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直门医院的失守还在继续之时，我们CDC人员和北京市卫生系统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更可怕的袭击又在迅速形成。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司机王某的出现。”沈壮把手中刚点燃的大半截烟掐在了杯子里，说。
3月25日，一个更大的传染源
王某出现的日子是3月25日。
当日晚上，王某觉得自己不舒服，便开车到三里屯的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童医生给王某就诊后，留下王某在单间病房观察。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阴影开始大面积扩大。当时武警总队医院就怀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它的传染性，故建议王某到治疗呼吸道感染技术比较好的朝阳医院诊治。
3月27日，王某从武警总队医院出来，到了朝阳医院就诊。“根据前面几个医院特别是东直门医院的SARS传染情况，北京市卫生系统已经重新布置了另一批医院开起发烧门诊，朝阳医院在王某去就诊时的前一天就也有了专门就诊发烧的门诊。所以王某去后，朝阳医院经过诊断，就很快确诊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医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离室观察，一方面跟我们CDC联系送他到佑安医院。第二天我们把王某转送到了佑安医院。”但还是同样的原因，武警总队医院和朝阳医院由于都对防备SARS缺乏认识和了解，像朝阳医院虽然有了发烧门诊，可医务人员仍然没有足够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条件，因此他们在收治王某之后所付出的代价比东直门医院更为惨烈。
惨烈这个词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这样的词能够可以形容这两个医院遇袭击之严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像北大所属的人民医院及几个校园出现的SARS传染与隔离，其主要传染链正是从这两个医院出去的。
王某送进佑安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抢救，没能活下来。但因为年轻和身体素质好，延续生命的时间也相当长，到5月初才死亡。许多被他传染的医务人员却死于他之前。像北京“抗击SARS战役”中第一名被追认为烈士的李晓红，是4月16日牺牲的，年仅28岁。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严重传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医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还有他的亲属住在医院。
王某进入朝阳医院就诊后，由于当时需要对他进行观察，所以他在发热门诊室呆的时间比较长，这就给当时那些不了解SARS到底有多大传染力的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阳医院就诊第四天的3月31日，毕维杰、张锦等5名医务人员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们中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如23岁的女护士张锦，她是给王某扎过针、采过血和打过点滴而传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医务人员尚在紧急抢救之中，仅隔一两天时间内，又有刘菲菲等8名医务人员倒下，这回是七女一男。人们赞颂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为在一座座医院和一张张病榻前，出现最多的总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在王某就诊的第五天，李晓红医生就倒下了。这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武警总队医院又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疫情，使得当时的武警总队医院陷入困境。医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国驻华使馆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馆，就不是简单的疫病问题了。在4月初隔离后，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断出现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况可谓万分火急，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军事化方式，将70多名患者转移至北京市郊的大兴武警某基地，以便获得完备的救治。撤离本身并没有错。撤离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沈壮的CDC人员很快得知这一情况，他们和卫生局的干部火速赶往大兴。经过协商，作出如下决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队自己转运到如302等部队医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转运到北京胸科医院等指定非典医院救治。
武警总队医院在4月初对该院的患者进行大转移时，还有一些前期到过该院就医的散落于市民中的患者则流离在控制之中。4月7日到人民医院就诊并后来造成整个人民医院更大面积传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母亲早先住在武警总队医院，是糖尿病，后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总队医院。秦某没等处理完母亲的丧事，自己便出现了发烧症状。于是急着走进了同样没有设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综合大医院，这便是每日门诊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医院。
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袭击，正等待着北京市民。
呵，那真是山摇地动！那真是鬼哭狼嚎。
……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一种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现时，人民需要最及时最准确的知情权，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会准则。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个政府才是人民信赖的政府，才是有作为的政府。
看看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下的党中央“抗非”决策、看看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指挥下的全国“抗非”斗争，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后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做法，看看北京市后来为什么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与SARS战斗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受到市民们的广泛赞誉和信赖，这就是党和政府采取了坦诚、透明、坚决、果断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结果！
人民因此无限信赖和热爱他们。
北京保卫战
三、
“妈妈，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4月初的一个早上，当秦女士接到武警总队医院通知她的母亲患SARS已死亡时，当场哭昏在地。她怎么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亲会在转眼间变成了SARS患者并死得这么快！
那时SARS患者的家属还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亲人为啥突然死亡，而且死得那么快。因此，秦某的心境非常不好，加上前期在医院陪床，已经被拖得很累。母亲没了，秦某的心空荡荡的，也吃不下饭。到第三天，又是咳嗽又是发烧，当时她还以为自己是累的，想吃点药可能就过去了。哪知4月5日到人民医院门诊就医，医院觉得她有点像非典症状——“当时虽然听说东直门医院等已经有非典病人了，可到底非典是什么样，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收治。所以秦某上医院门诊后，我们就把她放在观察室留观。而那时医院的观察室没有什么特别的隔离措施，这让我们人民医院埋下了恶性传染SARS的祸根。”该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事后这么说。
那是真正的恶性！
