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 第7部分

　　这幸福中的苦涩“宝贝”们自己并非全然懵无所知。譬如她无意间甩出的对一个女人装束的评议：“她的童花头……咖啡色的眼影……酒红色的唇膏……精致剪裁的亮色衣裙……海外的生活风气鼓励她们这样隆重地修饰自我以弥补华人种族向来被主流社会轻视的边缘地位”——真是一笔就点出了上海（还有香港）如此看重衣装的“内里虚”。就我阅读所及，宁可饿死也不肯住进租界的人是有的。两位，他们是陈寅恪与黄炎培。

　　昨天看新闻，见成都一些“经营性”酒吧，顾客多为未成年人，而以14岁左右的少女为多。看着那三三两两围坐桌边吞云吐雾的瘦小身躯，不由得叹了口气：都做着梦呐，盼着哪天走来一个有大套房和海外汇款美少年，或是有鼓囊囊的钱包的帅洋人（“家伙”大得吓人之美妙她们可能还不懂）把她带走……难怪《上海宝贝》在这个城市加印（或盗印）数十万册。




国共纷争（上）



　　　　　　　　　　　　　　　　　　　　　　　　　　　戴晴（作者惠寄）

　　　

　　◎写在前面

　　将来获准公布的史料一定会证明，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在他任期的后两年，在非
常脆弱、极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
观察者，我们只感到，在1999年，本来有着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
突然显得有点蹊跷、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1920…1966）的两党
间的合合分分与恩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
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与我有着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
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
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
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
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
要因为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
腻烦透顶的同时，也无处不怀着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
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着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
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
的。在这里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
当然这都是对大量没有时间翻阅学者专著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
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
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
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
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
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
“冷眼”，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国共纷争的往事


　　在20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
政治势力，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
这漫长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
也就罢了，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
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
么我交税供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
打或和，我有没有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
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
似乎也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
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
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来，随着“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
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
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
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
潮推进。在“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
杯又听戏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与F—16都不是买到家里供着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
互间谆谆告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
更况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
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
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
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
着主导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
治孝子自居，岌岌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
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
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
争斗里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
关键时刻，由于什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
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
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
日发黄的案卷，听听当年密藏着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
眼地握手、或立目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
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01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
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
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
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
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
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
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
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
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
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
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
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
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
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
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
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
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
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
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
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
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
“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
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
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
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
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
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
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
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
、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
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
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
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
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
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
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
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
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
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
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
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
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
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
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
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老渔洋里2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
“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
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
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
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
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
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
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
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
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
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
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
“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
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
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
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
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
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