑拣，当然，只看不买也是允许的，而且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我老爸有次心血来潮，跟我说起他60年代相亲的经历，有次一个同事给他介绍了某女，说是貌若天仙，老头子——当时还是小伙子，便屁颠屁颠去人约黄昏后，谁知一看，这哪是仙女下凡，整一个北京猿人重出江湖，我老爸当时就心律不整，但碍于礼数，还是请那周口店的朋友吃了顿饭。老爸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一直捂着胸口，他说：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十块，请那周口店的吃饭就花了十块，疼啊。
所以《非常男女》善莫大焉。你押中了宝，胡瓜会送上礼品，若是谁都看不上，则可以假寐片刻，当然你如果像我一样精力充沛，也不妨用目光吃吃高怡平的豆腐。这是有先例的，据说不少男嘉宾一落座便痴痴望着高怡平，一场节目下来，脑海里已在巫山顶峰演练了无数次人工降雨。这也提醒诸位女同胞，你们去相亲的时候，务必拉个兔唇相伴。
当年我在的电厂在贫瘠的当地也算富甲一方，所以吸引了许多无业女游民。有个说法是这样的：想看当地的美女，无须上街，只要搬张小凳坐在单身楼下面即可。当别人在奋力御女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庸碌之辈，落寞地守着《非常男女》消磨似水年华，想来真是悔恨不已。
那时的我一想起爱情就绝望得想跳水库。刚毕业时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守在轰鸣的水轮机边，别说班组里的几个丑女，即便是癞皮的母狗也懒得向自己抛媚眼。及至到厂办当了小秘，便有人想招我入赘，也有厂家直销的，幸亏我立场坚定，紧揪裤带誓死不从，否则一旦被贼人玷污，现在只怕小孩都能打酱油了。
再后来，围坐在一起看《非常男女》的兄弟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潜入夜色，或是鬼鬼祟祟地躲进自己的小屋。我无趣地躺在床上，望着搁在窗台上的月光，在不绝于耳的淫声浪语中呷点酒，暗自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八年之后。八年间，许多玉成的新人已成老夫老妻，高怡平从小姑到人妇，胡瓜从已婚到单身。那晚走在珠江边上，忽然想起那座上游小城的河水，其实正淌过眼前，唯一变数是支离的月光又年长了八岁，而我已无法在夜雾中打捞自己衰败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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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抗战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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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着颠簸的车钻在夜里，何山来了电话，我说正病着只怕写不了稿。他有些失魂地说，这是他头一回做专栏版，没准下一期就不做了。我扭头看着窗外，风正刮过深夜的长街，几个流莺在稀疏的树影下木讷地守望，忽然心里隐隐动了一下。
许多年前听过一首老歌，谭咏麟唱的：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可见面对时光的流失每个人都会心生彷徨。那天去了越秀山，临到中山纪念碑时，眼皮下冒出了体育场，我像
囚犯般握住栅栏，深情瞭望。我甚至记得当年头次来这里时所坐的位置，那时有一个叫米什么的老头带着一群球员在草地上玩皮球，我懒得看他们，我眯缝着眼，看几个奶子很大或者很小的女记者故作妖娆地甩动头发，我猜她们的头皮屑一定太多了，痒得厉害。
现在的越秀体育场在暮色中像一座空寂的坟。那些跑动的身影和晃动的奶子已渐行渐远，像一炷香弥散在岁月深处。前阵子在酒宴上，老板忽然问我想不想去北京当体育记者，我当时吃喝正欢，忽然在高潮处打了个寒噤，跟那个什么似的。呆了几秒我才擦了擦嘴讷讷地说：我饱了，腻了。
我确实腻了。一年前的8月，我不仅厌倦了体育新闻，甚至厌倦了新闻。那时天河有个人才交流会，简称人流会，我像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穿行其中，后来一个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老板居然相中了我，这令我悲愤不已：自己究竟哪里长得像卖保险的？我满腹辛酸，在天桥上拍遍栏杆，然后眼睛一亮：小广告上招男公关，月薪三万。但我旋即想起自己刚患了腰肌劳损，腰子不好，做鸭也枉然。
我的体育新闻生涯始于法国世界杯，在韩日世界杯后精神濒临崩溃。上海有一位祖母级的女摄影记者，满头白发，常冒着风雨在场边拍照，我是没有那种韧劲的。身为男人，耐力却不好，这真是一种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必须向那帮仍坚守在阵营里的弟兄们致敬。
8月的最后一天，我抱着遥控器在家独自看电视。央视放着beyond的北京演唱会，主打歌是黄家驹的遗作《抗战二十年》。肋骨没了，beyond三子喑哑地悲啼，二十年后，这些苟且的残部已经摇摇欲坠。唱功最好的黄贯中，十五年前主唱《大地》时声线是多么清亮，如今已沦为ktv的水准。但这群曾经崩溃的老男人，仍然立在台上，像三杆锈蚀的标枪。
我下意识地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呷。我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怯生生地去城市，被一群城里的孩子骂成“乡巴佬”，就像二十年前的beyond被别人骂作傻b。仅仅在命运的河流里蹬了蹬腿，那个纯朴内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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