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哈娃”。
村中的老妇人一样喜爱珠子，我去串门子的时候，他们便将唯一的珍宝拿出来放在我手中，给我看个够。我们不多说话。
岁月可以这样安静而单纯的流过去，而太阳仍旧一样升起。
也就是在那儿，我看到了小亚细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女人佩带的一种花彩石，那是一种上古时代的合成品，至今不能明白是什么东西造出来的。
它们如何会流传到南美洲的印地安人手中来实在很难猜测。
这种石头，在北非的市场上已经极昂贵而难得了。妇人们不知这种宝石的价值，一直要拿来换我那块已经许给吉儿的银牌，不然换我的厚外套。
不忍期负这群善良的人，没有交换任何彩石，只是切切的告诉他们，这种花石子是很贵很贵的宝贝，如果有一日“各林哥”进了村，想买这些老东西，必不可少于四十万苏克列，不然四百头绵羊交换也可以。
“各林哥”便是我们对白人的统称。
村里的人大半贫苦无知，连印加帝国的故事，听了也是漠不关心而茫然。
他们以为我是印加人。
最远的话题，讲到三百里外的沙拉萨加那边便停了。我说沙位萨加的男男女女只穿古怪的黑色，是因为四百年前一场战争之后的永久丧服，他们听了只是好笑，一点也不肯相信。
吉儿一直用马铃薯喂猪，我觉得可惜了，做了一次蛋薯饼给全家人吃，吉儿说好吃是好吃，可是太麻烦了，她不学。银湖的日子天长地久，她似出生便在此地度过，一切的记忆，都让它随风而去。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你把辫子打散，再替你缠一回。”
村中一间有着大镜子人家的男人，正在给我梳头，长长的红色布条，将辫了缠成驴尾巴似的拖在后面。我松了长发，将头低下来，让这安静温和的朋友打扮我。那时我已在这个村落里七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细细的卡嚓一声。
室内非常安静，我马上抬起了头来。
那个米夏，长脚跨了进房，用英文叫着：“呀！一个印地安男人替你梳头——”
他的手中拿着相机，问也不问的又举起来要拍。我的朋友沉静的呆站着，很局促的样子。
“有没有礼貌！你问过主人可以进来没有？”我大叫起来。
“对不起啊！”我赶紧用西班牙文跟那个人讲。米夏也不出去，自自在在的在人家屋内东张西望，又用手去碰织布机。
“我们走吧！”我推了他一把。
我跑去村内找每一个人道别，突然要走，别人都呆掉了。跑去找吉儿，她抱了一满怀的柴火，站在屋旁。
“牌子给你，还有钱！”我反手自己去解链条。“不要了！哈娃，不要！”吉儿拚命推。
她丢下了柴，急步跑回屋内去，端了一杯牛奶麦片汤出来，硬叫我喝下去。
“你跟各林哥去？”她指指米自。
米夏要求我与吉儿拍照，吉儿听我的，也不逃相机，坐了下来。
消息传得很快，吉儿的先生和儿子都从男上跑回来了。我抱起自己的外套，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吉儿一定拒绝那块银牌子，不说一句话就跑掉了。
我塞了几张大票子给吉儿的丈夫，硬是放在他手里，便向远远那辆停在湖边入口处的旅行车跑去。我爱的族人和银湖，那片青草连天的乐园，一生只能进来一次，然后永远等待来世，今生是不再回来了。
这儿是厄瓜多尔，一九八二年初所写的两篇故事。
索诺奇——雨原之一
那个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线里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衬衫下面是条带着流苏的破长裤。
棕色的头发黏成一条一条，额头绑着印地安人手编的花绳子，脖子挂着项链，左耳用了一只耳环。吹的是秘鲁常见的木笛，不会弄，呜呜的成不了调子。房间没有窗，只有对着天井的方向，开着一扇宽宽的木门。
房内两张双层床，无论上铺下铺都已成了一片零乱不堪的旧衣摊，就连地上，也满是半干的果皮、烟蒂和纸团。我进房的时候，室外雨水滂沱，低头先用一把化妆纸擦净鞋底，再对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个人理也不理，站起来大步走到开着的门边去，用脚砰一下踢上了房门。
“请问上铺的东西是你的吗？”我用西班牙语问他，他不理，又用英文问，也是不睬。
那只死笛子吹得要裂开了还不肯放手。
当时我跟米夏刚刚从首都利马乘飞机上到高原的古斯各来——印加帝国当年的都城。
下机时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气派非凡。印加的石基叠建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两种文化的交杂，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提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一家问旅社，因为雨季，陆空交通时停时开，滞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级的旅馆安身便是难了。
