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点25分，赵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接起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赵于是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听完之后很满意，并用一种行家的口吻回答道，“你也像我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考虑到不要过多占用这位高级领导人的时间，赵在对江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挂电话了。但江却继续往下说，此时的谈话更加亲切，他开始与赵谈起他与那位电子公司管理人员（就是他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才惹出了这起麻烦事）之间多年的友谊。随着谈话的进行，双方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赵开始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某位亲戚或老师在晚上聊天。
最后，大约20分钟之后，江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最后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不，总书记，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工作系统出了事故。我要负个人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我也会处罚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请不要这么做，”江嘱咐赵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赵化勇后来回忆这出幕后戏时表示：“当时的情绪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从开始到结束不过1个多小时。我明白江主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我谈论与正事无关的事情。他是想让我在经过这次恼人的事情之后冷静下来，恢复我的信心。想想吧，国家主席亲自教导并安慰我，甚至不让我作出过度的反应，处罚我的手下。我非常感动，这一幕我将没齿不忘。”
3月底，《华盛顿邮报》的4位编辑来到中南海采访江主席。在正式回答了事先提交的问题之后，这位中国领导人以其喜欢的交谈式风格与他的交谈对象相互打趣，开玩笑，偶尔还用通俗的英语说上两句。
其中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称江泽民“魅力十足，非常幽默”。这位编辑对于一位华裔研究者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遭拘留的案件非常关注，但他发现江似乎对媒体如此关注此事真的是大惑不解，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
在这次采访中比较轻松的时刻，江承认当记者提问时他会感到紧张。“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会感到头疼，”江说，“美国总统也不例外，我个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江还拿这些年轻的客人开玩笑。“我想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非常大，”江说，“当然，你们的精力比我要充沛得多。但我不得不说我可能在生活阅历上要更为丰富一些。这不是自大，是客观事实。”江泽民以一种毫不夸张的口吻缓缓说道：“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位编辑请江泽民评论一下“法轮功”奇特却强大的吸引力，并且问中国人民是否“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转而寻求其他信仰了”，试图以此来激怒江。
江主席承认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他突然用说不上好但却充满激情的英语说道：“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我年轻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但现在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江。江在2003年末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这个题时说：“多年以前，当我们参加共产主义革命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全世界实现，而且它将有利于全世界。今天，尽管我们依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时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常常思考历史，”江接着说，“我现在已经77岁了，我经历过发生剧烈变化各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就在江进行这种宏观思考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提醒人们这种和平是多么容易被打破。4月1日星期天，一架美国海军的EP…3“白羊座Ⅱ”侦察机起飞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收集中国沿海的电子数据。EP…3侦察机的信号搜集范围是200至460英里，机组人员可通过机上的设备截取中国的各种电子通信，这些通信对美国军事指挥官具有重大意义。
几十年来，像EP…3这样的美国飞机经常从日本出发，到中国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其行动也总是受到中国军队的密切监视。一般来说，美国侦察机总是在公海上空沿着自己的既定航线飞行，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则会紧急起飞，在安全距离之外跟踪入侵者。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双方都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都遵守着没有明文规定却被广为接受的空中行为法则。不过，最近美国军队已日益对此感到担心，因为像有关消息来源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拦截行动越来越大胆。
这一次出现了特殊情况，两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歼…8”喷气战斗机起飞追踪EP…3“白羊座Ⅱ”侦察机。其中一架飞机由一位名叫王伟的空中老手驾驶，他是一名出名的飞行员：中国人称他勇敢无畏；美国人则称他鲁莽轻率。碰撞发生了。尽管起因仍有争议，但结果确定无疑。美国飞机受损，中国飞机坠毁。根据第二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证词，中国宣称体型较大的四引擎美国间谍飞机，突然故意朝较小的中国战斗机做大角度转向，并用螺旋桨打碎了“歼…8”的尾翼。美国机组人员的陈述证词则称这位中国飞行员是个“危险的冒失鬼”，那天两次驾驶自己速度较快的飞机贴近EP…3，相距仅几英尺之遥。而在第三次接近时，他撞上了EP…3的螺旋桨，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不论哪种版本是真实的，结果却是一样的：空中撞击导致中国飞机损坏，据报告坠毁在南中国海。尽管可以看到王伟打开了降落伞，但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他被认定死亡。美国飞机一个机翼和发动机受损，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降落在了最近的跑道上——中国海南岛。之前在美国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撞机或者紧急着陆的情况，更不要说使价值1亿美元的间谍飞机落入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有关这场悲剧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争议，包括事故的地点。
