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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毕竟不是真的谋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过由臬司或特派道员监斩，而这天监斩的，竟是“钦命两江总督部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很显然的，若非“老帅”坐镇，李逵闹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宁重演。
一说监斩的是浙江候补知县，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此是必无之事，不过因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马新佑特为打造了一把铜钩，以备摘心之用。又通过首府、首县的关系，要刽子手就拿这把钩子作为凌迟的工具。凌迟俗称“剐”，苏州妇女好以“杀千刀”骂人，又谓之“千刀万剐”。传说中有所谓“鱼鳞剐”，即以一张渔网紧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处脔割，这是没有的事。凌迟大致亦是象征性的，但据说手法极难，首先下手之处是眉上额头，割皮两片勿使断，下垂覆住眼睛，然后在两乳之处片皮。如果犯属花了钱的，刽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脏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为八刀，方始枭首，故凌迟谓之“扎八刀”。
马新佑要求用钩子钩起张汶祥的肌肉，然后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从上午八点割到下午两点，方始毕事。据说张汶祥始终未哼一声。事实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结束张文祥了，刽子手所凌迟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
第二个插曲是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事竣应该回京复命，哪知一出江宁，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挂冠归里。所为何来，值得一谈。
原来清朝的刑部，在咸丰年间由肃顺重新建立了权威，戊午科场案，肃顺力主杀大学士俊。当勾决时，文宗提笔踌躇，大臣震栗失次，但在御案前肃顺坚持非杀不可。文宗乃含泪下笔，刑部汉尚书赵光，捧着“驾帖”，哭到菜市口，以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为意的俊一见，顿足长叹，知道老命真个不保了。
戊午科场案多少是场冤狱，但却能予人以刑部执法不阿的印象。以后辛酉政变杀肃顺，洪杨事定杀弃地失律、擅杀百姓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抚翁同于狱，这一连串的大案，巩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权势，守正不阿的风格。郑敦谨就是很想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个人。
当郑敦谨由江宁启程回京复命时，曾国藩曾致赠程仪二百两，声明出自廉俸，为老同年赆行。而郑敦谨仍然坚辞。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张兆栋代为出奏告病，辞却官船，另行买舟，遄返长沙，高卧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议。
漕督本来是张之万，何以换了张兆栋？原来张之万已调署江苏巡抚。然则丁日昌，何以去职？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插曲了。
当郑敦谨奉旨赴江宁查办马案时，曾有一道上谕：
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马新贻被刺一案，颇有传闻，当经谕令据实具奏，兹据奏称，所得之传闻者，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请饬将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办等语。该京卿所奏一节，仅系得自传闻，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先经丁日昌奏明，交马新贻审办奏结，自毋庸再行提讯。惟既据该京卿陈奏，亦不可不令曾国藩等知悉，着国藩、郑敦谨即将张汶祥悉心推鞫，有无另有主使之人，务得确供，以成信谳。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翁同说他为人“近迂”，但性情是刚正一路。