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美援变成了宋氏孔氏家族在美国的不动产，以及一个接一个开支浩大的错误决策工程，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耗费都是条约的后果吗？都是香港回归所能了结的吗？
（十） 导演谢晋
七月中旬，在回归庆典和《鸦片战争》首轮公演两周之后，作为宣传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电视台对该片及时作后续报导。在摒除了可能捣乱的历史学家后，十多位观众和电影艺术研究人员交口称赞影片《鸦片战争》“让我们了解了那段曲辱的历史”，并受到预期中的教育和震撼——完全合了谢晋拍摄此片的初衷，也即完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和党交给他的任务。
谢晋执导生涯中风头最健的时期，恰好重迭于全部“新中国”文化统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批《武训传》，反右……直到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一部又一部国产新片的勒令禁演。无论在哪个阶段，谢都有佳作问世——他可以拿到执导权；他的电影除一、二特例外全都恩准放映（和光荣获奖）；在当局管制与百姓趣味反差太大的时候，他可以打“擦边球”；到了依旧文禁森严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邓时代，他更是如鱼得水，又姓社又姓资。
随着岁月流逝，在经过了从《红色娘子军》到《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之后，这位有才华、有热情、有号召力、也极有心机的“党的好帮手”（全国政协委员们的自称），早已练成当代中国文艺界一只敏感度最高的资深政治风向鸡。
这一回，他看准了1997年7月1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决定像斯通、斯皮尔伯格等人一样“拍电影讲政治”。对此，除了抽象的“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而外，在对这场战争、这段历史的见解上，则不能任人“把一个伟大的文明置于极端的凌辱之下”。他要在片中“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这是因为，我们已是“一个兴盛强大的民族”，已能够壮起胆来“正视自己那段屈辱的历史”，完成一部“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
这是精神。底下的算盘是：“要不是97香港回归，我们不会拍《鸦片战争》。电影要赔钱，公司要破产。97这个日子给我们省了500万美元广告费。”。对于执政党狭隘霸道的文化政策从不见有任何建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谢晋，突然记起了自己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可占便宜之处，打算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作《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的发言。由于“连续几届大会，谢晋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这次，谢晋决定发言”，令秘书处措手不及。据报道后来是看在“谢晋一脸孩子气”，“谢晋的拗劲”的份上，该处最后还是打破原程序作了安排。会后，《鸦片战争》的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出席发布会的有：雷洁琼、陈锡联、洪学智、经叔平、邓朴方……。在求见这些要人或者向他们求一幅题字可以明码标价的当今中国，谢委员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仅省下一大笔场租，也当场拍出了集资的信誉担保。不错，《鸦片战争》听起来是民间集资，但集资之完成是由当时仍在任上的四川省省长肖秧出面，“召来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总经理，面授机宜”……。对于身在草莽（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而心存魏阙的海派文人之精明的政治眼与生意眼，能不服吗？“天才就是抓住机遇的能力，更何况是香港回归。”
遗憾的是艺术不能只靠门槛精＇2＇2。
谢晋恐怕不会不明白，一部电影，如果“从一开始就牵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得到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被上至总书记中宣部长，下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成串的中官小官，在中南海或其他老百姓只能从数仞宫墙外边看看的地方接见，以示重视与支持，那是要拿出些什么来交换的，比方说，思想独立——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甚至已经成了《鸦片战争》的制片之一。
