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出色，但是，如果亲属或朋友来操心这件事，在她出狱之后把她安排在他们附近，陪伴她，让她有个依靠，这要比我们来做好得多。您无法想象，一个人被监禁了十八年，出去之后会是多么孤独无助。
史密芝女士自理能力非常强。如果您能为她找到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头几周或头几个月能常去看看她，能邀请邀请她，能让她了解教会、业余大学及家庭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机会，这就足够了。此外，十八年之后第一次进城购物，与政府部门约谈，或找一家饭店吃饭都不那么容易，有人陪伴就容易多了。
我注意到您没有探望过更密芝女士。
如果您这样做了，我也就不必给您写信了，
而会是借您探望她的机会与您商谈此事。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您在她出狱之
前来探望她。烦请您借次机会来我这儿一
起。
那封信以最衷心的问候结束。那问候并未让我感到那是对我的衷心问候，而是让我感到这件事是女监狱长的一桩心事。我已经听说过她，她的机构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她的意见在监禁法改革问题上举足轻重。我喜欢她的信。
但是，我不喜欢我所面临的事情。当然了，我必须要为她找房子，找工作，而且我也付诸行动了。一些朋友愿意把房子里既未使用也尚未出租的小住宅廉价出租给汉娜。我偶尔到一家希腊裁缝那里修改衣服，这位裁缝想雇用汉娜。和他一起经营这家裁缝店的是他的妹妹，她搬回希腊去了。早在汉娜出狱以前，我就开始关心教会和世俗机构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但是，探望汉娜我却一拖再拖。
正因为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才不想去探望她。我有一种感觉，她将说她与我像过去一样只能保持一种实际距离。我怕她说，那微不足道的、隐匿的问候和录音带太做作和太伤害人了，她必须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我们怎么还能再次面对面地接触而对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恶心呢？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几乎就要挨到不必去监狱了。我好久没有从女监狱长那儿听到什么消息了。我曾经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为汉娜找房子和找工作这些汉娜将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她大概指望借我探望汉娜之际与我谈一次。她哪里会知道，我不仅把这次探望拖延了下去，而且想逃避它。但是，赦免汉娜的决定终于批下来了，汉娜即将出狱。女监狱长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是否能过去一下。她说，一周之内汉娜就要出来了。
8
在接下来的周日，我去了她那儿，那是我第一次探监。在大门口我受到了检查，在往里面走的时候，许多道门被打开又关上。但是，建筑是新的，很敞亮。在里面，房门都敞开着，女囚犯们可以自由地来来往往。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大门通向外面——一块生机盎然的，长有树木，布置有长椅的小草坪。我四处张望寻找。那位给我带路的女看守指了指附近一棵栗子树阴下的一条长凳子。
汉娜？坐在凳子上的那个女人是汉娜吗？满头白发，满脸深深的皱纹，一副笨重的身躯。她身穿一件胸部、腰部及大腿处都绷得特别紧的浅蓝色的连衣裙，两手放在膝盖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她并没有看那本书，而正透过老花镜的边线在看另一位女人用面包屑一点一点地给麻雀喂食。后来，她意识到有人在注视她，她把脸转向了我。
当她认出我时，我看出了她期望的神情，看出她满脸喜悦的光彩。当我走近她时，她用询问的、不自信的、委屈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我看到，她脸上的光彩逐渐消失了。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对我友好地。疲惫地笑了笑：“小家伙，你长大了。”我坐在她身边，她把我的手握在了她的手里。
