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３）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２）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余孽”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４）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如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看书琐记（三）
焉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２）“文坛的悲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３）“文人相轻”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花边文学零食
莫朕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２）。桂花白糖伦教糕（３），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４）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５）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６）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２）“实繁有徒”语见《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３）伦教糕一种广东式糕点。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一八六○年间开设。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６）年红电灯即霓虹灯。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