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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似乎常常忘却自己是男人，至少不将自己视作一般的男人。虽然他无聊时弄弄胭脂，其实无意成为女儿。他只是她们永恒的鉴赏者。
在这些弱不禁风命运无常的女儿面前，贾宝玉终于不失为男子。这不是因为他的阳刚之美，而是由于他是大观园中唯一的男子。这使我想到《金瓶梅》，西门庆也是唯一的。
作者既然要传达心中强烈的感受，就必须对环境进行抽象，排除不相干的因素。 “唯一”使得悲剧变成不可逃遁的定数。
西门庆对一大群女子的统治，是建立在“那话儿”的权威之上。封建的伦理关系，名义上的所有权，均不过是欺人之谈。西门庆无意成为“武大郎第二”，所以，他十分迷信肉体的功用，企图以此平定纷争。这办法尽管粗俗，倒也明明白白，有自然主义的根据。其中的破绽是一夫当关，精力不济，钢琴弹不下来，徒生怨恨。于是有了“胡僧药”来助战，造化出神力。西门庆的宝贝“淫器包儿”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比贾宝玉的宝玉更为实际，它成为男权的象征。它所代表的性文化，虽然完全是以男子为中心，对女性来说，仍不失去其强大的诱惑和威慑。
贾宝玉不光没有“淫器包儿”和“胡僧药”，连身上固有的那一件也成了待业青年。他意之所淫，同西门庆行之所淫一样，都是无边的，其对象不可穷尽。这白日梦，是男性成人化的心态。然而，在与具体对象的关系上，他又是儿童化的，表现为接近、依恋、被关注、不涉及肉体较高程度的亲密，不咄咄逼人。他甚至将对女性的保护职能（可视为男子占有欲的一种表现形态）也丢失了。相反，他常常是女性们垂怜的对象，无论丢了通灵宝玉还是被爹打了屁股。
在对个别女性的态度上，贾与西门二者是一样的，都多情或多欲，都十分认真。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收获是异曲同工的失败。
《红楼梦》的读者之所以没有反叛，是因为贾宝玉的纯情，因为淫而不秽，因为全书低沉的调子，因为书中明明白白但又若即若离的爱情线索。贾宝玉不断地赞美女性（其道理和高雅的美女画略有相通之处，为男女双方所接受），不断在外部压力下逃向女性，这无意中转移了读者的视线。他们也母性化了，也在情感上遮蔽贾宝玉了。
至此，我们能够领会曹雪芹不将贾宝玉写实的用心了。贾宝玉时而爷们时而儿童，在两者之间，从来不走到极端以至无法后转。他由警幻仙姑点化，耽于灵而非耽于肉。他用现实中男子的污秽来反衬理想中女子的纯洁。他周围的适龄男子们的绝情与可憎，以及地位教养的不相称，令他脱颖而出。他既证明了自己的正常体格，又在大观园中遵守游戏规则。那前世今世的神话，那宝玉宝钗的传说……正是由于这一切，一种几乎不可能建立的平衡居然站立起来了。贾宝玉没有变作惹人厌烦的西门庆（顺便提一句，《金瓶梅》一书中，西门庆也常常显出傻态，上点小当，这多少中和了读者的恶感）。贾宝玉在他的伊甸园中到处行走，虽然如履薄冰。
曹雪芹的梦终于圆起来了。圆得费尽心思，充满危机。
书中，不光林黛玉心怀不满，连薛宝钗也时有妒意。袭人去打小报告，想要宝玉搬出园子，以便垄断他的爱。晴雯未到袭人的份上，便看不得袭人（而不是薛林）。贾宝玉每移情一处，必受到众人的奚落与阻隔。弄得他只好在人死后，写写“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的歪诗。红绡帐里，其实并无现代人设想的事，按晴雯的说法，是“担了虚名”。被逼急时，贾宝玉也耍过赖，说些孩子气的话：“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 偶然而且就说些闲话尚且不可，又遑论其他。到头来，他依然只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
贾宝玉牺牲了肉体，为的是保全精神。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他信仰“博爱” 的。灵与肉之间的这种抉择，不光是女儿们对他的要求，也是他的必须。为了不至于沦为蠢物，他必须纯情，必须无为而治。他只能走一条与西门庆相反的路。西门庆是动到了极端，贾宝玉则静到极端。贾以动心代替动身，始终保持着一个正常男子的情欲和目光。曹雪芹是勇敢的，没让他的贾宝玉逃入见美不审的境地。这令贾宝玉非常为难。眼见而心烦，烦的不仅是女儿们的醋意，更是自己的无能为力。
贾宝玉怎么都找不到出路。
