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就写了一篇《 寻找迷失的燕台 》文章，发表在1995年10月号《 北京政协 》杂志上，张秉旺画的草图也成了杂志的“插图”。
三四两句的背景，是有一次张秉旺向周汝昌说到北京通惠河畔庆丰闸之“庆丰插柳”，方志记载曾是民俗萃集之名胜佳景，而此地距离水南庄不远，那里曾是曹雪芹的朋友敦敏、敦诚家的墓地，周汝昌以前曾游览凭吊过，因此引发怀旧情绪，很想前去观赏。结果张秉旺一打听，那里除了垃圾烂泥，早就没有柳树，也就打消了兴致。张秉旺多次为周汝昌代步，如逛潘家园古旧市场代购古董，寻访北京城内的古宅遗迹并摄影绘图，如慎郡王府、佟府、东岳庙，等等。周汝昌曾感慨地说，我要是早十年认识你就好了，可以一同出游……
张秉旺曾在潘家园看到一方铜镇尺，上面用石鼓文字体刻着清代明义《 题〈 红楼梦 〉》二十首绝句之第十九首：“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亦枉然。”周汝昌知道后非常感兴趣，让张秉旺无论多少钱都要买回来。过了一周，张秉旺以三百元购回转给周汝昌。卖主是天津人，周汝昌认为明义可能后来流落到天津，又赋诗赠给张秉旺：
一
慧眼搜奇不自藏，移来沧海夜珠光。
铜花篆影龙蛇动，灵气浮沉梦亦香。
二
我斋初记世无传，廿首题红价万千。
双简只镌第十九，雪芹应是特欣然。
戊辰月初七秉旺先生送到铜镇尺，灯下题诗以志奇缘，而病目书不成字矣，聊用留痕可耳。
周汝昌八十一盲人
一
还将曹子只称君，恭楷蝇头款雪芹。
尺简大书十四字，一双合璧证遗文。
二
细篆蛛丝小印奇，义明明义岂难知。
纪年丁卯何须考，定是乾隆十二期。
丙望先生一粲汝拜
再题镇尺
金薤银钩石鼓文，雁行才艺恰平分。
二难双璧连枝秀，记梦红楼早识芹。
戊寅小寒诗纪明仁篆明义题红绝句铜简汝昌
（ 张秉旺注：此诗附于1999年1月27日信中。先生考出明仁善写篆字，故有此诗。 ）
还有一次，张秉旺与周汝昌讨论汉字的四声，二人都感叹今天的中国人皆不知音韵之美。2000年3月26日周汝昌又在给张秉旺的信中赋诗相赠：
知音何幸有张郎，稍慰当今文化荒。
汉字四声谁共语，可怜斗室尚评量。
此外，周汝昌与张秉旺还有一些唱和之作，如张秉旺赠送周汝昌玻璃镇纸，周汝昌又长吟短赋，等等，不再一一撮录。周汝昌于“丁丑端午”（ 1997年 ）给张秉旺的信中说：“我对佛教有兴趣，并非磕头求福之意。这是个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问题，而我主要兴趣是民俗艺术（ 塑、画、建、绣、漆、雕、乐、唱、诵 ）……而且民间庙会实为一大‘农贸’，与万民同乐的古代中华百姓唯一的‘形式’与‘机会’（ 迷信不过其次要因子而已 ）……今日端节，门无蒲艾，臂无虎符，奈何！”对古董，对汉字，对民俗，周汝昌都怀有一番深深的情愫，说到底，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迷恋。
作为一个爱好文史的科技工作者，张秉旺是这样评价周汝昌的：
“天才”二字，并无贬意，或以“天分”二字代之。周老应该说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博闻强记，所以出书很快。写文章作诗，还是要有激情与悟性，否则难出佳品。周老作诗多、好、快，多数饱含激情。
周老讲《 红楼梦 》，从来不拿手稿，不疾不徐，看似信口说来，却是厚积薄发而成，听众听得丝丝入扣，点滴流入心头。讲解学术之事，固然有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这门专业有深深的悟解才行。
说到“悟”，中华文化更是突出。“悟”是一种境界，有了深度的浸淫才能达到。比如中医、太极拳、书法、诗词……都是如此。《 红楼梦 》文化蕴涵极深，必须深读细悟，用心灵与之交流，方能达悟解之境界。
说到底，任何学术都有“悟”的过程。门捷列夫发明周期表，是在繁复的化学现象中悟出的。某化学家对苯（6炭12氢）的结构解不出来，睡梦中忽然悟出头尾相接即可完满，于是“苯环”呈示，从而出现大量环状化合物，成为系列。搞工程设计何尝不如此？学识、激情、悟性辐辏，方能出好的设计。
这种认识出自一个红学“票友”，也许比一些“红学界”中人对红学的感悟更有一种“触类旁通”的智慧吧。这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92年第二次印刷时，其责任编辑赵天琪在该书的《 编后赘语 》中所说的可谓一脉相通：
曾读过某君甚有见地的一短文，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大凡中等资质的人都十分用功；而那些绝顶聪明的，多作逍遥游，满腹经纶，为己自娱，无名利之想，亦无刻意之求。因此，他们往往带走的多，为后人留下的少，实乃憾事。”又指出他们和西方不同，“西方人将智慧高悬，当作汲汲追求的目标”，而中国人则“把智慧涵于深心把玩，难怪少一种积极求索、努力建树、泽被后世的精神”。这话中深意，也真可令人玩味一番的了。凡读过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还有他的诗词和书法的人，都可以感到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同时又该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呢？
