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都是一个“情义”问题。对君主尽忠是“情义”，而对侮辱自己名誉的人进行复仇同样也是“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第四部分第37节：“情义最难接受”（3）
不过，古代故事里那种关于忠诚的描述，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梦想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报答情义”已经不再指的是对自己合法君主的无限忠诚，而是说要履行对各种各样的人的义务。今天人们在谈到“情义”时，往往隐含着不满的意思，是说个人迫于舆论压力而违背自己本意来履行一些义务。人们常说：“完全是出于情义才会有这门亲事”，“仅仅出于情义我才雇佣那个人的”，“出于情义我必须得见他”，如此等等。他们还常常说“受到情义的反复纠缠”。辞典把这句话译成“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人们还说“他用情义来强迫我”，“他用情义来逼我”。上述的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习惯用语都是说，某些人凭借以往所施的恩情来迫使讲这类话的人来做他们不愿意做或不想做的事。在农村，在小商小贩的交易中，在大财阀的上层社会里，甚至在日本内阁，人们都“被情义所困”，“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的深浅来给自己未来的岳父施加压力；同理，还有的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自己必须答应。他说：“如果我不答应恩人的条件，世人就会说我无情无义。”这些都含有“不情愿”、“只是为了面子”的含义，恰如日语辞典解释的那样：for mere decency‘s sake。
虽然不像摩西十诫规定的那样是一组具体的道德准则，但“情义”也是必须报答的，而且是有严格规定的。当一个人迫于“情义”时，往往会对正义视而不见。人们会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而且，“情义”的准则里没有说过要“对待自己的邻居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它也不要求一个人要真心主动地对人宽容。它只是说：人必须要履行“情义”的义务，他如果不这样做，世人就会说他无情无义，他会在世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不得不遵守“情义”的原因了。实际上，在英语中“对社会的情义”常常被译为“服从公众的舆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在辞典中的翻译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对世界的‘情义’。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世界不接受其他的方法”。
如果把“情义领域”中的规矩与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则进行一下比较的话，我想这样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美国人如果接到一封信或是接受了别人的小礼品或是别人适时的劝告，他们不会觉得应该立即对这些善义的行为进行回报，至少不会像他们必须要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急迫。在金钱交易中，对没有偿还能力的美国人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宣布他的破产，这是一项非常重的惩罚。然而，日本人却把不能报答情义的人视为破产，而日本人在每次与人的接触中都有可能涉及到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不会想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会一一慎重的对待；意味着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谨慎行事。
我们还可以把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与美国人的借债还钱思想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有很多相似点。“报答情义”就意味着在量上也是毫厘不差、等量对待的。这一点上与“报恩”是完全不同。“报恩”在量上是毫无止境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报答得了“恩人的恩情”。“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在美国人看来，如何报答恩情主要是看当时别人在给予时的恩情有多重。但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几乎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架势。美国人对日本人的馈赠习惯也感到很奇怪。譬如，每个家庭每年都会有两次对六个月前收到的礼物准备一些礼品作为答礼；女佣人每年都给以前的东家寄些小礼物来感谢他的雇用之恩。但是，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在收回礼的时候别人的礼物比自己原来送的要贵重许多。他们认为这是很不地道的事情。说得难听一点好像自己是想“用小虾钓大鱼”似的。因而在报答“情义”时在量上是要有明确的划分的。
在日常的往来中，人们都尽可能地记录相互间的往来明细，不论是劳务往来还是物品往来。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的，有些由工作组的一个具体的人专门保管的，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的。在送葬时人们习惯带“仪份钱”。除此之外，亲戚还要为送葬的幡送各种各样的色布。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打棺材、挖墓穴。在须惠村，村长有一本账薄专门记录这些事情。对死者家庭来说，这则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因为它记录了左邻右舍都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这样，当其他的村民家里出了事的时候，这户人家也可以根据名册上的记载来还相应的礼。以上的都是些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的记录。此外，村中还有一些专门记录短期的礼尚往来的账目，如葬礼、庆宴等。丧主要用好的酒食款待那些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而来帮忙的人也要自己带一些大米来答谢丧主的膳食。当然，村长也会对这些大米做上记录。举行庆宴时，客人们也要自带来一些米和酒，作为对这次聚会的部分补偿。无论是生还是死，或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往情况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的回报。
另外，日本的“情义”还有一点像西方的借债还钱理论。如果逾期还不能还钱的话，利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谈起了自己与一位日本制造商打交道的经过。这位商人出资让埃克斯坦博士去日本旅游，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撰写传记，最后把手稿寄给了日本的那位商人。但他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任何来信。博士自然担心起来：是不是书中的什么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于是又发出了好几封信，但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电话说他现在正在美国。不久，他就来拜坊埃克斯坦博士了，还带了几十棵日本的樱花树作为礼物。这份礼品实在太可观了。这位商人盘算着：正是由于这么久都没有给他回信，所以必须得准备贵重点的礼物才行。于是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当然，我知道您也不想我那么早就回报您的情义，对吧！”
在回报“情义”时，它往往会因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需要偿付的额度。例如，有一个人向一位小商贩求援，而这人恰好就是这个小商贩小学老师的侄子。这位学生由于在年轻时没能报答老师的恩情，因而这种“情义债”就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加。现在，面对这位老师的侄子，这位商人毫无选择，只有答应帮忙，以此来偿还对老师的恩情。否则的话，人们就会说他是“无情无义之辈”。
第五部分第38节：洗刷罪名（1）
⊙日本武士必须忍耐饥饿，他们奉命即使饿到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并用牙签剔牙……日本人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得不到的某种满足。
