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谏韩琦的意见修改。韩琦《三朝圣政录序》称赞此书“上以述列圣之美，次以达一人之听。”＇4＇《三朝圣政录》很大程度上是部歌功颂德之作，石介《序》云：“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神圣，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5＇难怪此书“上之，仁宗嘉纳焉。”＇6＇宋仁宗如此肯定此书，足见此书的半官方性质。欧阳修主张：“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认为：史书应当记述“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7＇其实，这亦是其《新五代史》的出发点。《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8＇很清楚，《唐书》即《新唐书》系官修正史，而《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则是私人著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正史类·五代史记》称：“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以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9＇从朝廷的态度及《国史》的评价看，《新五代史》分明反映官方立场。除七宝溺器一事而外，《新五代史》还称：“（孟）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年少不亲政事”。＇10＇凡此种种都使得孟昶的昏君形象进一步加深。
第二，其实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完成的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11＇《宋史·太祖本纪三》载：太祖“见孟昶宝装溺器，摏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又载：“初，（孟）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指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祗就宋旧本稍为编次。”《宋史》所载出自宋代《国史》，《国史》代表宋朝朝廷立场，不必多说。按照《宋史》即宋代《国史》的记述，孟昶岂止“专务奢靡”，而且“赋敛无度”。《宋史·五行志四》载：“时西川孟昶赋敛无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缗钱，唯仰在质物。”诸如此类的描述，其目的无非在于表明孟昶“不亡何待”，宋朝攻打后蜀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
第三，如果说《新五代史》虽然反映官方立场，但毕竟是私人著述，那么薛居正《旧五代史》则属于标准的官修正史，其成书年代又早于《两朝国史》。史载，开宝六年（973）四月“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12＇需要补充的是，薛居正在开宝六年九月，由参知政事升任同平章事。然而经查在《旧五代史》中居然无孟昶七宝溺器一事。至于其原因，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实录，对于十国史事记述很简略。二是现存《旧五代史》并非其原貌，此事被遗漏。三是所谓七宝溺器最初并无此说，是稍后才被“层累地造成”的。果真如此，其真实性则更令人置疑。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代《国史》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一味贬损后蜀。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显德二年（955）五月载，“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旧五代史》的作者竭力歌颂北攻灭后蜀的战争：“及皇上（指宋太祖）之平蜀也，煦之以尧日，和之以舜风，故比户之民，悦而从化。”＇13＇其语言十分夸张，甚至将宋太祖与尧、舜相提并论。
第四，与宋代《国史》等朝廷官方或半官方著述不同，北宋蜀籍士人张唐英《蜀梼杌》、句延庆《锦里耆旧传》等私人著述并无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载。《蜀梼杌》是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完稿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写定于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14＇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自是情理中事。王文才先生进一步指出：《蜀梼杌》“非专赖二书”，“多据蜀史，故与中原载籍，时有出入。复核其书，于蜀中官书私史外，更博采前代杂史，小说诗文。”＇15＇可见，此书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蜀中私史以及蜀地民间口述资料。而这些资料难免体现蜀地民众的情感与意愿。《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进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美”，诸如“边陲无扰，百姓*”，“时平俗阜”等等。并借他人之口，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18＇《蜀梼杌》同样称颂“（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19＇可见，“蜀人之词”与官方之语确实大不相同。按照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的记载，孟昶绝非奢侈、荒淫之君，而是节俭、仁慈之君。《五国故事》卷下载：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五国故事》虽非“蜀人之词”，但它作为民间私史，所载史实与官方国史相左。某些具体史事，甚至截然相反。如《新五代史》指责孟昶“好打球走马”，而《五国故事》则称：“昶后体重，遂不乘马。内厩惟饲一打球马，而久不按习，亦不堪乘跨。”＇20＇总之，北宋时期，孟昶在民间记述与官方文献中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1＇曾慥编：《类说》卷19《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政要宝训（圣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韩琦：《安阳集》卷22《三朝圣政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圣政录序》，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晁以道：《景迂生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12《论史馆日历状》，四部丛刊本。
＇8＇《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五代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
＇11＇关于两朝国史的编修情况，可参看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17－121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四年四月戊申、卷15开宝七年闰十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3＇《旧五代史》卷136《僭伪传三·孟知祥传附昶》。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5＇张唐英原著、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序》，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16＇《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
