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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外是社会上精神与物质的成就，既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科学技术，也包括道德、生产方式和各种制度与风尚。资本主义制度相信人的意识、思想作为影响文化；共产主义制度相信文化是当前社会与现行政治制度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的产物；一个唯心，一个唯物。其实两者都没有错；错在两者都不太愿意承认文化是既讲精神也讲物质。范石湖有一篇诗作题为《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其中第二首，写实也写意，“心”、“物”交会，也许正是文化的素描：“菜市喧时窗透明，饼师叫后药煎成；闲居日出都无事，唯有开门扫地声。”
题目里那句“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就很有意思了。政府领导人要关怀科技时代的民生问题，所议所论最好“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探讨知识、澄清观念、纠正行为的各行各科专家一定也会听到“菜市喧时”的声音，所思所感最好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至于“闲居”、“无事”，正是科技时代里人人都舍不得荒废的精神生活；断非消极，而是调剂。《明报月刊》二百期之后，还希望继续“开门”、“扫地”，欢迎更多“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的文稿；凭着《明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信条，力求大方向不变，新构想无穷。庆祝二百期，当然不忘谢谢所有爱护《明报月刊》的人！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文章似酒
文章似酒
春节前两天，收到伦敦书商寄来V·SPritchett的新文集AManofLetters，灯下翻读，满心喜悦。我近年爱读Pritchett的文字，短篇小说固然醇美，散文小品更都有学、有识、有情，这次读他书中自序，尤其倾倒。他慨叹英美文学传统中的“文人”过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风变了，文人真笔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后寥寥几个在应景而已。他们大半没有风靡的读者，不教书，也算不得是学人，只管给一些幸免关门的报刊写文章疗饥。这些人既不作兴铺陈高论，反而一心维护文化的静观价值。到了映像科技教条统领天下之际，难免又分外关怀文字的命运，相信陀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艺术等如虚度”之说。传统文人下笔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写洋洋几十页；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为几栏文字，多了人家嫌长：二次大战初期，英国纸张限量配给，有期刊请Pritchett撰文介绍通俗书，短短一千八百五十字，结果还是删去五十字。机缘如此，文人操觚便不得不借助引喻，请求简洁；数十年训练下来，文章越练越短，终成风格！
我不难领会Pritchett这番心境，读后整个春节竟过得很踏实。等到初五，我又意外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来的《秋阳似酒》，那份喜悦也盈然注满心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勾画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爱读Pritchett，爱读刘大任，无非因为他们是真能在愚蠢的大时代里闪耀出智慧小火花的女人。当今文章粗糙肤浅成风，读到这些又绵密又隽永的作品，终于教人想起伦敦法学协会内殿中殿里天天早晚照料一百零二盏煤气灯的那位老头。伦敦城里听说还有一千四百盏煤气街灯，大都装上时间控制器自动燃熄，只有法学协会殿内这一百零二盏是靠那老头天黑之前一盏一盏地点，天亮之后又一盏一盏地熄的，每巡总要花上一个半钟头。时代那么新，方法那么旧，想来也是为了应景：刘大任这些文人总算寂寞了，说也堪惊！
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气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气
