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
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
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
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
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
一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二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4月10日笔者又收到周先生于“甲子三月初八夜”写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悲剧那篇文章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既懂得理论重要，又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橱”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串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但这实在是为上智的人说法，不要说下智者麻木迟钝不知所云，就是中智者恐怕也会感到难得其门而入吧？这也就注定了周先生一生都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
周先生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后，笔者于1990年阴历除夕写成一篇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题为《 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后发表于1990年第8期《 读书 》，收入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就主要讲了周先生被称为“考证派”实际上是“文化思想派”的历史误会。对这本书的上、中、下三编分别作了评述，指出“性质何属”即“自传说”、“核心何在”即“《 红楼梦 》的思想性”、“整体何似”即“探佚学”，最后归结道：“诗人之心—— 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不解之缘上。……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缘分’。”指出周先生说“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联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周先生读了这篇书评后十分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透彻地点明了他从事《 红楼梦 》研究的“本质”和“关键”所在。笔者于1990年2月4日收到周先生于“庚午”写的一封不短的信，摘引前面几段：
立春大节之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恙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奠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
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
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这封信中，除表达获“知音”、“知赏”之乐外，仍然是流露周先生治学注重“活”、“悟性”、“文、史、哲会通”的一贯宗旨。欣赏文章篇幅短而内涵深远的概括力，“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的灵活性，能三言五语说到“点子上”的“片言居要”之功夫。
信外另附一纸，是一首诗：
己巳守岁之宵，而归智为文以弘拙著。既读竟作札，临缄复成五言，时正立春，因写寄焉：
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
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
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
讵闻财为匮，长叹睿灵贫。
庚午立春之刻拜草
1999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周先生选编一本1949年以后的红学文选，作为丛书“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之一。开始策划的篇幅很大，周先生艰于目力，乃给笔者来信，要我帮助粗选一下篇目。笔者遵命，即翻检书刊，分门别类，列了一个很长的篇目单子寄去，周先生很高兴，回信说“不致曳白矣”。后来这本书搁置了很长时日，最后将原计划的三大卷选本缩减为四十三万四千字的一册，即2003年3月出版的《 红楼鞭影：中国当代〈 红楼梦 〉研究 》。缩编篇目的取舍也并没有通过周先生，结果笔者自选的两篇也被拿掉。周先生拿到样书后，赶紧来信解释，说明经过，探佚方面的文章就留了赵卫邦、蔡义江和徐恭时的各一篇，徐恭时先生已经过世，没有出过书，就让给徐先生吧。笔者对这些事本来不太在意，就回信说这样也好，可免去选本之“周派”嫌疑也。周先生乃回信说：“弟文遭删，不以为意，反有妙论。是极，是极。真高见也。其实我亦不暇计‘口实’，选得再‘公’，其骂声之奉也不会惠免。我对某界人早已‘哀莫大于心死’。亦一笑！”（ 2003年7月19日邮戳 ）不过，这册《 红楼鞭影 》前边有周先生写的一篇很长的“导读”，共十七个小标题，其实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对红学的看法，别处还是不多见的。