谢晋曾说，“我们要是有2000万美元的投资，有一个好剧本，也可以拍出像《辛格勒名单》那样十足现实主义的影片”；承认拍《鸦片战争》，是“接受了《辛格勒名单》的灵感”。有趣的是，即使在拍片的时候，他也不忘时时温习当今关于“舆论导向”的指示，（为他拍摄该片作历史性记载的人民日报记者写道：“我意外地发现，在他随身带的帆布包里，除了酒之外，还有一张刊登着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讲话的报纸，他已经看了好几遍。”）这可能正是今日中国政治大片的“社会主义特色”。于是，观众看到的《鸦片战争》，既要维持历史片的形式以获取“历史”的说服力，又要借历史的人物故事承载谢晋的（也即他所正确领会的党的）观念和教喻。那百年前的人物故事若是好用，就拿来用；不好用，不去理它；不够的时候就放开胆子编。所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鸦片战争》无法“担当起全面公正审视历史”的重任。与中国今天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统领下的新闻、出版、文学、戏剧……一样，它不过是以“历史”为包装的宣传，不过钱花得多些、场面热闹些而已。
解放思想禁锢，使得不仅71岁、得以与书记们首长们搭上话的谢晋，也让那些没门子或不屑钻门子的、有着独立见解和独立风格的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在法律的保护下，放手去想、去写、去拍，以中国文化之悠久、所经受苦难之漫漫、包括今天丰富的现实，还愁没有好作品吗？□
＇1＇ 文中引号中导演和他的工作班子的原话，引自郭伟成著《沉沦与觉醒——从鸦片战争到》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
＇2＇ 完稿之际，又见有该片编剧发表的“呕心沥血”拍大片的记述，谈到该片怎么四次将稿送审（从中央到上海），怎么每次都有具体的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参与者怎么苦不堪言，有着怎么样的难言之隐……最后大家敬爱的“谢导”怎么发了大脾气：“难道我是卖国主义吗！？” 读毕该文，同在文化专制欺压下的同情虽然也难免稍稍生出，但总的感觉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北京圈子里同人所说：不是要赶时髦、捞政治资本么？那还能要脸吗？
《中华英烈》与一九八六
·戴晴·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题目，”看到的人都会说，“一本刊物跟一个年号怎么
‘与’起来了？”是这样。但《中华英烈》与一九八六是不可分的。这倒不是因为
这是她创刊的一年，而在于，不谈一九八六而光说《中华英烈》就不带劲。
很难说后世的中国史学家会怎么看待一九八六。一九八六这四个字，会不会如
一八四○、一九一一、一九三七、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六那样，深深融进中国的历史
与中国人的记忆。亲身经历过一九八六年的人，有谁会忘记它是怎样地令人鼓舞、
振奋、紧迫、张惶、恼怒、惴惴不安与茫然不知所措呢？
这当然都属于同样在一九八六年特别时兴的“三论”所研究的课题之列。“三
论”在忽地一下子开了门的中国学界已经时兴到如此程度：如果有谁纂出一篇千字
文而不来几串信息基质、数论对策、内环境稳定场等等，就有被同人斥为老背晦的
危险——虽然只有“三论”而没有计算机为伴，就算作者与读者同入五里云雾中，
依然有点过洋瘾之嫌。
然而在一九八六年出现了《中华英烈》——
当不仅责任田、时装摊、副食铺、旅馆、化肥厂……连钢铁企业乃至铁路都有
可能承包的时候；
当爱慕孔方先生之风从沿海北渐，弄得将右手三个指头撮在一起轻捻，同时神
秘地眨着眼睛，已经成了时髦的中国人标准手势的时候；
当居于领先地位的大、中、小型刊物的作者与编者已经不耐烦再说什么夫妻之
爱、情侣之爱——这在八年前对中国人说来还是那样新鲜，只要想想《爱情的位置》
那种小说在当时引起的轰动——而孜孜于阳萎、盗嫂、畸型恋、不开化恋与早恋…
…
中国人在以就某种层次而言，连四十年代末都从未有过的速度改变着周围，改
变着自己。谁也帮不上谁，谁也不想帮谁或者让别人帮。跟不上的人只有目瞪口呆
的份，哪怕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同一张床上睡觉，或者受制于同样的染色体。
《中华英烈》出现在这时。
我知道，心理学家能举出无数实例论及“极致”对正常欣赏趣味的损害，论及
强制性劝导将诱发出的逆反心理。如果说，几乎动员起全套最优秀演出与编导班底
的《中国革命之歌》，要靠共青团请客学生才去看，而《白发魔女》却在家家电影
院卖到最高票额，是一九八六年中国的一大悲剧的话，那么制造悲剧的那只手，彻
底倒掉了中国人的胃口的，恰恰是以那一整批油光水滑、容光焕发、从头发到脚趾
无一丝毛病、从生下来到死掉没一毫差错的样板们为代表的高大形象。当相声演员
已经用战士的牺牲来作笑料——混身打得跟蜂窝煤似的：“班长，这是我最后的党
费”，而观众也真的咧着嘴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中国人与半个世纪前沾着夏瑜的
血治肺病的老栓小栓们已没了多大区别，谁造成的？