……台北友人带来的那首名为《 读破 》的诗，现在由我代录于下……其诗曰：
文采风流独擅场，其人如玉亦痴狂。
探新温故穷心力，读破红楼一汝昌。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这部辞典是在周汝昌指导下完成的，实际的主要组织编写者是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晁继周（ 1941年生 ），参加者则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的夫人杜琇、红楼梦研究所的王湜华等九人。晁继周这样叙述他与周汝昌的交往：
1981年，我在北京市职工大学海淀分校兼现代汉语课。我教的那个班有九十个学生，大部分是“老三届”。有些学生基础很好，由于“十年动乱”耽误了上大学，现在很珍视读书的机会，学习很刻苦。他们的班主任李梦嘉老师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议组织一部分同学编写《〈 红楼梦 〉辞典 》，并建议由我主其事。参与此事的除我和李老师外，还有北京九中资深语文教师杜琇。我当时只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了。李老师辗转与周汝昌先生取得了联系，请他担任《〈 红楼梦 〉辞典 》的编写顾问。周先生慨然应允。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和我的这支“队伍”确实水平有限，对《 红楼梦 》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编词典除我略知皮毛外，差不多全是门外汉，周先生难道不怕编出不像样的词典砸自己的牌子吗？有了周先生的支持，胆气壮多了，开始联系出版社。当时书界还没有《 红楼梦 》词典，这个选题还比较有吸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经过研究，提出进一步要求：请周汝昌先生当主编。当顾问已是出乎意料，当主编连想都不敢想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托人把出版社的要求转达周先生，惴惴不安地静候回音。没过几天，周先生托人带给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责任！”真是一诺千金！由周汝昌先生任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就这样上马了。
几天后，我到北京东城南竹竿胡同周先生旧宅第一次拜访了他。周先生当时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待人极谦和。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梦嘉老师是四川人，“晁”“曹”不分，我的姓氏由她传到周先生耳朵里，变成了“曹”。周先生对“曹”姓极敏感，一见面就问何方人氏，祖籍哪里。（后来一些曹姓师友也向我说过周先生曾询问过他们的祖籍。）当我说清楚是姓“晁”后，周先生也为自己的痴迷笑了起来。
这次见面，我和周先生研究了编纂《〈 红楼梦 〉辞典 》的指导思想，收词原则，编写体例。对于采用的版本，虽然程高本是很不可取的，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只有以程乙本为底本的四卷本《 红楼梦 》，从读者考察需要出发，还得采用。到了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了的时候，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三卷本《 红楼梦 》出版，周先生建议收词改以新本为主，两种版本互为参照。这样一来，工作量成倍增加，但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才刚”和“刚才”，“越性”和“索性”，“官中”和“公中”等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就是用这部辞典提供的材料写出了《 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 》的。周先生的建议对提升这部辞典的水平和价值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周先生除宏观指导外，在许多具体条目的注释上都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我在看稿中遇到的问题，常常写信向他请教。最集中的一次有三百余张卡片（每张卡片是一个词条），送给周先生处理，先生当时视力已经很不好，仍然一条一条地做了修改。