20世纪80、90年代，笔者还属于为“成才”而努力奋斗的阶段。那时对周先生的来信，笔者的回信有些“放不开”，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简单答复，除了少数几封，真正敞开心怀的交谈其实不多。所以比起周先生的来信，回信大为逊色。这当然既与笔者的个性有关，也和那时的情境处境有关，是不必为外人道的。周先生赐下的诗篇，我所和作的也不多。进入21世纪，诸多世缘渐了，似乎也有点老境将至、“心态颇改”的味道，好像诗情诗思也“回光返照”，吟咏增多起来。周先生过去的赠诗，乃有“补和”的兴致。如1994年周先生赠有一首五古，笔者于2001年12月补作了一首唱和之作。今将两诗录下：
周汝昌1994年诗
古人喻知己，拟弦曰知音。
岂在誉浮词，一矢破核心。
谓我和者寡，孤独之情深。
芹传得新评，椽笔肆漓淋。
恐惊俗世目，疑谀为市金。
良桐有时爨，尾焦幸犹琴。
雪芹孰能传，惭汗长在襟。
获知一为足，有喧亦有喑。
讵关一小我，感慨彻古今。
览文书短句，君或发长吟。
步周玉言先生1994年惠赐五古原韵：
高山听流水，昔人喻知音。
师友隔天涯，慧缘在赏心。
绰约海棠韵，两赋旨言深。
回首五十载，几度风雨淋？
牛棚积谗毁，名利能烁金。
衷怀坚素志，幽室独抱琴。
扶掖后来者，无私敞虚襟。
岂谋结宗派，殷忧万马喑。
火传薪尽处，扬古亦酌今。
采芹二三子，时发龙凤吟。
笔者赋赠周先生的诗，除传记中已引录者外，还有两三首周先生特别欣赏。笔者为《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撰书评，2000年6月6日《中国文化报》予以发表，周先生寄来一诗：
归智《 读〈 曹雪芹传 〉》见报书
（2000年6月7日）
死潭投石漫萦怀，健笔佳辰得眼开。
流水高山重叹惜，行云走月一徘徊。
诸芳语痛三春尽，两赋思深百代才。
独上层楼万灯火，颂君新句动微哀。
笔者乃于2000年6月30日有唱和之作：
和周玉言先生赠诗
新证横空骋壮怀，孤明襟抱海棠开。
压城云重添痴味，枕阁霞飞染砚斋。
斯室弥馨萦入梦，其人如玉痛怜才。
沁芳一脉听流水，独上层楼未可哀。
周先生阅后来信大赞：“诗函昨到，和韵之篇极佳。‘孤明襟抱海棠开’之句尤奇！馀亦工力悉敌，情辞兼至也。此种咏题自然为一‘空前’，可不论，至于后来，吾不敢知，唯见当代人能出此者亦不可得第二家也。”信尾又附加一笔：“斯室其人一联甚佳。”（ “庚·六·七夜”信，2000年7月9日邮戳 ）海棠是史湘云的象征花卉，枕霞旧友是她的别号，而周先生说史湘云的原型是脂砚斋，沁芳泉是大观园的“总钥匙”，《〈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中有一节论贾宝玉即云“其人如玉”——本从《 诗经 》篇中句化来。
另一首是2000年12月20日写的向周先生恭贺新春的诗，写在贺年片上寄去：
新千年将至奉赠周玉言先生
红坛谁弄百年潮？一缕心音韵未消。
王蔡胡俞输鲁史，李蓝何蒋混曹貂。
集成新证潜龙啸，质本真诗大吕敲。
探佚鸿蒙标国学，风流文采自天骄。
周先生于“庚腊除二夜”来信说：“这七律数句而已，然竟涵盖了一部‘红学史’，大奇！”并附有“庚辰冬至后”一首唱和之作：
归智赠新句奇绝喜而步韵难报佳音也
冬深暖句压寒潮，雪气宁随岁序消？
四杰多讥明自异，八仙过海暗争高。
逢人说项霞边指，为我成文月下敲。
天壤痴如君亦少，拙生得友向渠骄。
（ 注解：拙句原为“李蓝何蒋混曹高”，故周颔联为“高”韵。 ）
于“庚腊十二”，周先生又写来一首，可见其兴致极高也。（ 2002年“元旦之夕”还来信说：“去岁过年收小座历有七律诗使我一整年欢喜不置。” ）：
再和归智
感暮怀人绪若潮，积思新雪两难消。
绛芸书罢晴雯喜，青埂镌成宝玉高。
探佚心通闻感召，传诗字好悟推敲。
相逢明日还相说，万古芹脂为圣骄。
笔者这首引起周先生一再唱和的诗，其学术内涵已在《 独上红楼 》之《 再看一位红学大师 》一章中作过阐释。周先生与笔者的交谊，用刘心武先生的话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只因为“志同道合”，故二十余年因缘不断。大约彼此的气质倾向与思维方式有相近之处，故学术见解每每相合，当然也并非没有个别观点上的不同意见，那就如周先生赠诗中所云“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笔者从周先生获得的指点、教益，自是数不胜数，而感受最深的，则是周先生那种悟性主导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这一点，读周先生的著作会有感觉，但还不像亲聆馨颏时更体会深切。笔者与周先生面谈的机会也没有几次，但每次聆教后，都如嚼橄榄，余味无穷，曾与内子感慨不已。
周先生为笔者的几种著作写过序或书评。其中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那篇序更具有深远的红学史意义，在传记的有关章节中已经作过回顾。而周先生的大著，笔者也往往写书评推介，到了新世纪，更为周先生的《 红楼小讲 》、《 文采风流曹雪芹 》、珍藏本《〈 红楼梦 〉新证 》和《 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的魅力 》撰写序言。2004年，笔者的“红学三书”将要付梓，周先生又为其中的《 红楼赏诗 》和《 独上红楼 》各题诗二首，此时周先生的视力已近乎全盲，挥翰走笔已成难事，但仍然勉力将为二书所题之诗作各一首用毛笔书成，深情高谊，让人感动不已。待三书出版，周先生接到样书后，立即于2005年3月27日电传短简，评曰：“此三书：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