3月30日读台静农先生在台北《联合报》上的《伤逝》，想不到文章真可以写得那样通脱、那样顺当，完全到了典范的境界了！那天恰巧宋淇先生来电话谈公事，我不禁催他快快找来一读；他读了也赞叹不已，说是台先生写作大概已经到了不屑重看、不屑改动的地步了。台先生写摩耶精舍里的张大千、写洞天山堂里的庄慕陵，十足淡彩山水的笔意，或点或染，著墨成情，教人很不忍心看他“师友凋落殆尽，皤然一叟”的心事；而他偏偏说：“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有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
台先生文章好，书法也好，沈尹默之后只数他了。造诣越深，求字的人越多，他又不会拒绝，其苦可知。前年《静农书艺集》出版之前，台先生写了一篇序文，再以白话文附记于后，引用颜之推的话说：“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宣布从此不再为人写字应酬。林文月在《台先生和他的书房》里说，文章送去发表之前，台先生要她先读一读。台先生说：“你看怎么样？文字火气大了些，会不会得罪人？”林文月说：“恐怕会哦。”“那怎么办？”“管他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怕得罪人吗？”台先生听了说：“说的也是。我越写越生气！”说到这里，想起前几年我也冒昧求过台先生一幅字，写的是恽南田的诗，虽然人人见了都说气势格外飘逸，心中不免更觉过意不去。日前收到台先生的信，真的是用圆珠笔写了，想来已经不再为人所役使矣。
海峡两岸可敬可爱的文林长辈毕竟不多了，都应该受人尊重。求字的人直教台先生不胜其烦，他露点火气出来，大家从此知道分寸，反而觉得台先生真有个性。最难过是看到“文革”中大陆上身心俱碎的前辈文人，他们风雪夜归的心头滋味，分明不是“生气”两字了得。其他给活活整死了的就更不忍细说了。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说他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经常无端受头头呵斥，后来又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抄走他的全部藏书，他连“一笑置之”的权利都没有了，遑说生气！“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他说。人的尊严受过这样深刻的蹂躏，岂可轻轻淡忘！难为黄先生笔下这些旧事写来不渲不染，教人平添无限牵挂；每次在报纸、电视上看到那些头头对香港人堆笑脸，我偏偏想到他的那句话。这当然已经不是“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那么稀松平常的心情了。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萝卜白菜的意识
萝卜白菜的意识
我不懂画艺，却爱看画。少年得环境熏陶，多看国画；稍后受西方人文思潮感染，一度醉心西画；于今中年情怀十分秋，仿佛悟出了疏影横窗的玄机，竟又耽悦浮现传统风骨的国画。既有这份偏爱，照说应该学点画理，看画才可看出真乾坤；但我毕竟疏懒，总觉得心之所爱，何须讲理？于是，我说的传统、风骨，指的也就不是画的技巧，而是画的意识了。张大千画过一幅萝卜白菜，题了石涛一首七绝：“冷澹生涯本业儒，家贫休厌食无鱼；菜根切莫多油煮，留点青灯教子书！”绿缨红头的萝卜、鲜嫩青翠的白菜，此处已成寒士操守的象征，配上那首诗，风骨自是越发峥嵘了。
再说，山水画中的一山一水大半萦绕故国梦影，难免纠缠几丝有爱有恨的政治联想，这时候，家国之感的传统，绝俗超尘的风骨，只好又向丹青之中去细辨了。黄宾虹1924年为陈柱画过一幅山水，陈柱因此有绝句两首作答，其一是：“万壑千峰欲插云，依稀莫辨故山村；斜阳远映红于血，知是江山是血痕？”第二首更说道“神州破碎难回首，只向先生画里看”！陈柱虽然晚节不全，在汪伪政权下当过南京伪中央大学的校长，他到底深明中国艺术的意识和中国画家的气节，诗中不致辜负黄宾虹画里的寄托。至于李可染画《万山红遍》、画《井冈山》，用意当然也在于描绘“改变中国命运”的山水景致，笔底的政治意识再清楚不过了。到了打成“黑画家”，饱受迫害，他关在画室里坚持原则写出来的作品，想来又把故国山水纷纷化成胸中丘壑；这些墨痕，一定更见出古典中的今情了。
李可染论山水画有“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八字，不仅涵盖了画艺的经验，并且流露画人的怀抱。我每次听画家论画，想到的往往不是画，是人。前几天，关山月趁来港之便，带了几张近作的菲林给我发表。关老写梅，不知颠倒多少人；我读过他的一幅墨梅，大字题了王冕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铁干虬枝，孤标粲粲，直是神品！那天，和他谈起时下画人不知进出传统、终致不能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问题，关老说：有东莞人卖席，顾客嫌席子太短不合身长。席贩说：是给活人睡还是给死人睡？客答曰：当然是给活人睡！席贩说：既是活人，难道不会蜷着身子睡吗？！客哑然。席子如此，传统如此；写画如此，看画亦复如此。万山的一遍红，可以是斜阳，也可以是血痕；中国画可贵者意，所要者识，意与识会，萝卜白菜当然不再是萝卜白菜了。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交朋友的结果
