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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寻找了四天，第五天，在坐渡船时，遇上了一个强盗（那芦荡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他像个严厉的父亲管束会乱花钱的孩子那样，说：“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再走！”我和马水清望着他那对在破草帽下半明半暗的眼睛，浑身直打哆嗦。我们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出来。那口袋都在衣服外面耷拉着，像—张张饥饿的舌头。“手里抓着的是什么？”强盗问。“照片。”我们回答。他伸过了一只乌黑的手。我们赶紧将两张照片递给他。他看了看，说：“这上面，只有那个转过脸去的女孩好看。”说完，他一下子将照片丢到水中。河上有风，那两张照片一闪一闪地向西漂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强盗和我们一起上了岸。他客气地朝我们点点头，走他的路去了。马水清说：“照片没有了，只好回去了。”我说：“怎么回去？连路费都没有了。”马水清去水边洗了洗手，说：“我趁他转过脸去时，往裤衩里塞了几块钱。”
两天后，我们带着—片失望，空空地回到了学校。
其他四路，也已空空地回来了两路。最后两路，大概也只能是空空回来。我和马水清在路上见到了王儒安。他手里抓了一把修剪枯枝的剪子，正倚在—棵树上休息。他的脚下，是—片枯枝败叶。他用手背擦了擦额上的虚汗，问：“林冰，你们几个这几天去那儿啦？你们的宿舍，七个晚上都黑着。”
马水清说：“都去我们家玩了。”
“不能这么玩，得看点书。我不相信学校就永远这么办下去。”王儒安说。
我说：“我们不玩了。”
“这就好。”
我和马水清走了十多步，回头看了他—眼，心中满是凄凉：王儒安老头子，你怕是要永远待在地狱里了。
过了一天，我和马水清正待在黑瓦房的廊下很无聊地晒太阳，只见校门口走回了谢百三和高二班的那个同学。他们的身后，还有两个女人！我大叫了一声：“找到了！”与马水请一道，跑着迎过去。走近了一看，果真就是那母女俩，只是比起照片上的样子来，稍微见老了—些。
谢百三满身尘埃。他不住地抹着脸上的污汗，“—切都清楚了！—切都清楚了！”
马水清说：“先别回学校。”
我们将那母女俩安排在镇上一家小旅馆里。母女俩又把已经告诉过谢百三他们的话再重复着说给我们听：“那天晚上，汪校长找了我们，说：‘你们母女俩收拾收拾快走吧。再不走，就真要给王校长惹下麻烦了。现在就已经满校园风言风浯了。’我们哪能给王校长惹下麻烦呀？感恩还来不及呢！当天晚上，我们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走了。我们一走几百里，回了老家，从此再也没敢来过这个地方，怕给王校长添乱子。哪儿想到，我们这—走，他倒从此说不清自己了。我们怎么就这样蠢呢？”
我和马水清当天夜里就写了大字报，题目是我定的，很夸张，很古典，叫《千古奇冤》。我们将它连夜贴到了油麻地镇的大街上。
第四部分王儒安（4）
第四节
县里来人，镇上出人，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核实当年搞的材料。当那母女二人在陈述笔录上按完手印之后，王儒安从此跳出了地狱。
汪奇涵到处申诉，说他当年让那母女俩走，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但终究不能自圆其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汪奇涵的形象顿时变得十分丑陋。他觉得再待在油麻地中学必定无趣，就向县教育局提出调到其他学校去工作的请求。
王儒安说：“想走？他有一屁股脏屎呢！”
上面问他：“汪奇涵还有什么脏屎？”
王儒安说：“急什么？我在小草房里待了六年，也没急过。
过些日子，你们自然会知道的，先等我把这学校整一整再说。他汪奇涵把好端端一个油麻地中学，弄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啦！“
汪奇涵就暂且挂在了那儿，像过年时吃腻了嘴而剩下的—长条肉挂在瞻口那样挂着。
王儒安就在—个早上便换了人样。他去镇上，让许一龙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去浴室好好洗了—个澡，换了—套崭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装，一副饱经风霜却又青春焕发、雄风—振的样子。