问了十几个地方，全是客满，那不讲理的大雨，却是狂暴的倒了下来。
我知自己体质，初上高原，不能再捂着心脏乱走，眼看一家名为旅社，而气氛实在是不合适的地方，还是走了进去。就连这样的小客栈，也只剩两张上铺了。
“上层被我租下了，请您将东西移开好吗？”又对那个吹笛人说话。
我反正是不理。
我将床上的一大堆乱东西仔细的给拿了下来，整齐的放好在那人的身边。
自己的小行李包没有打开，也不去占下面的任何一块空间，脱了鞋子，两只鞋带交互打了一个结，系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挂在床上。
屋里空气浑浊不堪，一只暗暗的灯泡秃秃的从木板缝里吊下来，几面破墙上涂满了公共厕所才写的那些脏话。另一张双层床的情况不会比我这张好到那里去，乱堆的脏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记好旅馆，也进来了，看我坐在上铺，也动手去理起另一张床来。
“最好先别动它，这张床主不在，万一赖我们少了东西反而麻烦！”我用中文对他说，那样吹笛子的人八成听不懂。又来了一个头发爆花似的脏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泞，也不擦一下就踩进来了，地板上一只只湿印子。另一张下铺位子是她的。
“妈的！又住人进来了。”她自言自语的骂着，也是不打招呼的，讲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着她，居然一声惊喜的呼唤：“你是美国人吗？”妈的米夏，我被他气得发昏，这种低级混混也值得那么高兴碰到，况且她正在骂我们。
我知自己快发“索诺奇”了，快快的躺着，希望能够睡一下，给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高度。
再醒来时，房内一样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几点了。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的不是米夏，是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下铺和笛声没有了，坐着蹲着另外四个肮脏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别。第一个反应便是赶紧去摸自己后腰上的暗装，那儿全是报社的经费和重要的证件，它们仍在原来的地方。除了这个动作之外，警觉自己竟不能移动一丝一毫了。头痛得几乎要炸开来，随着砰砰狂击的心脏，额上的血管也快炸开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头内干裂到剧痛。
这是高原病，契川话叫做“索诺奇”的那种鬼东西来了。并不是每一个上高原的人都会发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声是停了，代替着大声扩放的音乐，打击乐器的声音，将我本已剧痛的头弄得发狂。
一伙家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个味道，喉咙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那怕是洗手间里接来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动自己。
“音乐小声一点可以吗？”我呻吟起来。
下铺没有人睬我，上铺的男妇传着大麻烟，也是没有表情的。
我趴着挂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头发，他抬头看着我，我又说：“音乐小一点啊！拜托！”
“咦！我们在庆贺中国新年呢，什么小声一点。”他耸耸肩，嘻皮笑脸的。
再不喝水要渴死了，而米夏没有出现。
本是穿着毛衣长裤睡觉的，强忍着痛，滑下了床，撞到了一个人的肩上去，他乘机将我一抱，口里喊道：“哎呀！哎呀！”
我滑坐到地上去，慢慢的穿鞋，眼前一片金星乱冒，打个鞋带的结手指都不听话。
这种高原病没什么要紧，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托我也犯过，只须一两天便好了，只是这儿又比基托高了七百多公尺，便又惨了一些。