第二天，新近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求中方立即允许美方人员接管飞机，并要求将飞机交还美方，“不要再乱动它”。华盛顿方面还称，飞机享有“主权豁免权”，中国人不能登机。4月3日，江泽民主席指责美国应为此事件负责，而且由于感觉到了民众的强硬态度，同时还要求美国道歉。
在幕后，与这起国际纷争相比，江泽民则更加关心失踪飞行员的命运。中国前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记得江主席在事件发生之后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有没有撞机地点的精确坐标？”“我们能不能确定降落伞确实打开了？”“飞行员都有什么样的救生设备？”“他带有多少食物和水？”“另一名飞行员到底是怎么说的？”“他真的看到降落伞了吗？”然后，江指示调动所有可以征用到的军用和民用中国舰船协助搜救。在高峰期，大约50艘舰艇、700艘渔船和70多架机机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搜救工作。江还询问了美国机组人员的情况。“在第一次会议时，”李肇星回忆说，“江主席唯一关心的就是人，中国人和美国人。”
作为对北京激烈言辞的回应，一位白宫发言人宣称，华盛顿不打算道歉，因为它“没有做错什么”。“我听到一些道歉的建议，”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说，“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我们当时遇到了紧急情况。”美国官员开始称其机组人员被中国政府“扣留”了。
对江泽民来说，撞机事件出现在一个很尴尬的时刻。他正准备动身前往拉美访问，在那里他希望得到政治支持并发展经贸关系。一年一度的批评中国的人权提案即将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任的布什政府正在对北京采取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强硬的路线；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能否成功也很快就要表决了。
为了首先打破敌对的气氛，美国外交官首次获准探望飞机的机组人员，并报告说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第二天，为表示相应的良好意愿，科林·鲍威尔对中国飞行员王伟的失踪表示“遗憾”。中国外交部作出让步，承认实际撞机地点在中国领空以外，但指出美国飞机后来非法进入了中国领土。布什总统自己也对中方蒙受的损失表示“遗憾”，这是他发表的最具和解姿态的一次话，但是他仍然没有道歉。他说：“我们一直在为那名飞行员及其家人祈祷。”
由于相信危机不太可能升级，江主席按计划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拉美之行。随行的有中国的商界领袖，江继续进行他非常成功的活动，获得较小国家的支持以制衡美国的霸权。江决心增进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在美洲为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整个行程中，对于间谍机造成的僵局，他只提到了两次。他访问了6个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和委内瑞拉——每到一国，他都商谈贸易和投资，签署了约20项协议，他对经济发展机会的看法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紧张地准备了两个月，”江泽民回忆说，“我的老师是外交部西班牙部门的负责人——他后来成了我们驻墨西哥的大使。为了给他们更大的惊喜，我演讲开始时用英语说我将试着讲几句西班牙语——随后我就一直用西班牙语作完了我的演讲。”
“我还开玩笑说由于我的西班牙语不怎么样，”江泽民接着说道，“我会发一份我的演讲的打印稿。但是我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才告诉听众的，这样大家在我讲话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听。”江也有严肃的时候。美国即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谴责中国。美国官员说这个时间安排是很早以前就定下的，和间谍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自从1989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西方国家发起中国的人权谴责，2001年的决议也和前九次一样，批评中国以“严厉手段”限制公民宗教、集会和言论自由。它还主张北京“保存和保护西藏和其他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特”。
但是每次提出决议，中国总能通过贸易和暗中游说的巧妙战略来争取到53位委员会成员中摇摆不定的票数，以最终避免被指责。并非出于巧合，江访问的6个国家中有5个就是委员会成员。“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江主席的一位人权专家说，“这是中国每年运用的策略（来挫败决议），而且每次都奏效。”
江在拉美一行的尾声得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韦戈·查韦斯的信誓旦旦的保证，许诺他的国家将在联合国投票和北京2008申奥中支持中国。江打趣说委内瑞拉是他的最后一站，而根据中国的烹饪文化，“留在最后的一道菜是最好的”。但笑话归笑话，委内瑞拉的强烈支持使江的整个行程熠熠生辉。为表达感谢之情，江在西蒙·玻利瓦尔的陵墓前献上花环，赞扬他为“解放者”和“国家之父”。他还与胡里奥——西班牙超级歌星——共进午餐，这次意外的饭局是查韦斯总统安排的，而后不久，两位国家领导人在胡里奥的伴唱中一起放歌。4月19日，在离开正处于间谍机事件热潮中的中国12天后，江主席回国了——刚赶上事件的余波。
为了寻求一种解决撞机危机的最佳方式，江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访问过许多国家，我看到当人们在街上互相撞了一下，请求原谅或者说声‘对不起’是很正常的事，”他到达智利时说道，“但美国的飞机到了我国的边界上，却不请求原谅。这种行为能令人接受吗？”
在阿根廷，江宣布说：“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在国外，一些批评家开始怀疑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事情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江泽民继续保持强硬，坚持他有分寸、有原则的处理方法。“考虑到我们两国的重要作用，”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他都这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开始为结束这场危机做公众的准备工作。承认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国家遭到挫折之后，党的喉舌阐述了江的观点。“化爱国热情为巨大的强国力量。”它写道。
由于外交官创造了语义上的奇迹，使北京得以宣称华盛顿在正式信函中两次使用了“抱歉”一词，从而对这次事件表达了足够体面的歉意，对立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过去了。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真诚的遗憾”，信中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