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
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
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
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
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
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
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
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
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
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
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
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
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
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
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
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
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
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
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
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
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
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
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
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
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
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
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
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
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
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
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
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
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
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
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
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
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
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
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
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
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
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
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
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
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
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
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
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
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
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
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
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
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
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
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10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
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
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
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
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
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
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
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
——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
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
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
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
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
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
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
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
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
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
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
日东征。在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
“南京政府诸公”。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
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
恩来在20多年之后谈起时，还“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
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
1936年4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
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
第二战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驻武
汉、重庆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
有时还佩剑。”不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
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11 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
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
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
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
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
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
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
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
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
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
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
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
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
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
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
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
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
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
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
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
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
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
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
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
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
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
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
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
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
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
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
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
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
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
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
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