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许多，只微微有点扭歪。他让人把汪奇涵让出的校长室重新粉刷了三遍，仿佛要除一除沉积千年的晦气一般。
然后让人将办公桌、藤椅以及墙上的奖旗、奖状之类的东西，绝对一律地恢复成他当年在位时的样子。他带着十几个学生，在校园里一遍又一遍地走，将汪奇涵留下的痕迹——擦去。他发动全体师生，花了三天时间清洗校园，就像清洗—场奇耻大辱。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闪动着水桶、铁盆，到处流水哗哗，好似经了一场好太阳，那校园青春十八，呈给人—副生气勃发的样子。他召集全校师生在操场开大会，说：“从此我油麻地中学结束混乱！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放牛场。从今开始，老师好好讲课，学生好好听课，不得无故缺席。若错了，我王儒安自割脑袋！”
有人问他，河边那间小草房，年久失修，是否拆掉？他答：“姑且留着。”
这天，他走到校门口，看了看那块校牌，说：“他糟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手好字了。”随即让人将校牌摘下。隔了两天，他亲手写了一块。那字确实有功夫，不骄不躁，一副秀骨，却又稳重如山。我后来见过很多高手的字，但至今想起王儒安的字来，仍觉得那是一手拿得出的好字。
待将他的“庄园”整肃—遍之后，他有了消闲时，才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提汪奇涵的“一屁股脏屎”。他拿出一本用报纸包了封皮的本子来。那上面，是他六年的记录，记的是油麻地中学的几百笔账目。大至数百元，小至几毛钱，一笔一笔，皆记得清清楚楚。他请来县里头的、镇里头的人，并叫上汪奇涵，然后，他拿着这几乎要汪奇涵小命的本本，当着汪奇涵的面，也当着县里头镇里头人的面，一笔笔地报出来：“一九六五年春学期，你汪奇涵通知各班班主任，要每—个学生补交五角学费。这学费收上来之后，根本没有开收据给同学，且全都没有入账，留在了你处。你说，这留下用做校长经费。当时初中、高中加一块，—共六百三十七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没交，—是初二班的董龙，二是高一班的王东辉。还有六百三十五名，每人五角，共三百一十七元五角。一九六五年七月，东边五亩地，共收干辣椒五百斤，西边四亩地，共收干辣椒三百五十五斤，合计卖得人民币一千一百二十三元。入账一千一百元。其余二十三元，你说用于教师的夜餐费。但，后来这二十三元，并没有用于教师的夜餐费。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学校卖藕，镇上王副社长买藕十斤半，你让人不要收钱，说这钱由你付。但你并没有付。按当时市价，一斤藕为一角五分，十斤半藕，共—块五角七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你们家来客，你妻子从学校又称去鲜藕三斤，也—分未交，共四角五分……“
名牌大学出来的汪奇涵，听着这只念过三年私塾的王儒安将那长如历史的清单—一报出，早冷汗如豆，滚滚而下，嘴唇发紫又发颤。
王儒安却神色不变，念那清单，犹如念—道道咒语，直念到天黑也未能念完。
这之后，汪奇涵被隔离审查。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工作组—笔一笔地交代账目。他已不是能不能调动工作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保住公职的问题。
大约过了半个月，汪奇涵不知是得谁的指点，突然强硬起来，对那些无法论证的账目一概不认。这不认的账目占去足有百分之八十。他对工作组说：“他王儒安栽赃陷害！”
工作组把情况告诉王儒安，问他：“没有旁人证明，定不了案怎么办？”
王儒安说：“有人证明。”
当天，白麻子突然出现在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他对工作组说：“王校长记的那些账目，都是实的。我当时管后勤，他汪奇涵贪污了多少公款，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工作组问白麻子：“你能证明？”
白麻子说：“能。”
白麻子这一声“能”，使汪奇涵从此进了地狱。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白麻子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中学，重新做了校工，仍然给我们敲钟、烧饭。那时，施乔纨已从油麻地中学调走快一年了，她的丈夫苏鹏在教育局里也已失势，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那天，白麻子—边敲钟，一边对我和马水清说：“汪奇涵这东西，苏鹏让他解雇我，他连个屁都没有放！”