人民医院是北京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拥有85年历史，每年到此就医和住院的患者高达百万人次！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到此方便就医，医院在设计时以尽量节省空间和方便快捷为原则，所有化验、门诊和收费窗口都尽可能地在一起。SARS就像一个杀手端着冲锋枪走进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秦某在留观期间，旁边是十几个其他病患者，他们后来大多没有脱离SARS的传染，其中有一位心肌梗塞患者转到心脏内科，一人传染了11名内科医生。那些内科医生哪知这位患者与SARS重症者秦某有过“亲密接触”，完全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又不断传染给其他的同事和家人……4月17日，在向外转出29名患者后，人民医院于当晚关闭了急诊大厅间的天井，意为安排成批的留观患者所用。哪知原本就通风不良的急诊环境更加恶劣，致使急诊药房、急诊检验、急诊收费和近邻的其他几个科室均处在由于空气不畅而形成了SARS强大的交叉感染区。
人民医院终于哭泣了，哭得那么悲恸。人们目睹着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却无能为力……于是，医院上下，医院内外，一片恐慌。那些来看病和正住在医院的患者听说SARS蔓延后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也纷纷想法远离医院。原先在医院干得好好的清洁工和护工扔下一个月几百元的“瓷饭碗”，不辞而去，SARS病房内的清洁工作和后勤工作不得不由医生护士来完成，这使得又有一批批医生护士感染上SARS而再度倒下……
人民医院再也无法承受这打击，于4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次向上面打紧急报告，请求停止急诊和门诊。中国CDC派出首席专家曾光前去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建议立即关闭所有门诊急诊。”曾光的结论，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医院带来转机。
4月24日，整个医院被市政府宣布隔离。5月初，人民医院向市、区两级CDC报告的非典患者高达200余人，其中本院的医务人员89人，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63岁，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医院的骨干和专家。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从人民医院那儿传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医院不停地就诊看病，先是中央财经大学出现SARS爆发，继而是北方交通大学又爆发疫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医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频频而起。
北京城彻底恐慌了——
学生开始成群结队地离校；民工开始成批地乘火车汽车逃跑；有钱人驾着车、搭上飞机匆匆离开北京；
普通百姓扑向商场食品店卷起米面油盐醋往家奔跑……
一个个机关大门开始关闭；一座座小区实行封锁；一条条街巷没了行人和车子；市民们躲在居室不敢出门，惊恐地睁着双眼看着外面那个黑云压阵的慌乱世界……
一天，一辆公交车上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咳了几声，全车人吆喝司机赶快停车，随即争先恐后跳下车，路近的人干脆步行，路远的纷纷招手“打的”。
“的哥”问：那公共汽车上出什么事了？乘客说，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厉害，可能是非典。“的哥”一听，脸色煞白，忙推说“车子没油了，我要去加油。”说着，“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车停车！”乘客一边喊着，一边追赶。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车开进大院。
“不能进！你们出租车整天在外面拉人，谁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车。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们不能让你进去。”几位老太太严防死守着铁门，任凭“的哥”怎么说，就是不让进人进车。
“的哥”直蹬脚，“我、我……这到底是怎么啦？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谁救他们呀？”
“啊？你家有非典病人哪？”老太太们一听，吓得四处逃避，一溜烟人走巷空。
“的哥”抹干泪，走进自己家的楼门，敲了几下，没见动静。又敲：“我回来啦，怎么不开门呀？”
“知道你回来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传染了怎么办？”里面的女人说话。
“的哥”一愣，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传染非典？”
里面毫不留情地：“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传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难辩，只好问：“我总不能睡在门外面吧？”
这时门突然开出一条缝，缝里甩出一条被子，门又猛地关上。“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为大人想，也该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么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于是便无奈地卷起被子，萎缩在墙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么说，先睡一觉再说。
“你别睡这儿呀！离我们门口这么近不行！”突然，对门的邻居在里面高声嚷嚷道。
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们以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为什么你家里人不让你进屋？”
“我……”“的哥”有口难辩，抱起被子就往楼下走。
他重新回到车里，一狠心：妈的，上路拉活去吧！
车子发动起来，轮子向前飞奔。“的哥”突然发现今晚的大街上，这么少的行人，这么少的车子，一条平安大道，竟然从西到东，没遇见几辆车子……
“这么大的城市，见不到人，见不到车，那种情景，不是亲身感受你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一句话，它比进地狱还吓人。”一个多月后，这位“的哥”依然心有余悸地这样说。
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准确地说是看到了我们全家。
我、妻子、女儿，全副武装的三个人：都戴着双层口罩，都戴着厚厚的眼镜，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的哥”下车给我们开车门，他的超常规动作，叫我感动。而他的话却更让我意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给我开了彩……”
“北京这是怎么啦？大哥，你说这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啊？”他竟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兄弟啊，你哪里知道，我们还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呀！我心里这样说，嘴上却不敢对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一家三口刚刚经历的一场“劫难”比他经历的更加恐惧。
“的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一连向我说了三个“谢谢”。
红色的“的士”消失了，长长的街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回到家，疲惫的女儿入睡了，妻子则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强度的消毒药水在我们刚刚脱下的所有内外衣上喷洒着。而我怎么也无法抑制波澜激涌的心潮，独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视和举目远眺着眼前这个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残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觉自己真的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队参加一场流血的战争时的情景。
我怎么发现眼前的SARS竟然会让我感到比当年参战时的那种心境更加恐惧？呵，我明白了：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死了也会很光荣。可这SARS不一样，它让我看不到，它让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的家庭，属于我的同事和单位，属于周围的环境，属于这个城市，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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