此奏措词甚妙，明明是马新贻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护丁惠衡，却偏说：“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目的是想将丁惠衡置之于法。因为原案已结，非借个大题目把他扯进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这一手法，自然逃不过军机处的“法眼”。军机大臣也许会忽略，军机章京对这些花样，精通无比。所以上谕中先作开脱，再交曾国藩、郑敦谨在张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证明，丁惠衡一案，为导致马新贻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则此一震惊海内，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总督被刺奇案，街谈巷语，推原论始，不能不归罪魁祸首于丁惠衡。丁日昌内心的不安，丁氏家属的紧张，亦可想像得知。
但另一祸首，可说是丁惠衡的祖母黄氏，如果不是她袒护孙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历害。太湖水师营及湘军的众怒，亦不致如此难犯。这位“丁母黄太夫人”也是受了马新贻被刺的刺激，以致忧急去世。丁日昌丁忧去职，乃由张之万调署苏抚。
丁日昌丁忧以后，侨居揭阳，开始整理持静斋藏书。此人本质上并非风雅一流，但与他的同乡张荫桓一样，虽非科目出身，却文采斐然，不以诗名，而偶有所作，颇具功力。在苏州时，有名的书家何绍基过访，流连甚久，陈衍《近代诗钞》收其长歌三首，其一题作“子贞先生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调矣！率尔呈教，乞勿以示人”：
苏城三月春风颠，幽鸟破梦呼檐前，文书如丝时煎沸，有花不赏同枯禅。忽闻剥啄来高贤，握手一笑别几年？相传海外坡已仙，形虽疲恭神完全。有时拄杖肩肩，忽如蛱蝶飞翩跹。太息故造同蜗铨，溪涧难胜大愿船。洞庭无风独缘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缘，堂前问字无彭宣，对酒不乐愁拘牵，拂衣束下消滞延，官衙客舍床可联，琅环秘笈具评诠，夔蛟蛇风相并怜。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2）
这是叙何绍基的宦迹与两人的交谊，以下称道何绍基的书法：
花下贻我青琅编，笔势恍若明堂椽，
又如龙虎互钩连，皮骨苍莽色味妍。
“龙虎”、“皮骨”形容何子贞的书法，殊为精妙。不过论本心，丁日昌不以为所谓翰墨怡情是有益之事。另一诗从题目到诗，对何绍基的纠缠，已微露规劝之意。
这首诗的题目是：“子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诗张之。谓昌岭外人，应为推波助澜，人事扰扰，无以应命。晨兴骤凉，索枯呈教，并乞赐和。”诗中的第一段是：
营营饮食亦何有，人生涉世岂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为日月记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风流印证无后先。天公颇怜诗料寡，特结翰墨新奇缘。蔡谱白图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骂；世间无毁哪得誉，玉液琼浆自声价。
此诗明明是说，啖荔而作诗张之，是好事。但又欲何绍基“赐和”，似成矛盾，或者是想知道何绍基是否听他的规劝。何诗未见，但可料定，即能领会此意，亦必不纳。因为丁日昌仍有两首诗“呈教”，诗中并注：“两日三赐诗，催和甚急”。诗中又提到“灌鱼鳞水则荔旺”，佳荔名为“糯米脐”，似皆未经人道过。
丁日昌殁后，藏书陆续散出。比较能读先人之书的，只有一个丁惠康。他早年亦与长次两兄一样，是个纨绔。只是灵性不昧，名心独盛，觉得做个公子哥儿，只是酒食征逐，弄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折节读书，也中了秀才，纳资为郎，捐了个主事，但并未分部，陈石遗为他所撰的传记中说：
君于经史、百家九流、训诂、词章、金石之学，皆泛其涯，落笔为文，有魏晋闲人风格；人亦如其文，虽为邑诸生，不屑求科举；虽为部郎，未尝分部学习也。尝北游欲读书南学，长沙张公百熙领学事，置君第一；旋舍去，游日本。
他在日本作诗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风致独胜。但初抵日本所作，与以后的诗，大异其趣，如：
浪悔年年作壮游，客怀无著等虚舟，鸡鸣犬吠犹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楼；故国别来无好梦，殊乡何事独悲秋，登高枉说犹能赋，浩荡离愁不可收。暗雨兼疏澹夕阴，高楼含雾远山沉，一春烂熳樱花候，万里羁孤客子心；入洛士龙成独往，过江王导怅登临，回廊徙倚怀乡国，锦瑟华年感到今。
