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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未变，只在等待时机了。日本人象是听到了一些对他们不利的风声，唯恐张学良换旗，所以对他的威胁利诱也更加紧了，一会儿向他赠送一等旭日大勋章，一会儿又说如东北与南京结盟，日本将采取“积极行动”。真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灾多难的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为了稳住日本人，又不改变换旗的意向，张学良与穿梭般进出东北的各方面的使者相周旋，终于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的情况下，于１９２８年年底，实现了改旗易帜，充分显示了张学良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的信念。
关于这方面的激烈斗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下面我们摘引几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东北易帜的内幕和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
那是张学良原定７月２１日换旗，因为日方极力阻挠，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张学良被迫宣布“保境息民”，推迟换旗之后发生的事：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八月九日午前十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日本驻华公使）作礼节性的回访。林权助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
“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篾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张学良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实现之事实，余颇不可解。”
林权助闻言，当即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在场的左藤中将补充说明：“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贵总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张学良不肯当场表示懦弱，随之而答：
“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③
另外，也有同志强调指出：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奉。８月９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的盛意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插话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当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见张学良不肯就范，林权助以教训的口吻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８月１３日，林权助空空而归，回国述职了。田中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只要能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反对形式上的易帜。田中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遂加紧谋求吉会、长大（东北地区铁路）等干线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怒，保路反日运动螽起。１１月１２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④
但在那时，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压力毕竟太大了，张学良不能强行换旗，只得继续推迟换旗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确表示：“目下对国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为实际之统一。”
这以后，张学良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的活动，如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的。但象声名狼藉的直鲁联军残部张宗昌、褚玉璞等，虽然实力雄厚，又亲自来沈阳要求进入东北，张学良却拒绝了。因为他深知，此辈作恶多端的军阀，还是让他离远些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换旗问题，则巧妙地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当换旗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他劝阻部下勿操之过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职员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即令吉林当局，劝阻下属，晓喻利害，暂缓实行。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加上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张学良看准了时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⑤……
无疑地，这件事是办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这也正象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所说的“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还说“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对于东北易帜表示赞赏，肯定它是反日的爱国行动，同时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以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愿望，应予肯定，这是多数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认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是加强了买办豪绅阶级的反革命力量，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讨的。不过，从心怀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分裂中国、迫不及待地要使东北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来看，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毅然易帜，坚决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控制东北政局的局面，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大势所趋。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统一时，就强大，就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争必然贫弱。但正如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革命与反革命性质不同。广东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和北伐是革命的；吴佩孚叫喊‘武力统一’，要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则是反动的。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蒋介石组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是反动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因为日本插手东北，妄图独占‘满蒙’，蒋介石决定和平统一，张学良主动易帜，避免战乱，使我国东北回归祖国，这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张学良搞‘独立’，象溥仪一样甘当儿皇帝，则东北三千万同胞将受日本奴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亦将丧失。”⑥至于说，在那时，不应该联合国民党，归顺国民党南京政权，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联俄联共才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张学良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同时那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大都处于地下状态，张学良不仅还不可能走这一步，即使他这样做了，在那时不利条件也是很多的，国民党以及英、美反对，自不待言，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总觉得，“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肯定张学良的易帜是进步的话，好象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东北，则是民族矛盾。我们不应该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列，更不应该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否则的话，如果认为张学良归顺国民党政府，投靠蒋介石，是加强反动统治力量，不可赞扬，难道我们可以赞扬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吗？对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难道我们可以支持汉奸的分裂活动吗？”⑦
显然不能。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学良能做到这一步，能够力排众议、真正实现自己的主张，也并不容易。那时，他不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干涉，而且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令人震惊的“杨常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有人也许会说，东北易帜取得胜利后，天下并不太平，张学良本当团结部属，砺精图治，共保东北河山，以不负众望才对呀，为什么在换旗后不久，就突然处决了在东北领导集团当中举足轻重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呢？有人说，少帅刚刚主政，极需维护他的权威。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张对野心很大的杨、常采取断然措施，消除隐患，从此事无掣肘，有利于巩固东北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有致死之忧，无该杀之罪，杨、常二人的被杀，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的挑拨，张学良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了；有的则认为，杨、常固然是有错误的，但处置的方式是不是过于严厉了？难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吗？实际，这一点张学良并不是没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过，也作过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过，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因为张学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说明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之深，同时也不仅仅是什么政见不同的问题，而实际“是当年东北统治者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很难避免的政变。有的同志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结果，不免有些‘书生之见’。翻开中外的历史，考察当今世界，有哪些政变是事先经过法律的程序呢？当时，张、杨的矛盾已势不两立，杨欲杀张的风闻，亦时有传说，杨之进逼，使张已达到了‘实难忍受’的地步，已远非法律程序所能解决的了。”⑧当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谓：“如果杨‘退归乡里’或‘冥鸿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杨宇霆这样贪恋权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话。’张之除杨，实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杨，东北将政出多门，更加混乱，这是日本侵略者最欢迎的。”⑨
这就清楚表明，张学良之杀杨不是偶然的。说是杨专权跋扈也好，是权力之争也好，总之杨之所作所为已成为东北政权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和严重威胁，既是他要孤注一掷，张学良也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认为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张学良多疑，或谓这是以私废公，公报私仇等；有的说是因为日本人的挑拨，还有的说是中了南京方面的反间计，因“张之杀杨，主要因为杨与白崇禧勾结，白要杨‘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蒋介石探知，密告张，要他‘先下手为强’。”……
这些说法，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若只强调某一点，以偏概全，特别是忽略了促使张学良必欲除之的他的亲日问题，也是欠妥的。至于说，还有的认为杨、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做，“使东北当局的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樽俎折冲的人，东北外交完全委之于南京政府”，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丧，似乎是闯了大祸，这就更未免言过其实了。
对杨、常事件究竟应当怎么看？它的真相和内幕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再作些专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