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告诉《时代》周刊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在这次采访中，江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一个关于江如何处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问题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春天。那次，他看到一个关于山东省400名小学生服用了劣质碘钙片中毒的报道，当晚即给卫生部的官员打了电话。江被告知是当地防疫站的副站长为牟取私利而出售了这些劣质药片。江非常生气，他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说：“决不能允许这些被金钱和物质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员为非作歹，对这些罪犯必须严惩不贷。”除了要依法处理之外，江还努力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这个故事确能反映中国媒体开始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江主席近50年的密友沈永言说：“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
沈笑着说：“他可能有点担心，如果我们聊的时间太长，我会要他帮忙办私事。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比如要看急诊什么的，他会尽力帮忙，但我不能替别人操心。很多人知道江和我关系很密切。有的朋友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比如遭遇到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遭受方政府不公正对待等，但我爱莫能助。”有时江在白天给沈打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沈永言说：“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所以我们也聊一些私人和家庭问题。难得有几次，和江谈及自己的私事。但有时，即使我听从他的建议，甚至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支持，还是有可能解决不了。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我知道一点：江泽民是我真正的朋友。”
1997年，江主席有一次给他的科学顾问宋健博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江刚刚看完宋博士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他对其中引用的一段话非常感兴趣。这是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此前一年他一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罗素写道：“全中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团结在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中，通过集体做出决定并迫使所有成员支持这些决定。”
江给宋博士打电话，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作《中国的问题》，宋博士安排将这些书送了过去。宋评论道：“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曾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全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国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闻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提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战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外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国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时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接着，经济恐慌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秩序。香港股市的总市值4天内缩水25％——这是从没有过的惨景——港币受到了投机商的冲击。中国领导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大陆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港币。有人说，“在维护和促进香港的繁荣方面，北京不如刚刚离开的英国人。”江主席可不想听到这样的指责。但是还有3天就要前往美国了，江还在准备着期待已久的各项计划。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