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扩张。“一直到1995年，全国一年报道的感染者才一两千，70％多因为吸毒，20％多通过性传播。传播范围都非常有限。”不知为何，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专家、官员和各种文件书籍，可以谈中国的吸毒问题，可以谈中国的地下性产业问题，惟独对输血供血传播不以为然，常常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统计数字中相应的感染比率也少得可怜。这种疏忽带来的恶果到今天已经显露无遗。
事实上，全世界通过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报道已有多起，最著名的是法国输血案，由于当时刚刚发现HIV，法国上尉实行献血者HIV抗体检测，结果导致数千名输血者感染HIV，以至死亡。这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导致法国卫生部长辞职和有关人员坐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制品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艾滋病毒，原浆就采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相信同样的报告应该也递交给河南省卫生主管部门，但后来的处理办法是这家血站不再允许这两人卖血。
至于这两个人是否继续到其他血站，没有人再去过问。也没有人再去深究，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医生来说，这些都并不是需要费很多脑子才能想到的问题。不是没有警觉者。也是这一年，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官员发现，下面送的血样虽然全部合格，但有很多是一个样本分装的，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我可是腿都吓软了，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可惜的是，这一次次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HIV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艾滋病怎么传播。
上面的管理者虽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了解下面是怎么采浆的，所以意识不到可能大规模传染的严重性，只认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不让感染者再卖血就万事大吉，证照批，血照采，财照发。就这样，由着HIV的幽灵在中原游荡，毁掉村民的健康，侵蚀着一个个贫困乡村的灵魂。“如果当时就追究的话，就能减少很多人被感染。”
程勇力说。惟一值得庆幸的是，1995年对官办血站的查封是坚决的，尽管一些血站一直延续到1996年初。但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随着1998年《献血法》的出台，买卖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
据河南省卫生厅介绍，经过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卫生部对河南采供血机构血液抽检，合格率也达到100％。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让人费解了。在大力推动中心血站建设和无偿献血的同时，因为卖血而传染的艾滋病疫情却被冷冷地掩盖了起来。1996年，在曾毅等人的一再督促下，河南省卫生厅搞过一次全省范围内的献血员抽查。
这次抽查的结果被放置于保险箱里，有人说抽查的结果很惊人，但记者得到的数据是，当时全省17个地市，信阳的调查结果排名第一，抽检5000份，其中106份呈阳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这个排名让信阳地方领导很难堪，但一位卫生官员说，纸里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后再看。此次抽检后，盖子被更紧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开始陆续有人高烧、腹泻，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到1999年，有人开始死去，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直到高耀洁和桂西恩教授惊恐地发现，在那些偏僻贫穷的村庄里，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楼，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开封的那位医生抱怨说，没有人向他们通报当地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情况，他们也不能下去调查，医院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诊治，一个三级医院连对症艾滋病的杀毒药品都没有，只能是真正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
这位医生说，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初筛发现后要在12小时内通报当地卫生局，“我们这么做了，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们联系去追查，这个病人在那里，怎么处理；我们送去的样本，省里也一直不反馈。”“无论如何，都得把情况搞清楚，不能闭着眼说瞎话。”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对防疫和传染病医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医院里等待。“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状况直言不讳地指出。
联合国在一份长达135的报告中写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另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更大的危险。”当然，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过抽查，但只是抽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告诉记者，国际上也不主张普查，“没有这个能力，势必造成对预防资源的转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王哲强调，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权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又不能让他们在当地过不下去，小孩上学没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发区建立像上蔡文楼那样的卫生所：“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在王哲看来，文楼的方式是失败的，对当地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既减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响当地经济和正常生活。”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去年在驻马店召开的全国东西部乡镇企业洽谈会上，就有外地投资者对上蔡退避三舍。记者在尉氏屈楼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了两亩半无籽西瓜，拉了一大车到城里卖，一听说是屈楼的就没人买，后来总共卖了80块钱，辛苦了一年，连瓜籽钱都不够，回来的路上女人们边走边哭。
但是，在经济和生命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楼因为高桂两位医生和记者的披露而经济和形象受损，记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医少药，没有外界的光顾，没有政府的救助，也没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个个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种方式不是更失败吗？“1988年，当乔纳生·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乔纳生。曼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卫生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