这两首七律，遣词修洁，音节苍凉。工力虽不算深，却看得出颇有天分。同时诗中感事伤时，亦有寄托。及至离日留别之诗，又是别样滋味：
（其一）
日暮思君苦未来，飞红狼籍旧亭台，沉沉远梦迷千劫，惨惨新词赋八哀，心比枯桐疑半死，泪如残蜡渐成灰，玉关人老愁何极，窈窕春星望几回？
（其二）
此去风云方百变，侧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无边路，倚偏银瓶系所思；最有温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乱千丝，辘轳永夕烦怀抱，讵独西风黯别离。
（其三）
手残红不忍看，轻寒无赖倚阑干，阴晴未定天如醉，疾迷方泪易弹；旧恨尊前歌昔昔，新愁帘外雨潺潺，伤心思妇辽西梦，冷怯空闺人未还。
（其四）
艰难行路黯魂销，帝遣巫阳赋大招，愁雨愁风才易尽，伤春伤别意无聊；相看镜匣惊消瘦，暗系香囊慰寂寥，独自思量目凝伫，碧城十二总迢迢。
这四首七律，题作“回风辞留别日本诸寓公”，以落花作寄托，确是所谓“哀感顽艳”之作。诗似两当轩而参以定庵笔法，便觉风骨胜于黄仲则。不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二十几岁正当奋发之时，作此万般无奈的苦语，论者谓非佳兆，这话似乎亦有道理。
在日本当然亦有韵事，所作《京桥冶春词》五绝，可以略窥本事：
省识尊前旧舞腰，烟花约略忆南朝，
庾郎词赋飘零甚，处对东风弄玉箫。
曲曲屏风烛影深，三挑微与托琴心，
文君未解相如渴，枉费长门买赋金。
心字罗衣绣两重，小初见意惺忪，
一春梦雨无消息，沉醉东风唱奥侬。
相见时难别更难，云英梦冷意阑珊，
飞花沾絮空惆怅，输与檀郎画里看。
怅望秋河倚玉箫，红楼雨冷梦迢迢，
相看无语空相忆，肠断垂杨上下桥。
衣香鬓影太匆匆，十里莺花最恼公，
莫待他年重回首，落红成阵怨东风。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3）
从日本回国后，曾一至广州。其时李鸿章方与荣禄取得默契，出镇百粤，远避载漪之流的荼毒，俾在缓急之时，得以内外相维。丁惠康以年家于修谒，在李鸿章幕府中参学务，不久舍去。及至庚子之乱，丁惠康颇思有所作为，陈石遗为他所作的小传中说：
庚子之乱，大学士粤督李鸿章议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锐欲有为，谒鸿章，陈政策，鸿章不能用。百熙旋荐举经济特科，不应。自是往来京师、上海。居京师数年，一室无尘，旧本图史插架，张壁数古琴，值千金。瓶炉盆盎杯盘之属，多古瓷。下者犹旧青花，然日用常无以自给，友人或赞助之。
陈石遗写的传记中又说：“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则阴喜自负，时以语人，则知其未忘世也。”这两句话，参以前面所叙的生活状况，不难了解丁惠康的性情。大致名心过盛，则多所矜持。不应经济特科，为的自鸣其高（其诗集称《丁征君道集》的征君，即由特科而来）；日用无以自给，而场面不可不摆。他不是不想富贵，但总想一鸣惊人，于是有些想法就不免令人可笑了。
如散原《精舍诗》中，有这样一首五律：
丁叔雅户部至白下，颇劝贷钱营濒海垦田，既去上海，寄此调之。
宪也贫非病，干卿风马牛，他年千亩添，余事五湖舟，眇眇吾安放，堂堂富可求，时危征卜式，好作烂羊头。
散原翁甚轻丁惠康，但亦颇有人重之者，如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记：
丁叔雅惠康有奉怀石遗老人病状诗云：“苦念空斋老病夫，近来诗思定何如？斜街短屋飞花满，萧寺华年把残虚，与汝安心宁已了，偷闲作计未全疏，凭谁东话温存味，慵卷晶帘对道书。”此见过视病归后作也。余答诗云：“畸人丁野鹤，能访老迦陵，春去愁如海！诗来意似冰，斜街婪尾药，老屋半身藤，君看绳床客，枯眠即是僧。”又有石遗老人答以新诗，觉前意有未尽，重申一首云：“君为秋士悲多病，我久春明意未舒，独夜凄惶窃蚯蚓，盈襟尘泪泣枯鱼，绳床经案原非病，药碗斋糜奈已癯，万事不如麻木好，可能言说亦删除。”招余集江亭云：“精蓝旧事传江总，座上诗人是古灵，半日浮生余觉梦，十年小劫有孤亭，无多名士垂垂老，如此长条故故青，最是道心无住着，落英芳甸眼曾经。”
叔雅为丁禹生抚部少子，家有园林富藏，书多精椠钞本，旁及书画、金石、瓷器，皆是雄视一时，而皆弃不顾，一身流转江湖，若穷士之飘泊无依者。能诗、善书、精鉴别，声名巨甚，当世士大夫无不知有丁叔雅。
在同时三公子中，当兄事伯严，弟畜彦复后，留滞京师，余识之，不数年，踪迹至相密迩，事余如兄长。余时方丧妻，君亦丧其爱妾爱子，支离憔悴，殆不可为怀，然余遇悲从中来，能痛自发泄，极之于其所住，虽根株确不可拔，亦所谓蹂躏其十二三，盖拗怒而少息者。叔雅意既不广，口复不能自宣，其湮郁其不言而自伤者，臣精暗已销亡，竟夭天年，闻者无不悼痛！年来每有所作，辄用旧纸录存，余所若预知其将死者！
少与其乡曾刚甫参议习经齐名，客邸所需及病中医药，身后棺殓，皆刚甫一人任之，可谓古道可风者矣！
丁惠康夫妇琴瑟不调，喜一妾，产子而觞，妾亦去世，这双重的打击，使得丁惠康索然无生趣。陈衍在他的小传中说，致死之因是：“隆冬无裘、不炭、积冻伤胃脘、伤肺”，宣统元年四月底不治死于京师。得年四十有一。
丁惠康的交游甚广，但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