李欧梵卷
人生小语
顾名思义，人生小语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发自内心的小语，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话。大话说多了，变成了标语和名言，却不是自己的话，也和个人的感觉疏离了。日常生活中的感觉是零碎的，瞬间即逝，但回想起来韵味无穷，因为它的语言很简单、很直觉，反而是任何大道理和大叙述所不能表达的。
不久以前从书店买了一幅廉价的英文字画，挂在墙上，名曰：“简单的愉悦”（SimplePleasures）；开头第一句恰合孤意：“每天开始听一段你自己喜欢的音乐”，下面的句子也都是一些“人生小语”，颇不足道。
年轻的时候，我每天背伟人语录，立志要做大事；年岁渐老以后，大话说尽，只想写几句人生小语，但却感到极其困难，每天想来想去，只想到两个字：开心。
书债书债
我的生活中有三种欠债：人情债、稿债和书债。
人情债是交朋友的结果。我总觉得我交的朋友都对我太好，而自己往往不知如何报答，特别是饭局；我喜欢吃，几乎是有请必到，但自己回请别人却往往疏忽了。所以记起来的时候免不了一年大请几次客，还人情债也，然而总觉得还不清。
稿债当然是报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对我太过“友好”所然，而我偏偏写得很慢，一篇杂文，也要在脑海里酝酿很久，而且常常胎死腹中或难产，真是苦不堪言。文债积得越多，自己越写不出来，恶性循环，永无尽期。这篇短文，是编者挤出来的，再写不出来，就真是对不起朋友了。
至于书债，则更复杂。就人情的层次来说，朋友们送我的书有数箱之多，多产的作家朋友有时候一送就是七八本书或是装订精美的“全集”，我在感激之余根本无法回报，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出过短短两本杂文集而已，除了汗颜之外，连写封信道谢的勇气也没有了，更谈不上回赠拙作。特别是从大陆来访的作家或学者，赠书特多，他们的盛情，对我无形中是一种压力：我收了赠书而不看，当然是我的罪过；看后而不写书评——甚至也不写回信——更是大逆不道。我在惶恐之下，心理上的问题更多了。我觉得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保持一点距离，朋友的交情太深，往往无法求得客观，当然更免不了护长补短。但我偏偏最喜欢和作家为友，交上了朋友，反而写不出来了。我所写的几篇较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如论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王祯和的《香格里拉》——都是在和作者见面或深交之前写的。所以，有的好朋友知道我这个矛盾心理，遂想出一个难以招架的“人情招”，把他们的集子在装订出版之前突然寄给我，逼我作序，否则书就不能如期出版，吓得我只好开夜车照办，于是，几篇批评文章，就这样被逼出来了，首开其例的是张系国，我在此特别要向他“点名批判”。即使如此，我有时候还是写不出来，譬如刘大任的《浮游群落》，我认为是一本极重要的小说，本来想写一篇有点内容的介绍文章，作为该书的后记，但至今怀胎已近两年，还是没有生产，而时限早已过了，奈何？在此要向作者致歉。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朋友写的书。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每天教书疲惫之余，回家倒在沙发椅上，往往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天色已黑，打开了电灯，猛然一抬头，看到的却是一堆堆还没有念过的书：有的是朋友的新作，有的是明天教书用的“恶补”教材，有的是自己研究所需的著作（我研究鲁迅，真是自讨苦吃，关于鲁迅的书，真的是浩如烟海，永远看不完）。而威胁性最大的却是中外文学及文学批评上的经典著作，我如果不精读，等于承认无知，更有何资格误人子弟？于是，在罪疚感驱使之下，打起精神，拿出一本经典，战战兢兢地读起来。
然而，阅读的过程仍然是艰巨的。记得前年重读《红楼梦》，看得心神荡漾，在课堂上激动得不能开口讲课。这几天又想开始再看一遍，但拿起书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又怕自己太过激动，而且，像我这种庸俗的人，哪有资格看这部伟大超凡的经典著作？后来想想“红学”界几十年来也不乏庸俗者在，才逐渐安下心来。这次读完后，预备和好友余国藩合开一门课，也可以借此向这位文学批评界的武林高手请教。
为了应付学生，我又开始重读另一本经典著作ErichAuerbach的Mimesis，这次是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