他一面欣赏女儿们的纯情，一面又抗拒着纯情。因独得意淫二字，所以他不能不是孤独的。
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贾林的爱情最深刻地写出了贾宝玉的无可作为。这样的爱，既使他肺腑有感，又是他泛爱之路的巨大障碍。书中，只能将它写成深刻而不深入的，恒常而不稳定的，充满前途的瞻望又根本没有前途的，双方相互极想靠拢又不可能合作的，心有所欲却排斥动作的——一种极端矛盾的爱。从读者来说，因为爱的不确定，也多少宽容了贾宝玉的非分之想。
所以，在前八十回中，曹雪芹始终在用太极推手般的法术，将这条爱情主线处于不进不退的尴尬境地。一千多页翻过去了，没有丝毫的进展，也可看作一绝。曹雪芹是不能和不忍，而不是无能。戏剧、电视、电影对《红楼梦》最恶劣的歪曲，莫过于认定贾林的不结婚是全书的最大悲剧。
要真是这样，还有什么悲剧可言？还有什么“荒唐”，“辛酸”，“意淫”？还有什么不能解味的？
书传到高鹗手中，立即快刀斩乱麻地将这条线给宰了。果然明白多了，有戏多了。他认定贾宝玉的夭亡是全部的不幸——这叫人大倒胃口。
贾林二者并非一样的人。结婚对林黛玉来说也许是一切，而对贾宝玉的意义决非如此。他就要放弃自己的好不容易维持至今的身份了，看着空荡荡的大观园，他的悲哀岂是一个林黛玉可以弥补。作为女儿美的当然鉴赏者，他已无美可审。过去岁月的缠绵更加深了空旷感。任意抛洒的爱与情，一无收获。他将自己挥霍尽了，和西门庆一样。他已彻底无能为力，色真的变作空了，也许只有一条出路——遁如空门。
林黛玉不是贾宝玉的肋骨，因此回不到他的身上。流再多的泪也是枉然，终究也担了虚名。
贾宝玉留着自己的肋骨，他的肋骨不够他的女儿们瓜分。他的女儿们是水做的，水由甘露凝成，也像甘露一样挥发升腾，剩下白茫茫大地。
作为本文的小结，我们试着说一说《红楼梦》的“可心会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之处。
贾宝玉始终是个世俗中人，即“槛外人”，为逃脱世人的责难，有仙姑与美玉的神话来为之化虚，成为荒唐的天生尤物。在这虚幻的伞下，他放任自己的情思，从不拒绝女孩儿指向自己的情与爱。西门庆可以无耻，贾宝玉却要固守高洁与趣味。他领略过两性间肉体亲密的最高境界，因其不是出路，不过尔尔，便自觉地压抑着自己对肉体的向往。他将什么都看破了，却什么都不可说破。他常常想到将来，不愿苟且，但现实中只能得过且过。梦还未开始，结局已经有了，一曲《红楼梦》的仙乐如丧钟鸣响。他明白得怎么也玩不到得意忘形。
他的爱与情需要对象，不是纯精神的把戏。他所爱者是“女儿们”，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异性，这就使他的爱充满危险。他将爱投向纯洁的心理正常的女子，这些女子必然要求他也用情专一，要求他作出抉择。他怎么能够呢？于是只好缩回到孩童，逃避责任。他与她们的关系太脆弱了，没有封建伦理的保障，没有互订终身的支持。他所能给人的只是甘露，她们中有谁愿意品尝终身？大观园空荡荡了，他想望消受却命定无福消受。
他的所有，是一段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思，空自损人耗己。她们的前途就是他的前途，她们的无望是他的无望，彼此共一个命运。她们是他存在的前提。他是那么地爱着她们，爱得将自己的将来、自己的一生全交出去了，虽苦不悔。
他无法向人剖白自己的心迹，哪怕对林黛玉。他怀着歉意，因而理解女儿们的期待与抱怨，一再作小服低。他不想伤害她们，却只能一再伤害她们。他热情讴歌女儿，却陷于主观的无可奈何。他向往爱情，然而魂儿却常常出走。他的热情没有高潮，因此总不减退。美好的林黛玉不能有他的作为，于是只能望着他这唯一的所爱者的背影，成为可怜的“寂寞林”。她给贾宝玉女儿家的最高奉献——泪。以身相许是两相欢娱，而泪珠滚滚是以自己的愁苦对他人的欢娱，难怪她流得枯了。
面对这一切，贾宝玉只能报以感动，他动情地说到自己的心。女儿一个个完善着她们的形象，他却永远是个以孩子气为盾牌的痴男。女儿们愈美，他愈不能放弃，不放弃就愈没出路。他说不得也行不得，就越变越是个痴儿了。他的心却无比清晰。全部占有和永远占有的白日梦，怎么都圆不起来。他意识中的强烈排他性，只能下意识地去和秦钟与智能儿捣捣乱，这又何济于事？
贾宝玉是多情的，温柔的，宣扬“女（儿）道主义”的，可是，根本上还是个男子中心论者。他合情但无理的欲求，困难地道出男子对这个世界对异性的企望。他为它的注定没有出路而哀伤——即使节制了肉欲。
