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忙不过来，她也会坐在客堂里的圆匾面前摘菜或剥辣椒。翠绿的灯笼椒，一切两半，成为耳朵的式样，然后掏出每一瓣里面的籽与丝丝缕缕的棉花，耐心地，仿佛在给无数的小孩挖耳朵。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盖……
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于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现代中国对于太太们似乎没有多少期望，除贞操外也很少要求。而有许多不称职的太太也就安然度过一生。那些尽责的太太呢，如同这出戏里的陈思珍，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但和旧时代的贤妻良母那种惨酷的牺牲精神比较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陈思珍毕竟不是《列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
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而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陈思珍用她的处世的技巧使她四周的人们的生活圆滑化，使生命的逝去悄无声息，她运用那些手腕，心机，是否必需的！！她这种做人的态度是否无可疵议呢？这当然还是个问题。在《太太万岁》里，我并没有把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之意，我只是提出有她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
像思珍这样的女人，会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丈夫，本来也是意中事。她丈夫总是郁郁地感到怀才不遇，一旦时来运来，马上桃花运也来了。当初原来是他太太造成他发财的机会的，他知道之后，自尊心被伤害了，反倒向她大发脾气——这也都是人之常情。观众里面阅历多一些的人，也许不会过份谴责他的罢？
对于观众的心理，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虽然一直在那里探索着。
偶然有些发现，也是使人的心情更为惨淡的发现。然而……文艺可以有少数人的文艺，电影这样东西可是不能给二三知己互相传观的。就连在试片室里看，空气都和在戏院里看不同，因为没有广大的观众。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马路英雄型的，他们勾肩搭背走着，说：“去看电影去。”我想着：“啊，是观众吗？”顿时生出几分敬意，同时好像他们陡然离我远了一大截子，我望着他们的后影，很觉得惆怅。
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不幸，《太太万岁》里的太太没有一个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涟漪的花纹。无论怎样想方设法给添出戏来，恐怕也仍旧难于弥补这缺陷，在观众的眼光中。但我总觉得，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戏的无魇的欲望，这一点苦心，应当可以被谅解的罢？
ＪｏｈｎＧａｓｓｎｅｒ批评“ＯｕｒＴｏｗｎ”那出戏，说它“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太太万岁》的题材也属于这一类。戏的进行也应当像日光的移动，镑镑地从房间的这一个角落，照到那一个角落，简直看不见它动，却又是倏忽的。梅特林克一度提倡过的“静的戏剧”，几乎使戏剧与图画的领域交叠，其实还是在银幕上最有实现的可能。然而我们现在暂时对于这些只能止于向往。例如《太太万岁》就必须弄上许多情节，把几个演员忙得团团转。严格地说来，这本来是不足为训的。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倒觉得它更是中国的。我喜欢它像我喜欢街头卖的鞋样，白纸剪出的镂空花样，托在玫瑰红的纸上，那些浅显的图案。
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我这样想着，仿佛忽然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似的，于高兴之外又有种凄然的感觉，当时也就知道，一离开那黄昏的阳台我就再也说不明白的。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地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惘然记》序
北宋有一幅《校书图》，画一个学者一手持纸卷，一手拿着个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还是文具——在搔头发，仿佛踌躇不决。下首有个僮儿托盘送茶来。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图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员背后的两折大屏风，上有朝服下缘的海涛图案。看上去他环境优裕。他校的书也许我们也不怎么想看。但是有点出人意表地，他赤着脚，地下两只鞋一正一反，显然是两脚互相搓抹着褪下来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湾两个老人脱了鞋坐在矮石墙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为图画，这张画没有什么特色，脱鞋这小动作的意趣是文艺性的，极简单扼要地显示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成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伟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弥撒”还有它的魅力。