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曾毅曾经作过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到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以达到人民币4600—7700亿元。在采访前，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得知这些数字后大惊失色。真实的数字恐怕会让他更为吃惊。然而，这些数字对34岁的文楼村民程勇力没有任何意义，他只知道他快要死了。“这个病世界都治不好。
我在海南当保安的时候经常看《参考消息》，报上说到2004年杀艾滋病毒的药品能研制出来。不说有没有钱治，3年我也活不过去了。”他对记者的安慰一笑了之，“我现在天天要挂针，最多我也就能活几个月，一年都活不了。病毒发作就不行了，就快了，我知道。”程勇力最担心的就是他刚刚上学的孩子。“我和我爱人都有那个病，我知道一般情况下这孩子也会有，但我不敢让他去检查，我只希望万一他是个例外。”说到这里，这个一直努力像他在海南当保安时一样操着普通话的男人又笑了一下。但愿有万一。（三联生活周刊）
10年后能控制在150万？
中国艾滋病防治大会召开
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 蓝燕） “有一种感觉叫受伤／有一种心情叫绝望／我终于知道／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站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却感觉不到阳光／也看不到希望／我站在人前／消蚀得只剩下一团悲伤……”今天下午，当著名演员、卫生部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濮存昕用低沉的声音朗读出这样的诗句时，全场听众都被这首出自一位年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手的诗歌震撼了。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就从这里开始。2000多名来自全国的代表，面对已超过60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日趋上升的疫情，共同商讨遏制中国艾滋病蔓延的大计。
自从艾滋病16年前踏上中国大陆，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共报告了艾滋病感染者28133例。艾滋病经血液、经性和经母婴传染的三种途径都已经在我国发现，而且，有2／3以上的感染者是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专家估计，由于艾滋病发展呈迅速增加趋势，目前实际感染者已经超过了60万人。要实现在2010年将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的目标，有很多工作要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澳特说，根据近期的观察，由于中国一些地区的许多亚人群中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和感染率的上升，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总数在今年年底有可能超过100万人。卫生部有消息说，我国的艾滋病报告感染人数近年比去年同期增加67。4％，专家测算，如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到2010年艾滋病感染人数可近1000万人。就像彼得·皮澳特先生说的，在未来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因此，本届大会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重要的意义。防治艾滋病不仅是医学问题、伦理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是对人类的发展和安全有重要影响的问题。
会上，所有的代表都看到，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了唤起社会对艾滋病问题的正确理解，鼓足勇气来到会场，他站在舞台后方，站在暗淡的灯光中向与会代表们讲述自己沉重的心理和生活压力，所有摄影记者、摄像记者都遵从他的请求不予拍摄。他们完全理解彼得·皮澳特先生总结全球应对艾滋病的教训：如果耻辱和歧视问题得不到解决，艾滋病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著名歌手郭峰请来了香港影视歌三栖明星古巨基和大陆歌星祖海演唱他与邹友开共同创作的歌曲“飘动的红丝带”，并将他们的版权送给了卫生部，作为防治艾滋病的公益歌曲。为此他们也成为继濮存昕后又一批受聘为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的演艺明星。（中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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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今年艾滋病来势更凶
2001…11…16
北京市前三季度已检出ＨＩＶ阳性２２０例，吸毒感染者明显增多
记者从11月9 日召开的“第二届北京市非政府组织预防控制艾滋病联席会”
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本市已检出ＨＩＶ阳性２２０例，检出率明显高于去年。
有专家呼吁，鉴于艾滋病发病最危险的土壤是低文化人群，应将艾滋病的危害性
作为宣传重点。
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１月至９月底，本市共检测
ＨＩＶ抗体３５１９３５人份，检出阳性２２０例，阳性率为０。６２‰，检出
率远高于去年的０。２９‰。而自１９８５年至今，本市累计已检出ＨＩＶ阳性
７８９例，其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７２５例、艾滋病病人６４例。感染者例数
呈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快，传播途径主要是静脉注射毒品、同性和异性性行为传播。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张熙增介绍说，全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
去年底已超过６０万人。我国政府从今年到２００５年，将投入２６亿元人民币
用于遏制和防治艾滋病，力争在２０１０年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１
５０万人以内。
性病艾滋病协会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连石教授呼吁，鉴于目前我国
艾滋病高危人群主要是民工、暗娼等低文化者，应重点宣传艾滋病的危害性，否
则不利于控制艾滋病发病的上升趋势。
三种艾滋病传播都有中国性病发病持续增长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十三日电（记者孙自法）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今天在此
间警告说，目前，中国艾滋病疫情仍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今年上半年报告的感染
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点四，发病人数与死亡人数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由卫生部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今天下午开幕，张文康
在开幕式上致辞时作上述表示。
张文康说，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在中国都已存在，其中以注射毒品感染为
主，约占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三分之二。这位部长称，中国性病的发病率也
呈持续增长趋势，性病病人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断增多。中国艾滋病的传播
正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为遏制中国艾滋病性病快速上升势头，降低艾滋病性病发病率，实现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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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