以前，我特别喜欢她身上的气味。她闻上去总是那么清新，像刚洗过澡或刚洗过的衣服，像刚刚出过汗或刚刚做过爱。有时候，她也用香水，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就是她的香水闻上去也比所有其他的香水清新。在这种清新的气味下，还有另外一种气味，一种很浓重的说不清楚的酸涩味。我经常就像一只好奇的动物一样在她身上闻来闻去，从脖子和肩膀开始，闻那刚刚洗过的清新味，在她的两个乳房之间闻那清新的汗味，那汗味在腋窝处又和其他气味掺杂在一起，在腰部和腹部那种浓重的，说不上来的味道几乎是纯正的，在大腿之间还有一种令我兴奋的水果香味。我也在她的腿上和脚上闻来嗅去，到了小腿时，那种浓重味道就消失了，膝盖窝又稍微有点新出的汗味，脚上闻上去是香皂味或皮鞋味或身作疲惫不堪后的味道。后背和胳臂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闻不出什么味道来，或者说闻上去还是她本身的味道。手上是白天工作的味道：车票的印刷墨、钳子的铁、洋葱、鱼，或者油腻、肥皂水或熨衣服的蒸气。如果她洗过了，手上起初什么味道也闻不出来。但是，只是香皂把各种味道覆盖住了罢了。过了一会儿，各种不明显的味道就又融会在一起卷土重来了：上班的，下班的，白天的，晚上的，回家的，在家的。
我坐在汉娜的身边，闻到的是一位老年妇女的味道。我不知道这味道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味道我从祖母和老姨妈们那儿闻到过，或在养老院里——在那里，房间和走廊到处都是这种味道。不过，这种味道对汉娜来说未免太早了点。
我又往她身边靠近了些。我注意到，刚才我让她失望了。现在我想补救一下，做得更好些。
“你就要出来了，我很高兴。”
“是吗？”
“是的。你将住在我的附近，我感到高兴。’我告诉了她我已给她找到了房子和工作，给她讲了那个城区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给她讲市图书馆的情况。“你看书看得多吗？”
“还可以，能听到朗读更好，”她看着我说，“现在结束了，对吧？”
“为什么该结束了呢？”但是，我看上去就像既没有给她录过音，又没有与她见过面和为她朗读过似的。“你学会了读书，我的确很高兴，而且很佩服你，你给我写的信多好啊！”事实的确如此。、她学会了读写，她给我写信，我对此非常高兴，也非常佩服她，但是，我也感觉到，与汉娜在读写上所付出的努力相比，我的钦佩和欣慰是多么少，少得多么可怜。她的努力竟然没能促使我哪怕给她回一封信，去探望她一次，与她聊聊。我为汉娜营造了一个小小的生存环境，一个小小的空间，它给予我一些东西，我也可以为它做些事情，但是，它在我的生活中却没有占有哪怕是一席之地。
但是，我为什么要在我的生活中为她留有一席之地呢？为什么让汉娜生活在这个小空间里会让我感到问心有愧？我对自己产生这种自愧心感到气愤。“在法庭审理之前，你难道从未考虑过那些在法庭上讨论的问题吗？我是说，当我们在一起时，当我给你朗读时，你从未想过这些问题吗？”
“你对此耿耿于怀？”但是，她并未等我回答就接着说，“我一直有种感觉，感到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你做出解释说明，即使是法庭也无权要求我做解释说明。但是，那些死去的人却可以这样做，他们理解我，为此他们不必非得在场，但是，如果他们在的话，他们就更能理解我。在这监狱里，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不管我是否想让他们来。在法庭审判之前，在他们想要来的时候，我还能把他们赶走。”
她在等着，看我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但是，我却不知说什么为好。起初，我想说，我无法赶走任何东西。然而，那不符合事实，因为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营造一个小小生存环境时，他实际上就是赶他走。
“你结婚了吗？”
“我结过婚。葛特茹德和我已经离婚多年了。我们的女儿住在寄宿学校，我希望她在最后的这几年不要住在那儿了，最好搬到我这儿来往。”现在轮到我等着了，看她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或问些什么。但是，她沉默不语。“我下周来接你，好吗？”
“好。
“是悄悄地，还是热闹一点地？”
“悄悄地。”
“好吧，我就悄悄地来接你，不放音乐，不喝香槟酒。”
我站了起来，她也站了起来。我们相互凝视着。已经响过两次铃了，其他女囚犯都已经进了屋。她的目光又在上下打量我的脸，我拥抱了她，但她换上去有些不对劲。
“小家伙，好自为之。”
“你也应如此。”
就这样，我们在不得不分手之前就告别了。
9
接下来的那一周特别忙碌，我已记不得了这是由于我要做一篇报告而时间压力特大．还是由于工作压力，或者成就压力的缘故。
写那份报告的最初想法一点没用上。在开始修改报告时我发现，那些我原以为有普遍意义和从中可能归纳出规律的地方全都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偶然的案例。我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忙乱地、顽固地、不安地继续寻找着答案，好像我的现实现本身就荒谬。我已做好把检查结果进行歪曲、夸张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准备。我陷入了一种特别的坐卧不安的状态，如果我很晚上床睡觉的话，尽管能入睡，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彻底地醒了，我只好再次起来继续阅读或者写作。
