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
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
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
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
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 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
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
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
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
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
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 ”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
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
面包口粮。
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
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
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
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
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
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
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
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
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姓什么，名什么？ ”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
“犹太。”
“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名叫利奥波德，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没法问问我父亲，他死了。”
他不动声色，继续说：“哪里人？ ”
“波兰人。”
“社会出身？ ”
“什么？ ”
“你父亲是工人吗？ ”
“不是……”
他—边记录，一边念道：“出身：小资产阶级……职业？ ”
“记者。”
“党派？ ”
“从1925年起加入共产党。”
他写着，嘴里还是高声念道：“……他自己说从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
审讯完毕了。我走出来，嘴里有一股子灰味：波兰犹太人，“出身”小资产阶
级。这就是我这个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的履历。我想哭一场，但是我忍住了泪，不能
让他们痛快。
每天晚上十点钟，便有人来找我去受审，一直审到清晨五点半，我有一个星期
没有睡觉了。我问自己还能支持得多久。我记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绝食斗争。我发现
“绝睡”要更为痛苦。而这一次，我是个非自愿的“绝睡者”。我一直抗拒审判。
什么审判，不如说是想用疲劳战术把我搞垮而已……
每夜，同样的把戏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那侦审军官说，而我则象个机器人一样回答：
“我没有犯罪，没有反对苏联！ ”
接着的一个阶段，那上尉装出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在看报，时不时地重复
他的问题，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机械地一再说， “我没有犯……”
审讯放松了。时间在过去。我不做声，已经习惯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连七个
钟头，一动也不动。
清晨，人家又把我带回牢房里。过了片刻，看守又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走过去嚎
叫道；“起来！”我还没有睡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想把我压垮。走来走去，
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侦讯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卜星期，每七天里，只有一夜让我睡觉。我变得昏昏
沉沉，第二天，戏又开场了……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子，脸色蜡黄，面带病容，走进了审讯室。
他神经处于十分兴奋状态。这就是侦讯组的上校组长，整个卢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残
暴，狂虐出名。他亲自动手打人，从中取乐。他二话不说便问那上尉： “你得
到什么结果没有？ ”
“没有。他顽固地否认他的罪行，还没有松口招供……”
那上校转身向我，并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足足有半小时。
操娘，骂街，恫吓，侮辱，问中也夹着日常用语的一些词藻。一般上，用俄语
骂人，都是从娘开始的。他这个人更是个老练的专家，就一直骂到祖宗三代、四代
！他的“学问”当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但是以后我知道他不过在背诵预先准备
好的经文而已。这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是一个上校侦讯员必修的基本课程。
我保持缄默，没有反应。他好象碰在一堵墙上，突然住嘴了，威胁说：“卢比
昂卡的休假，就此结束。我会想出办法让你讲话的。你必须承认你的罪行！ ”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把门打开，嚎叫道；“给我把这个混蛋拉出去！ ”
看守们扑过来。这还不过是清晨一点钟，为了争取几小时的休息，只好忍受这
个小丑的丑恶表演。
以后，晚上就没有人再来找我了。
第三章 勒福托沃
我在卢比昂卡一个多月了……一天晚上，看守到我的牢房来，照例喊叫：“跟
我走！”
我便踩着他的脚后跟走，他又说；“带上你的东西！ ”
这么说，我“搬家”了？ 费不了多少手脚我就把全部财产收拾好了……在严密
的警戒下，我出了监狱。一辆车子停在门口，这是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叫做“黑乌
鸦”。它外表上同任何运货的小卡车没有一点分别；两旁用大字漆上“鱼，肉，面
包”，里面的布置是为了运载另一种货物的：车身分为许多小单间，安排得让乘客
无法互相串连。我给推上车去。
路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便到了闻名全苏联的勒福托沃监狱。那幢大楼使我想起了圣·让，达克尔
堡垒。勒福托沃是座军事监狱，建于沙皇时代，由于残酷虐待，犯人出狱时，往往
成了残废。十月革命后，监狱给关闭了。但是斯大林1937年下令重新使用，把图卡
捷夫斯基以及他的战友关了进去。那里面建设得象个马戏场，有三层环形走廊，牢
房的门都冲着走廊，中间是一大块空地，从那里可以上上下下进行观察。