对日本人来讲，爱惜自己的名声、使它不受到任何玷污就是在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种“情义”涵盖了许多美德。在西欧人看来这些美德中有些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但日本人却认为他们是完全统一的整体。因为这些美德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不是要对别人施恩情况的回报，因而不属于“恩的范畴”。人们在保全自身的名誉时，不需要考虑以往某个人是否对自己有恩。因而，人们要做的只是按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礼仪的要求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出充分的忍耐、在专业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名誉的清廉，因而必须雪洗。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要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己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方法外，其实人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但人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这些诽谤淡然一笑、听之任之。
日本人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表达我所说的“对名誉的情义”的意思。他们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与“报恩”最大的不同：对世界的“情义”是人们接受了社会的善意和恩惠，因而有回报的义务；而“对名誉的情义”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也包括对他人的报复和复仇。西方人一直纳闷为什么上述的这两种“情义”一种表达的是感激，而另一种表达的却是报复呢？日本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说：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污蔑的反应呢？
在日本，人们在做事时就是这样一分为二的。一个正派的人在接受他人的恩惠时，他对这份恩情是记忆犹新的；而当他受到别人的侮辱时，那种耻辱也将是刻骨铭心的。不论怎样，最后都得有个了解。在对待这两种情义时，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把他们区别成“侵犯性”和“非侵犯”的两种。在日本人看来，只有“情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被称作侵犯。只要是在“情义”范围之内洗刷污名，那就不能说这个人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帐罢了。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人性中善的东西，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日本人在理解“情义”时往往掺和了感激和忠诚的复杂因素，欧洲历史上，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一直都被视为是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情义”曾经盛极一时。在很多方面，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ol（西班牙文的勇敢）和德意志的die Ehre（名誉）颇有相通之处，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几分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的其他各国，只要主流文化重视雪洗污点的地方，人们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更加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一个人越是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及个人生活，他就越会被人们认为是品德高尚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情义”的定义是符合的，另外它也是这些国家所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单从物质角度讲，这种做法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可以说真是“得不偿失”。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使人们“对名誉的情义”与日益充斥着美国人生活中的剧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名誉上的占有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物质上谁能获得真正的利益，人们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至于肯塔基大山中的居民间为了名誉习俗而械斗的事件，那只不过是一场例外罢了。现在这种为了“对名誉的情义”而战斗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过，这种文化层面的“对名分的情义”以及伴之而生的敌视心理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道德观中所特有的。这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特质。比如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都看做是“小人之举”，认为那些都是些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才干的事。而日本人认为：珍视自身的名誉也是高尚品行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了他人的侮辱就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这将是大错特错的。人们会对这种如此神经质的行为感到可笑。同样，中国人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种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暹罗，人们也不会对此种侮辱如此敏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当自己受到侮辱时，他们只是认为诽谤者的这种行为非常滑稽可笑，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暴露对方卑鄙无耻的最好办法就是容忍和退让。”
只有当人们把这种“对名分的情义”放到一个非进攻性大背景下去理解时，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情义”的涵义。在当时特定的场合下，复仇只是这种“情义”所要求的手段之一。除此以外人们还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忍耐和自我克制是任何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对自身的“名誉的情义”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呼小叫，男人面对痛苦和危险不能惊慌失措。当发洪水时，每个日本人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收拾几件必需品，然后朝高地逃跑，而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当狂风暴雨袭卷日本本土，每个日本人也是以同样的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虽然并不是每个日本人最后都能完全做到这样，但它已成为了每个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自尊中不太要求自我克制。因而，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了更加深层次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就往往比对庶民要求高。虽然这种要求不是强制性的，但它却构成了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在这种要求下，武士必须要能忍受非人的肉体折磨，而庶民则要在战争中能够对持刀武士的侵犯表示顺从和容忍。
第五部分第39节：洗刷罪名（2）
在日本，有很多著名的描写武士容忍力的故事。武士们必须能够战胜饥饿。当然，这事可能太小以至于都不值得在这里专门提出来讲了。当武士们都饿得要死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装出刚刚吃饱的样子，并且要用牙签剔牙。俗谚说：“雏燕长鸣就知道他们是在寻找食物了，而武士们口含牙签就表明他们已经饿了”。在这次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就像那个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态度：“受伤了？不，报告将军，我被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