我也为汉娜的出狱做了一些准备。我为汉娜的房间里布置了宜家公司的家具，还配备了几件旧家具，把汉娜的情况告诉了那位希腊裁缝，带回了有关社会和教育活动方面的最新信息，买好了储备食品，在书架上摆好了图书，在墙上挂好了画。我还请了一位园艺工，清理了那个围抱客厅平台的小花园。我做这些时，也显得特别地忙乱和固执，这一切令我如负重负。
但是，这足以让我忙得没有时间去回想那次对汉娜的探望。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开车时，或疲惫地坐在写字台前时，或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或者在为汉娜准备的屋里时，记忆才会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我会看到她坐在长椅上，目光注视着我，看见她在游泳池里，脸向我这边张望着。那种背叛了她和愧对她的感觉就会再次涌上心头。但是，我又生气自己有这种感觉，并开始指责她，发现她悄悄地逃避了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未免有点太便宜了。如果只有死人才有权要求她做出解释说明，如果可以把罪责用睡眠不好和做噩梦来搪塞了事的话，那么活人往哪儿摆？但是，我所指的活人不是指活下来的人，而是指我自己。我难道也没有权利要求她做说明解释吗？我算老几？
下午，在我去接她之前，我给监狱打了电话。我先和女监狱长讲了话。
“我有点紧张。您知道，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监禁之后，在没有尝试过在外界先呆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以前，是不会让他出狱的。史密兰女士拒绝这样做。明天对她来说并非轻松。
我的电话被转到了汉娜那里。
“你考虑一下，我们明天都做什么，是想马上就回你的家，还是我们一起去森林或去河边？”
“我会考虑的。你仍旧是个伟大的计划家，对吗广
这令我生气。我感到生气，因为这与其他女友偶尔对我的态度没有两样，这等于说我不够灵活，不能随机应变，大脑起的作用过多，而肚子没派上用场。
她注意到了我沉默不语是生气了，于是笑着说：“小家伙，别生气，我没有什么恶意。”
我在长凳上又看到的汉娜已经是位老妇人了，她看上去、闻上去都像一位老妇人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仍旧十分年轻。
10
第二天早上，汉娜死了。她在黎明时分自缢了。
当我赶到时，我被带到了女监狱长那儿。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又瘦又小，头发是深黄色的，戴着一副眼镜。在她没有开始说话之前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她说话却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目光严厉，且精力充沛地挥舞着手臂。她问我昨天晚上的那次电话和一周前的那次会面。问我是否有预感和担忧，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确实没有过预感和担忧，我没有隐瞒。
“你们是在哪认识的？”
“我们住得很近。”她审视地看着我，我意识到我必须多说些，“我们住得很近，后来就相互认识并成了朋友，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旁听了对她的法庭审判。”
“您为什么要给史密兰女士寄录音带？”
我沉默不语。
“您知道她是文盲，对吗？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耸耸肩，看不出汉娜和我的故事与她有什么关系。我眼里含着泪水，喉头哽咽着，我害怕自己因此无法说话，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泣。
她看出了我所处的状态。“跟我来，我给您看一下史密芝女士的单人间。”她走在前面，不时地转过身来向我报告或解释一些事情。她告诉我哪里曾遭受过恐怖分子的袭击，哪里是汉娜曾工作过的缝纫室，哪里是汉娜曾静坐过的地方——直到削减图书馆资金的决定得到纠正为止，哪里可通向图书馆。在一个单人间的门前，她停了下来说：“史密芝女士没有整理她的东西，您所看到的样子就是她在此生活时的样子。”
床、衣柜、桌子和椅子，桌子上面的墙上有一个书架，在门后的角落里是洗漱池和厕所，代替一扇窗户的是玻璃砖。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书架上摆著书、一个闹钟、一个布熊、两个杯子、速溶咖啡、茶叶罐，还有录音机，在下面两层架子上摆放着我给她录制的录音带。
“这不是全部，”女监狱长追踪着我的目光说，“史密芝女士总是把一些录音带借给救援机构里的盲人刑事犯。”
我走近书架，普里莫·莱维、埃利·维厄琴尔、塔多西·波洛夫斯基、让·艾默里，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