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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到达成熟的年龄以后，一个人相貌中真正有吸引力的是那些显现了智慧、德行、教 养、个性等心灵品质的因素。至少就男人而言，这基本上是共识，聪明的女性也是这样来欣 赏男人的。那么，女性是否也应该这样来欣赏自己，或者男性是否也应该这样来欣赏女人呢 ？我认为是的。哪怕是绝色美人也免不了有迟暮的一天，世界上再高明的美容术也不能使美 色永驻。因此，女人在中年之后仍然一心要以色媚人，这至少是不明智的。能够使女人长久 保持魅力的也是容貌中的精神特性，一个气质高贵的妇人虽然未必像妙龄美女那样令许多男 人神魂颠倒，但却能获得男人和女人的普遍敬慕。请不要说这不是一种女人魅力，无论男人 魅力还是女人魅力都决不是纯粹的生理特质，而永远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另一方面呢，无论 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顺应大自然的安排，在不同的季节收获不同的果实。
200212
名著在名译之后诞生
当今图书市场上的一个显著现象是，由于世界文学经典名著已无版权问题，出版成 本低，而对这类书的需求又是持续不断的，销售有保证，因此，为了赚取利润，许多书商包 括一些出版社匆忙上阵，纷纷组织对原著毫无研究的译手快速制作，甚至抄袭拼凑，出现了 大量选题重复、粗制滥造的所谓名著译本。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粗劣制品的泛滥必定会 对大批青少年读者造成误导，甚至从此堵塞了他们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学的道路。
从什么样的译本读名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名著是在名译之后诞 生的。当然，这不是说，在有好的中译本之前，名著在作者自己的国家和在世界上也不存在 。然而，确确实实的，对于不能直接读原著的读者来说，任何一部名著都是在有了好译本之 后才开始存在的。譬如说，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 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 诃夫才在中国诞生，如此等等。毫无疑问，有了名译并不意味着不能再有新的译本，只要新 的译本真正好，仍会得到公认而成为新的名译，例如在朱生豪之后，梁实秋所译的莎士比亚 ，在郭沫若之后，绿原所译的《浮士德》，也都同样成了名译。可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 一部名著如果没有好的译本，却有了坏的译本，那么，它就不但没有在中国诞生，相反可以 说是未出生就被杀死了。坏译本顶着名著的名义，实际上所展示的是译者自己的低劣水平， 其后果正是剥夺了原著在读者心目中本应占有的光荣位置，代之以一个面目全非的赝品。尤 其是一些现代名著，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到了某些译者手下竟成了完全不知 所云的东西。遇见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正由于这些译者自己读不懂原著，结 果便把无人读得懂的译本给了大家。只要我们直接去读原著，一定会发现原著其实明白易懂 得多。
一部译著之能够成为名译，绝不是偶然的。从前的译家潜心于翻译某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 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乃至偏爱，以至于终生玩味之，不但领会其神韵，而且浸染其语言风格， 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汉语的对应物。傅雷有妙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钱锺书谈到翻译的“化”境时引述了一句话，与傅雷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好的译作仿佛是 原著的投胎转世。我想，之所以能够达于这个境界，正是因为喜爱，在喜爱的阅读中被潜移 默化，结果原作者的魂好像真的投胎到这个译者身上，不由自主地说起中文来了。这样产生 的译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于是能够融入我们的文化进程，世 代流传下去。名译之为名译，此之谓也。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译家是越来越稀少 了。常见的情形是，首先瞄准市场的行情，确定选题，然后组织一批并无心得和研究的人抢 译，快速占领市场。可以断言，用这种方式进行翻译，哪怕译的是世界名著，如此制作出来 的东西即使不是垃圾，至多也只是迟早要被废弃的代用品罢了。
20031
经典和我们
“蝙蝠文丛”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 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 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 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 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 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 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 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 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 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 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 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 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 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 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 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惟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 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 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 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 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 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 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 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 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就像 一个学者只会用这一种读法读经典，我就要断定他不具备大学者的资格一样。惟有今天仍然 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 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 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 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 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 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 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 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 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 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 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 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丛书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 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20032
“非典”期间读《鼠疫》
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 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 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 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 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 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 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 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 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 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 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 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惟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 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 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 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 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像了。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 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 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 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 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惟一的选择 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 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 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 本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 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 、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 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 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 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 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 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 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 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 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 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 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