我摸到门边去，出了门，找到洗手间，低下头去饮水，那个浴室，脏得令人作呕，进去一次几个月也别想忘记。铺位不是没有睡过，这些嬉痞的大本营却不是我当留下的地方了。
我撑到街上去，经过杂货店，趴在柜台边向他们买古柯叶子。
已是黄昏了。大雨仍是倾盆而下。老板娘看见我那么痛苦的样子，马上将我扶到椅子上去坐着，向后间喊起来：“爸爸，快拿滚水来，冲古柯给这位女士喝！”“刚刚上来是不是？慢慢走，不要乱动，古柯茶喝了会好的。”她慈爱的拢了一下我的头发。
那双粗糙的手是基督给她的。
在店里靠了半天，喝了一般书中都说已经禁售了古柯，可是没有什么效果。
古斯各并不是一个小城，十四万的人口加上四季不断的游客，旅舍不可能没有空位，只是我已力瘁，无法一家一家去找。
“武器广场”的附近便是一家四颗星，最豪华的饭店，也不知自己是如何飘过去的。
没问价格，也没再找米夏，旅舍的好人扶我上二楼，我谢了人家，回绝了旅馆要请医生的好意，扑在床上，便又睡了过去。
睡着下去时，觉得有妇人用毛巾替我擦全湿了的头发。第二日清晨我醒来，一切的不适都消失，下楼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居然跑去柜台跟人讲起价来。“啊！会动啦！”柜台后面的那位老先生和和气气的说。我嘻的一笑，说起码要住半个月以上的古斯各，他一口答应给我打八折房钱——四十块美金一日。那边铺位是三块半美金一个人。
经过广场，回到小客栈去，看见米夏尚在大睡，我禁不住纳闷起来，想也想不明白。
想呆了过去，米夏才醒。
“咦！那么早就起床了？”
失踪一整夜，这个福气的人居然不知道。
“我昨晚回来，看见你不在，想你跑出去看土产，所以先睡了。”他说。
那时房内的家伙们都已不在了，东西居然又摊到我的上铺，反正不住了，我把那些杂物哗一下扫到地下去。在那样杂乱的环境里，米夏将身怀巨款的我丢在一群品行不端的陌生人中间睡觉，而没有守望，是他的失职，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不是和大意。
也没告诉米夏自己已有了住处，昨日的高原病狂发一场，要杯水喝尚是没人理会，这个助理该罚一回。陪米夏吃过了他的早餐，两人坐在大广场的长椅上，这个城市的本身和附近的山谷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便是我们坐着的地方吧，一八一四年西班牙人还在这儿公开处决了企图复国的最后一个印加帝国的皇族杜巴克·阿玛鲁二世，他的全家，和那些一同起义的族人。好一场屠杀啊！
过了十二年，秘鲁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宣布独立。又过了二十三年，秘鲁进口中国劳工，惨无人道的对待他们，直到公元一八七四年。
说着这些热爱而熟读的历史给米夏听，晒着寒冷空气中淡淡的阳光，计划着由这儿坐火车去“玛丘毕丘”——失落的印加城市，这旅程中最盼望一探的地方便在附近了。广场上游客很多，三五成群的喧哗而过，不吵好似不行似的，看了令人讨厌。
便在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金发齐肩，穿着暗红棉外衣、蓝布长裤的女孩，身边放着一只小行李包。只有她，是安静极了的。
雨，又稀稀落落的开始撒下来。我跟米夏说，该是买雨衣雨伞的时候了，这雨季是斗不过它的。
我们慢慢走开了，跑进广场四周有着一道道拱门的骑楼下去。
那个女孩，单独坐着的，竟然没有躲雨，干脆整的人平躺到椅上去，双手紧紧的压着太阳穴。看上去极度的不适而苦痛。
我向她跑过去，跟她说：“回旅馆躺下来，将脚垫高，叫他们冲最浓的古柯茶给你给吃，会好过些的呀！”她不会西班牙文，病得看也不能看我，可是一直用英文道谢。脸色很不好了，一片通红的。
“淋湿啦！”我说，改了英文。
“没有旅馆，都满了，刚下飞机。”她有气无力的说。直觉的喜欢了这个朴朴素素的女孩。
“我在附近旅馆有一个房间，暂时先跟我分住好不好？分担一天二十块美金对你贵不贵呢？”我轻轻的讲，只怕声量太大头痛的人受不了。
那种索诺奇的痛，没有身受过的人，除非拿斧头去劈他的头，可能才会了解是怎么回事。那女孩呻吟起来，强撑着说：“不贵，只是麻烦你，很对不起，我——”“来，我的同事扶你，慢慢走，去旅馆有暖气，会好过的。”我提起了她的行李包。”
米夏发觉我居然在四颗星的大旅馆中有了房间，骇了一大跳。
这是旅途中第一次没有与他公平分享物质上的事情，而我的良心十分平静安宁。
进了旅馆的房间，那个女孩扑到床上便阖上眼睛。我将她的白球鞋脱掉，双脚垫高，盖上毛毡，奔下楼去药房买喜巴药厂出的“阿诺明那”——专治高原病的药片。我自己心脏不好，却是不能服的。
回旅舍时，那个女孩又呻吟起来：“替我叫医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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