这小说集里《五四遗事》这篇是用英文写的，一九五六年发表，中译文次年刊出。其实三篇近作也都是一九五○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
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
此外还有两篇一九四○年间的旧作。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有朋友在香港的图书馆里旧杂志上看到，影印了两篇，寄来问我是否可以再刊载。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另一篇小说《多少恨》，是以前从大陆出来的时候不便携带文字，有些就没带出来。但是这些年来，这几篇东西的存在并不是没人知道，如美国学者耿德华（ＥｄｗａｒｄＧｕｎｎ）就早已在图书馆里看见，影印了送给别的嗜痂者。最近有人也同样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
，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可以径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
《多少恨》的前身是我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原剧本没有了，附录另一只电影剧本《情场如戏场》，根据美国麦克斯。舒尔曼（ｍａｘｓｈｖｌｍａｎ）著舞台剧《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ｒＴｒａｐ（温柔的陷阱）》改骗的，影片一九五六年摄制，林黛陈厚张扬主演。
《多少恨》里有些对白太软弱，我改写了两段，另一篇旧作《殷玉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改都无从改起。想不收入小说集，但是这篇也被盗印，不收也禁绝不了，只好添写了个尾声。不得不噜嗦点交代清楚，不然读者看到双包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自己的作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
《续集》自序
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意思。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列出后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前些日子有人将埋藏多年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事先连我本人都不知情。这逆转了英文俗语的说法：“押着马儿去河边，还要撤着它喝水。”水的冷暖只有马儿自知。听说《小艾》在香港公开以单行本出版，用的不是原来笔名梁京，却理直气壮地擅用我的本名，其大胆当然比不上以我名字出版《笑声泪痕》的那位“张爱玲”。我一度就读于香港大学，后来因珍珠港事变没有完成学业；一九五二年重临香港，住了三年，都有记录可查。我实在不愿为了“正名”而大动于戈。出版社认为对《小艾》心怀匣测者颇不乏人，劝我不要再蹉陀下去，免得重蹈覆辙。事实上，我的确收到几位出版商寄来的预支版税和合约，只好原壁奉还，一则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名字单独出现，二则我的书一向归皇冠出版，多年来想必大家都知道。只怪我这一阵心不在“马”，好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以致别人认为有机可乘，其实仍是无稽之谈而已。
这使我想到，本人还在好好地过日子，只是写得较少，却先后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公产，随意发表出书，居然悼棒责备我不应发表自己的旧作，反而侵犯了他的权利。我无从想象富有幽默感如萧伯纳，大男子主义如海明威，怎么样应付这种堂而皇之的海盗行为。他们在英美荣庸诺贝尔文学奖，生前死后获得应有的版权保障。萧伯纳的《卖花女》在舞台上后，改编成黑自电影，又改编成轻音乐剧《窈窕淑女》，再改编成七彩宽银幕电影，都得到版权费。海明威未完成的遗作经人整理后出版，他的继承人依旧享受可观的版税。如果他们遇到我这种情况，相信萧伯纳绝不会那么长寿，海明威的猎枪也会提前走火。
我想既然将旧作出版，索性把从前遗留在上海的作品选出一本文集，名之为《余韵》。另外自一九五二年离开上海后在海外各地发表而未收入书中的文章编成一集，名之为《续集》，免得将来再闹《红楼梦》中瞒赃的窃盗官司。
《谈吃与画饼充饥》写得比较细详，引起不少议论。多数人印象中以为我吃得又少又随便，几乎不食人间烟火，读后大为惊讶，甚至认为我“另有一功”。衣食住行我一向比较注重衣和食，然而现在连这一点偏嗜都成为奢侈了。至少这篇文章可以满足一部分访问者和在显徽镜下“看张”者的好奇心。这种自白式的文章只是掠鸿一瞥，虽然是颇长的一瞥。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她利用化妆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记得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上面写明“私家重地，请勿践踏”。作者借用书刊和读者间接沟通，演员却非直接面对观众不可，为什么作家同样享受不到隐私权？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逼写出来的。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台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
《魂归离恨天》（暂名）是我为电懋公司写的最后一出剧本，没有交到导演手上，公司已告结束。多谢秦羽女士找了出来物归原主。“Stale Mates”（《老搭子》
）曾在美国《记者》双周刊上刊出，劝得宋淇找出来把它和我用中文重写的《五四遗事》并列在一起，自己看来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故事是同一个，表现的手法略有出入，因为要迁就读者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