《中华英烈》正出在这时。
曾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与氢弹之父特勒亲密共事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也即
我们通常所谓的标准资产阶级学者戴森，怀着纯真的钦敬与友爱，回想起他少年时
候同为富裕家庭出生、才华出众、通体诗人气质，却献身于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事业
的朋友：
弗兰克是作为英国的联络官，与保加利亚抵抗运动取得联系，一九四四年被空
投到德国占领的南斯拉夫。
半年之后：
六月十日左右，在利特科沃的假审判之后，弗兰克·汤普森少校就被处死了。
他大约被关了十天。和他一起被处死的有另外四名官员：一名美国人、一名塞尔维
亚人和两名保加利亚人。还有八名别的犯人。
在村公所里，很匆忙地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审判”。村公所里挤满了旁观者。
目击者看见弗兰克背靠柱子坐着，在用烟斗抽烟，当问到他的时候，他操着一口地
道的保加利亚语，根本不需要翻译，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他被问道：“你是英
国人，凭什么权力到我们国家来发动反对我们的战争？”弗兰克少校答道，“我来
到这里是因为这次战争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一国反对另一国的斗争。现在世界上最大
的事情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你难道不知道持你这种观点的人是要枪毙的？
”“我已准备为自由而献身，有保加利亚的爱国者和我一起献身，我感到自豪。”
……
就我而言，这是少数的、看过一遍就再也忘不掉的文字之一。扪心自问，之所
以如此为它所激动，恐怕主要因为某些高尚纯净的情操，某些因为常被无耻之徒挂
在嘴边而失了光泽的圣洁的理想，某些为官场劣迹所浸染，弄到连自己都怀疑起来
的原则，终因在一个不同肤色、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的世界
观与不同的行为准则的人身上得到共鸣而格外明亮起来。我不信中国人会被深深的
苦难与浅薄的福利所麻痹，会打算忘掉闻一多的无畏、忘掉李大钊的从容、忘掉陈
毅的磊落、忘掉差不多一文不名的尧茂书只身跳进旋涡向长江挑战的豪迈。
《中华英烈》于是在此时出现。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说过：“如果我写一本书，我就要写我犯过的错误。”这句
话不知说于何时，也不知有没有特指，当然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考据出在这之前或
是之后，他是否受到过这个念头的鼓舞与折磨。可以告慰的是，也许，他想做的事，
在他溘然长逝之后，由他的继任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国的知
识界与准知识界，无论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
十岁还是九十岁，无论是受过打击还是打击过别人的人，都怀着难于言喻的酸甜苦
辣，注视着一张张发黄的纸头从卷宗里抽出，化作家人重聚的热泪和对不复再来的
岁月的叹息。当二十八岁的司机在追悼会上吃惊地望着“胡风同志”的横标，怎么
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这接受祭奠的主人就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阴谋家的时候，
中国人其实都已经知道，繁荣强大的中国，离不开聪明热忱的人民；而聪明热忱的
人民是一定要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历史的真实的——用数学的语言，后者是前者
的完全必要条件，历史与现实不容它有丝毫的因循。
于是，有了《中华英烈》。
《中华英烈》得以在一九八六年这样的时代问世，是因为我与我的同志者始终
信守着的是，热血与正气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在中国人身上泯灭。我们不打算只是
啧啧赞叹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我们不信，中国的事，包括我们自己父兄的事，
只能由或将继续只由与中国文化如此隔膜、对中国风情如此陌生、甚至连中文都不
懂的人来写。我们不信感动读者的只有被窝里的喁喁私话。健全与健康的人一定更
为它所激励——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一九八六年出世的《中华英烈》。
从小书到大书 从大书到小书
——读《永玉三记》
·戴晴·
人类世界真是难于捉摸。
外星人或是天上的众神看我们——看这个被五分之一氧和五分之四氮包裹着的
大圆球上熙来攘往的胎生哺乳双足无毛动物，和我们看蚂蚁搬家或是蝗虫过境可能
没什么两样。我们在蚂蚁和蝗虫里找不到待卫长和排头兵，他们在这数十亿芸芸众
生里也一定分辨不出成吉思汗、恺撒、瓦特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