1987年，经过六年的艰苦工作，《〈 红楼梦 〉辞典 》终于出版了。周先生拿到样书的时候兴奋异常，提笔写了七律一首：“六年辛苦幸观成，喜慰还兼感慨生。事久渐知学术贵，功多翻觉利名轻。红楼词采森珠目，赤县文明粲纬经。万象敢云囊一括，津梁倘可济初程。”稿费下来后，我和几位年轻人给周先生送去一份，先生坚决不收。我们反复解释，希望他收下自己应得的份额，周先生封了口：“这件事没商量。”
后来有关《 红楼梦 》的词典出了好多种，当然各有特色。比如红楼梦研究所编的“大辞典”所收词条概括面更广，包括作者家世交游、版本、续书、红学人物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周汝昌主编的这部辞典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也有“书中全部人物的姓名和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些基础知识等”，但主要集中于“语词”，在这方面所达到的学术深度是其他一些同类词典难以企及的。而“语词”是阅读《 红楼梦 》最基本的部分，套用一句经常有人说的话，是更面向“文本”的。这部辞典的一大特色，即晁继周所说将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不同版本的语词加以比较对照，这当然符合周汝昌严格区分曹、高“两种《 红楼梦 》”的学术宗旨。此外的一些内容，也都别具眼光，为其他同类词典所不及。如周汝昌在辞典《 序 》中所提示：
还有一类词语，似乎辞典之中无收录的“合适地位”，但又容易为读者（特别是译者）忽略和误解。如“我说呢”，意思近乎“啊，原来如此”，或“这就无怪乎了”。又如“可是说的”、“可不就是这样罢了”、“可不是”、“可是呢”，这些“可”或“可不”，都不是今天用法中的转折词义。假如将“可不是”译成了“但非”之意，岂不是一个笑话。关于这一类，辞典如何处置为宜，我还拿不准，或许注一注也还不算多余吧。
我想，在典章、器物、服饰等“名物”词条必须收录之外，上述这些词语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
再引一段周汝昌所撰《 序 》中的话，亦可见编纂这部辞典的“抱负”和“眼界”：
《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份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文人、诗人，对于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 南京日报 》离休编辑（ 记者 ）严中比周汝昌小十六岁，是周汝昌的一个崇拜者，自称“周汝昌的南京弟子”。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考红”、“研曹”的小品文，后结集为《 红楼丛话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和《 红楼续话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这两本书中有不少涉及周汝昌的内容。如《 丛话 》中有关于周汝昌和“靖藏本”《 石头记 》的真伪及下落引起的纠纷，《 续话 》中有“五评”贾穗《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而为周汝昌辩护的文章，等等，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如《 续话 》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一篇中的“附记”：
1993年8月上旬，在庐山举行的“毛泽东论《 水浒 》《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的一次分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就俞平伯与周汝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靖本”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因为刘先生和俞先生在文学所共事三十余载，他的看法自然引起了我的重视。我答应会后写信给周汝昌，转达其看法。很快收到周汝昌的回信，信中谈及了他和俞先生的“同”（“自叙说”和对后四十回的评判）和“异”（曹雪芹生卒年和对“靖本”的评判），但他表示，与俞平伯绝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他一直是同情和敬重俞先生的。周先生并对我叙了三点：一、文学研究所创办的《〈 红楼梦 〉研究集刊 》，要发俞的《 记“夕葵书屋〈 石头记 〉卷一”的批语 》时，俞题原件的小照片他们没有了，由刘世德向周讨去，周明知这是一篇反对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