第四部分王儒安（5）
第五节
汪奇涵—下子就衰老了。生活的突变，无疑是对寿命的—次骤减。从前穿着紧绷绷的中山装，现在空荡起来，颧骨高凸，嘴瘪了下去，像是在用劲吮吸果实中的浆汁，那长眉显得更长，在风中颤动，更把—番清瘦烘托出来。他差一点被开除公职，幸亏上面还有几个老同学帮他说了几句话。但调走是绝对不可能了。
王儒安说：“走，可以，把我油麻地中学的钱还清了。”
汪奇涵到处对人说：“我没有贪污这么多钱。”可那账却一笔一笔记在那儿。他像—个花了钱却怎么也凑不起账来又被人逼着结账的人—样，急得满嘴起了泡。最后，他认了。这样，他虽然保住了公职，但，却不能做教员了。王儒安让—位副校长通知他，他的工作是管理工具、看守厕所，由白麻子直接领导。
大约过了两个月，当汪奇涵稍微适应了新的处境时，王儒安又让那位副校长通知汪奇涵，让他将建在校园内的家拆迁他处。
汪奇涵去找王儒安，当面说了许多拆迁的难处。王儒安说：“老汪呀，你自己想想吧，把一幢私人的房子建在这公家的地上，合适吗？”
王儒安完全是有理由的，而汪奇涵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汪奇涵低着头，从王儒安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回家。
晚上，他对妻子说：“得拆房子。”妻子先是愣着，接着转过身去，掩面哭起来。几个孩子并未领会事情有多么严重，只觉得妈妈哭了，那一定是件悲伤的事情，也跟着哭起来。汪奇涵说：“这房子是盖得不对。”妻子说：“拆了，这一家人住哪儿？拆了，就一堆碎砖烂瓦，一钱也不值了。家里的钱，都退赔了，还不够呢，就是搭—个草棚子，也得有笔钱。到哪儿去弄钱呀？”汪奇涵就发呆。
事情拖了个把月，汪奇涵再一次找王儒安说：“能不能这样？这房子就别拆了，作价卖给学校吧，我也好把钱都还上。”
王儒安说：“这恐怕不行吧？校园里盖的都是公房，而你盖的是私房，格局是全不一样的。做教室行吗？不行。做宿舍行吗？不行。做办公室行吗？更不行。学校要下了，也没用处。老汪呀，还望你考虑学校的难处。”
汪奇涵—句话也就说，就走回了家。
拆房那天，汪奇涵也没惊动学校，只是找了他的几个堂兄和妻子的两个弟弟，还有两个泥瓦匠。
那天早上起来，我站在宿舍门口刷牙时，抬头看见校园东南角那幢房子的房顶上爬上了两个人。当时天气晴朗，这两个人坐在屋脊上，形象很鲜明。后来，他们站了起来，像走在山的脊梁上那样走在屋脊上。再后来，他们又蹲下了，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这时，我看见汪奇涵站到了屋檐下，朝他们无奈地挥了挥手。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见他朝房顶上的人说了些什么，但我从手势里看出，他似乎在说：“动手吧！动手吧！”那两个人又犹豫了一阵，开始揭瓦了。我用脖子上的毛巾抹去嘴角的牙膏沫，返身回到宿舍，对正照镜子的马水清说：“汪校长家拆房子了。”他没有抬头，依然照镜子。谢百三听罢，跑到门口往那边望，一大清早的，额上无缘无故地出来了许多汗。
坐在教室里上课时，我就再也看不见拆房子的情景了。但那幢房子离教室并不远，隐隐约约地能听见说话声：“接住。”
“往哪儿摞？”“先摞在地头上吧。”不时地，还听见瓦片掉在地上发出的破碎声。每一阵破碎声之后，总有片刻的沉静。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耳朵静静地捕捉着那些穿过清澈的空气而传过来的声音。我很想听见汪奇涵的声音，可是他总哑默着。他们家的人也都哑默着，像林子间的一口池塘。
下课后，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朝那边无声地望。那时，已揭去许多瓦块了，房顶成了个丑陋的癞痢头。那房顶原先是很漂亮的，盖的不是那种称作“洋瓦”的方块大瓦，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传统小瓦。盖好后，房上一垅—沟，一起—伏，像—湖被风晃动起来的水波。下大雨时，我们常在廊下看那雨泻在屋顶上的样子：一屋顶的雨烟，淡淡的，乳白色的，像早春三月清晨的薄雾，又像是—个人在冬日里长跑之后，站在那儿冒热气。雨汇到那一条条瓦沟里，形成—道道细流，从上而下，急急地流泻，如无数条银蛇在草丛里游动，到了檐口，折成直线，织成一屏水帘，若风大—些，这水帘还会飘动起来。这屋子，不仅在雨中，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