＇1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三·续锦里耆旧传跋》，四部丛刊本。
＇18＇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20＇不著撰人：《五国故事》卷下，见《说库》，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二、孟昶《官箴》确有其事
称孟昶为明君，节俭、仁慈还在其次，其最为确切的例证莫过于他所著的《官箴》。孟昶《官箴》的精彩之处不外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强调不是官员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养活官吏。换言之，即官员并非百姓父母，百姓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传统时代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认识，实可称为亲民君主。即使停留在口头上，仍然较为难得。可是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竭力加以掩盖。关于此事，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第一，在现存北宋著述中，孟昶《官箴》首见于北宋初年蜀地士人景焕所著《野人闲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称：“《野人闲话》五卷，成都景焕撰，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965）序。”其自序曰：“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1＇其实，他是一位博雅之士。陶谷《清异录》卷4《文用·副墨子》云：“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娱。”黄休复《茅亭客话》卷9《景山人》称：“玉垒山人景焕，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近事·应天三绝》载：“处士景焕，一名朴，善画。焕与翰林学士欧阳炯为忘形之友。”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依据各种资料，作《景焕传》。＇2＇但其生卒年不可考，只知其为后蜀、宋初人。景焕称：孟昶“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3＇“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4＇总之，在景焕笔下，孟昶是位难得的明君。《野人闲话》五卷，如今仅存数则。现存《野人闲话·颁令箴》称：“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字子，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其《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5＇凡24句。张唐英《蜀梼杌》将“（孟）昶著《官箴》，颁于郡国”一事系于广政四年（941）五月，所载《官箴》24句与前引文字略有出入，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字完全相同。《蜀梼杌》同时又记载，孟昶谴责因荒淫而亡国的前蜀后主：“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并称赞孟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6＇
第二，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始终讳莫如深。为掩盖此事，甚至将宋太宗《戒石铭》也略而不载。在《宋史》中便既无孟昶著《官箴》，又无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前文也说，《宋史》源出宋朝国史，足以体现宋朝官方立场。官修史籍有关于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始见于南宋前期。无名氏《中兴两朝圣政》卷11载，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中兴两朝圣政》“汇合两书而冠以‘中兴两朝’之名”。所谓两书是指《高宗圣政》、《孝宗圣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曰：“《高宗圣政》五十卷＇7＇、《孝宗圣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制序此二帙，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宋史·陈居仁传》云：“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僚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可知，《中兴两朝圣政》虽系民间“书坊钞节”之书，但所据《高宗圣政》则是标准的官修史籍，其作者为范成大、陈居仁，系宋孝宗时所修。《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此事时，引用“留正等曰”。留正淳熙末年、绍熙年间官至宰相，他们仍不愿指出宋太宗《戒石铭》的来源，仅称：告诫官员“以虐民欺天为戒，悉心于爱民”，“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深意。”＇8＇较早正视其事的是汪应辰和洪迈。汪应辰在乾道元年至四年（1165－1168）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他在抄录孟昶著《官箴》之后，接著说：“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数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圣意至深远也。”并强调：“愚恐岁月浸久，而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故书昶所著全文而识其事云。”＇9＇洪迈在其开始流传于乾道、淳熙年间的《容斋随笔》一书中指出：宋太宗采用“夺胎换骨法”，将“语言皆不工”的《官箴》改造为“言简理尽”的《戒石铭》。并称赞“（孟）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僣伪之君为可称也。”＇10＇南宋中期以后，“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终于成为过去，宋太宗《戒石铭》源于孟昶著《官箴》已成为无法掩盖的公认的事实。扈仲荣等所编《成都文类》卷48《箴》收录此文，庆元三年至五年（1197－1199）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的袁说友为此书作《序》。《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明确指出：“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州县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
第三，孟昶对官员的告诫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部分加以施行。他所任用的御史中丞杨昭俭便尽力贯彻其反腐倡廉的意图。宋人马永易《实宾录》卷8《杨雕》称：“伪蜀杨昭俭仕孟昶，为御史中丞，击搏权贵，正色当官，时号‘杨雕’。”人们往往将孟昶与李煜相提并论，其实孟昶在政治上并不缠缠绵绵，而是敢作敢为。如张业因有功于后蜀而官至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又加司空兼判度支。此人“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