我又经过了搜身；这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从一个监狱迁到另一个监狱啊。但是
这个明显的道理是监狱管理官员无法理解的。人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泡在消毒药水
里，拿出来就软得不成样子了。我给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墙壁潮得淌水，松起泡
来。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衣物全都潮了。但是，房牢里却有一种“奢侈”的设备：洗
脸盆有条排水管接到厕所去。
由于水管堵塞了，我只好用我吃饭的饭盒来把脏水舀出去。
我到达第二天，理发师就来了。他给我刮了胡子，然后抓起一把剪子……
“现在，”他宣布说，“我要给你把头发剪掉……〃 “可是，我又不是个犯人！”
“没有关系，大家都一样。要是你不肯，那就只能剃个阴阳头，中间给你开个
十字！ ”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卢比昂卡的凶恶得多。囚犯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他们
无时无刻不停地打开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一个小时走进牢房里十次：
“你走动得太多”，“你坐的时间太长”，“你动弹的不够”等等。至于饮食方面，
我以为已经尝过最坏的了，但这里的比卢比昂卡的还要坏。
每天晚上十时左右，监狱便醒过来开始非常紧张的夜生活：门不停地砰砰作响。
押去受审的人来回啪嗒啪嗒地走动……我到了不过几天，就轮到我头上了。
审问我的上尉给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问题：“你给我说说，一个象你这样的波
兰公民，怎能进入苏联的？是谁帮助了你？ ”
他听我回答，但不作记录，粗声大笑，厚颜无耻。审问持续了一夜。过了几天，
我——又一次！ ——给带去受审。
还是那个上尉，他再次发动进攻：“那个所谓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你在那里读
过三年书的，那帮子头头现在怎样了，你知道吗？ ”
我给他讲了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伦金纳
……
“所有这批家伙都暴露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吗？ ”
“要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批家伙当中的一个，我为此感到
自豪！ ”
他冷酷得象座冰山……
“可惜你当时离开了苏联，不然的话，早就把你结果了，我今天就用不着在你
身上浪费时间！ ”
然后，又是老调重弹。 “交代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在这一连串的审问中，对我战时所做的工作，没有提过一个问题，对“红色乐
队”也不提。我觉得我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帮”老共产党员里面，也有
我的份，他们在战前就给清洗掉了……我能死里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侦审官正在
设法加以纠正。
一天夜里，大概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刚受审回来，牢房门又打开了。两个看守
进来，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到
空着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块湿布拭擦他那肿胀的脸，
上面布满挨打的伤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这是一个红军军官，刚刚受到
一次强化刑讯。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个牢房里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侦讯的是个上校。他得意地微笑着，提出第一个
问题来……
“怎么样，今天早上你看见了吗？ 你有些什么想法？”
“你想说的就是那个给打得不成样子的，抬到我牢房里去的人？ ”
上校说：“就是那一个，我们想让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对待你！”
“你听着，上校，我郑重警告你，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手指，拿一只手指
动一动我，你们就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拿这种可耻的办法来对待我，
我就把你们看做苏联的敌人，并且，在这种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应，即使把命送
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着我一会儿，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就发作起来。于是我听
到了一阵臭骂，使我的词汇大大丰富起来。最后，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
我的侦审官平静下来，要求我识相点，不要向他挑衅。
我一点也用不着他关心。
“我并不认为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希望，而且我一定
要活得比你们长，哪怕长一天也好。
至于你那天谈到的那‘帮’人，都是你们在这里或在别的地方杀害的。你不要
存什么幻想；你们也要遭到同样下场的。”
“为什么你侮辱我呢I ”那上尉恼火了，“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 你以为我就那么天真，竟至于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
事情？ 这里是‘阎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许多同类同他们的受害者一
样，落得了同样下场。”
他不回答。我发了这顿脾气后，心里舒服一些。在出来的时候，我对他重复说
：“你可以长年累月问我：‘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答
复， “我没有犯汪何罪，没有反对苏联。’”
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
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
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
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
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
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
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
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 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 还是在咖啡馆里呢？ 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
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
以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