整整八十回，贾林的爱情无法前进。在这条主线的掩护下，写尽了贾宝玉对女儿们的感受。无法借用爱情的名义，所以文化就出现了。一次次吃饭，做寿，听戏，赏花，制谜，放风筝，食蟹，探望，闲谈，梳头，穿衣，请安，祭祖，出殡……船未动而水在流着，贾宝玉是大观园中的石舫。远远望去，错觉之中，一样教人感叹时光的流逝。
几年前，有次和几个西方的汉学家说话，他们一致推崇《金瓶梅》而疏远《红楼梦》。闲谈中没做什么分析，只说“《金瓶梅》好看。”当时我大惑不解，也因此在心中十分渺视洋人。现在回想一遍，也许是意淫的不得人心吧。西方大概没有这般不爽利的观念。
但是，西方的男人们，果真有路么？
西方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似乎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楷模，这么说，有天《红楼梦》在中国也会被《金瓶梅》压制？反正，无论中国人外国人，读《红楼梦》一定越读越辛苦了。幸好，它所拥有的不仅是意淫。
“谁解其中味？”
信仰肉的西门庆失败了。他的肉一再盘旋，无法创造出新的意境和快感。
信仰灵的贾宝玉也失败了，他的灵最终只能走向虚无。
行淫死于肉。意淫败于灵。
古今的男女说到底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写不过兰陵笑笑生也写不过曹雪芹。他们沉重地关上了灵与肉的大门。留给我们的出路，是灵与肉携手而进。这难道是路吗？
一个永恒的悲剧。
男人的悲剧。
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中，也是人类的悲剧。
养着又何妨
最近，读到王蒙先生的发言：“国家把作家养起来的办法，流弊很大。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为金钱而放弃写作。”这使我想起王蒙在三年前，就同一问题所作的另一次讲话：“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锅饭’制度，竟然包下来一些不愁柴米油盐，不为生计奔波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可以有暇去构筑尖端透顶的理论和口号，不断升华一些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也未能升华的绝妙理论，真有些滑稽。”前后一看，王蒙的主意是一贯的，代表着社会上的一些看法。
这样看问题当然很先进，然而立论的根据不对。以我为例，工作二十多年，有幸获得副高职称，每月的标准工资是一百多元，连女儿的独生费约三百元。家有两张嘴吃饭，此外还尽一点孝道。据报导，上海居民去年月人均支出二百七十多元。可见，即便是被流弊很大地养起来了，其柴米油盐至多也不过是稀粥的水平。当然，我无意哭穷。我还是可以吃上一点干饭的，这是因为自知不是进了养老院，自己还是要养养自己的。
说起来，本人也是有读者的作家。某出版社近来的一次读者调查，我的一本待出版的书忝列受欢迎之首。然而还有五年前就交稿的书，已压成纸型的书，至今不被出版。交涉的结果，出版社说是同意退稿，退稿费千字三元。三十万字的作品须用一千张稿纸，值九百元。因预支过一千，须倒找他们一百元钱。转载我作品的书籍报刊，向来极少主动付酬。甚至本市的讲法制的报，虽去信询问连个说法都不给。如都要我去打官司，那就真的要国家养起来了。
我想，这也是中国今天的出版现实。有这样的特色，才有“养起来”的特色。
在这种情形下，把作家完全抛入市场，无疑损害中国文学。我从没听见有人对专业工人专业运动员提出过看法，唯独作家这一行常常招人物议。从历史看，当年的右派作家，虽经受挫折仍能苟延残喘，靠的就是一口大锅饭。即便像《爸爸爸》这样的公认的好小说、像马原那样公认的好作家并没有得奖，事实上，今天中国文坛上的好作品，大多数是由我们专业作家写出来的。那些好作品的印数，极少超过七千册，并且越印越少。王蒙同志几年前一再表示要带薪离职写作，并在去职后写出受人关注的作品，想必也是认识了专业作家的好处呢。
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再大的困难面前也不会动摇”，那是太乐观了。我们至少有“文革”的经验，真正的作家全都动摇了。尽管目前有些纷乱，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说一点朴素的话。如果人们不能为金钱而放弃写作的话，他们只好去为金钱而写作了。
1992。9。25
开导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