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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晚了一代，乌青与杨黎在诗歌流派上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乌青上中学时就读过“非非主义”干将杨黎、何小竹的诗，“忘不了内心的那种契合”。1999年9月，来成都一游的乌青偶然得到何小竹的电话号码，如获至宝。这一次，乌青也见到了杨黎，并从此系统地接触到了杨黎的诗歌理论。
本选本中，录有乌青诗三首。《一根鱼刺插在牙龈上》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事实上，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一根鱼刺插在了我的牙龈上”，似乎颇得杨黎真传。《为豌豆写一首诗》则是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诗味的，带着现实主义的气息——
每当我看到你绿色的小身体
和你煮熟后散发的清香
就仿佛回到了温暖的童年
张3是跟“废话体”诗派有交往的诗人，但和正宗的“废话体”比起来，在“拒绝隐喻”和“消解深度意象”方面，还是有所差异。本选本收录有他两首诗。
《云上来的幽灵》里，“我还在失落什么两场雨都如同假惺惺的泪滴”；《一段护栏》里，“这段护栏像一座无名的坟墓埋葬了我的什么我却总是路过，路过”，这样的句子，与“非非主义”及其衍生流派比较，无疑更具有传统诗歌的意味。
吉木狼格也是“非非诗派”的重要成员，他参加“非非诗派”的时间非常早，1986年。除此之外，他还具有另一个身份：彝族诗人。［t。xt小，说［天堂｝
第57章 从成都出发，去看诗歌的前世与今生（2）
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和小说家，他的作品几乎毫无例外会带有相当浓烈的民族特色，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但吉木狼格是例外的，在他的诗作中，几乎很难读到对故乡深切的爱恋，也很难找到跟彝族传统文化相关的意象，诸如吉狄马加诗中的“火塘”、“岩羊”、“鹰”、“太阳”、“披毡”、“百褶裙”、“苦荞”等等。换言之，他不是一个通俗意义上的民族诗人。究其原因，按照评论家的说法，是因为“他是一个融入现代生活的彝族人”。
其实，与其说吉木狼格是一个“融入现代生活”的人，不如说是他一个具体落实“非非主义”的创作理念的人；与其说他的诗歌不使用具有彝族特色的意象，不如说他的是跟“非非”诗派的其他诗作一样，都是反意象的。“反意象”，是“非非主义”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支撑，也是与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其他派别的趋同点。所谓“反意象”，反的不仅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大漠孤烟直”、“星垂平野阔”，也反的是在第三代之间就功成名就的“朦胧诗”，诸如舒婷的“橡树”（《致橡树》）、“灯”或“灯笼”
（《赠别》《也许》《献给我的同代人》）、“三角梅”（《日光岩下的三角梅》《心愿》），北岛的红罂粟（《走吧》）、绳索（《回答》）。
吉木狼格的《怀疑骆驼》被称为“非非主义”代表诗作之一。顾城诗中的松塔、露珠、雨滴，会让人想到童话，但吉木狼格笔下的骆驼，却不会让读者联想到耐渴负重的沙漠之舟：“已经是小心翼翼的时刻门仍然虚掩着外面偶尔有声音我开始想着骆驼它在哪里呢，动作缓慢地独往独来”。
在这样的诗句中，与其说看到了“骆驼”，倒不如说我们看到了作者本人，一个“独往独来”的冥想者。而在本选本所录吉木狼格的《关系》中，我们会再次体会这样的冥想：
只有在山里的夜晚
你才能感到
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
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
一些声音毫无由来地响起
又毫无由来地消失
如果你睡着了
你就是它的一部分
如果你醒着
并且在听和想
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
哪怕你很小，它很大
李亚伟与莽汉主义
某种程度上，李亚伟也被视作“非非主义”的重要诗人，不过他被人记忆的却是另外一枚诗歌标签——“莽汉主义”的创始人。有种说法称，李亚伟在1987年加入了“非非主义”，然而，那之前的1984年，“莽汉主义”就创立了。提起“莽汉主义”，最为常见的定义就是“反文化”。何小竹认为：“莽汉主义显示了一种非理性式的反文化姿态，他们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摧毁优美、解构崇高是他们诗歌的心理基点，随意性的口语、放荡不羁的叙述主体、‘垮掉的一代’的形象特征，是他们诗歌的鲜明标志。”
提及“摧毁优美、解构崇高”，必须回到“莽汉主义”诞生的年代才能加以审视。那个时代，“文革”刚结束不久，那之前很长时间里并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大量所谓的作品不过是政治宣传的代用品，那么所谓的“优美”与“崇高”也就显得来路可疑了。“文革”结束之后盛行的“朦胧诗”，可以看做是对那个虚假年代的反动，然而，在“莽汉们”看来，朦胧诗自身也是幼稚的、简易的、不成熟的，是需要解构、颠覆和反动的。正如李亚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所言：“朦胧诗更应该被称为后‘文革’诗歌。从它的内容和创作而言，应该划归为“文革”那块……朦胧诗是不成熟的。”“它的内容和语言都是不成熟的。内容方面大都表达对‘文革’生活和政治的反思……朦胧诗唱出了简易的政治情结和初恋式的简易的爱情，哪怕从诗艺和内容上来说都不够丰富和成熟，但已经足够让缺失爱和自由的一代人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所谓“反文化”，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突出的姿态，一种面对强势话语权的反抗。“莽汉们”尽管是一群张牙舞爪的“豪猪”，身上却“挂遍了诗篇”。李亚伟最广为传颂的诗作是《中文系》，“学生们白天朝拜古人和黑板晚上就朝拜银幕活着很容易地就到街上去凤求凰兮”；“河那边他说‘之’河这边说‘乎’遇到情况教授警惕地问口令：‘者’学生在暗处答道：‘也’”，这些句子，既充满张力、却无一不是经过精心打磨。“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有时，一个树桩般的老太婆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让孩子们吃下”；“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钓饵”、“树桩般”、“肥皂泡”、“银行”、“利息”，这些词似乎又在提醒人们，“莽汉主义”所要解构的，未必仅仅是附着在文化表面的语言，更是试图以严肃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指向文化的深处。
作为对“文学成为政治意图解读品”这一历史现象的颠覆，在诗歌题材的选择方面，“莽汉主义”也同其他第三代诗歌一样，抛弃了宏大叙事，而贴近了日常生活。这一特点，在本选本所收录的《东北短歌（组诗）》中有着具体的表现。
《东北短歌》是李亚伟“弃诗经商”近10年，重新回归诗歌后的作品。诗里面有“女白领”，有“书商”，有“老鼠在洞里数钱的声音”，有“资本主义的女人”，有“业务”，有“发财”，有“全球化”，有“利息”，有“王经理”，有“加盟店”，有“客户量”，有“销售淡季”。诗歌本身是不排斥经济的，就像诗人也可以是生意人，正如李亚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所说：“我发现生意里面有更加浓烈的生活的气息。我认为这段时期的做生意对于写作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彻底投入了生活，更加了解生活。”
对诗人来说，在长久的写作生涯中，摆脱反叛的外形而依旧保持对生活的批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亚伟却做到了。
凸凹的第三条道路
凸凹被视为“第三条道路”诗人。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张叹风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包容性，无可无不可的写作方式，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成果持同样器重与观赏的态度”。简言之，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知识界与民间之间，“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凸凹本人则有另外的说法：“中国新诗歌历程中，大致梳理一下，如果说1923—1931是‘新月’的八年，1978—1986是‘今天’的八年，1986—2006是‘非非’的20年，2001—2006是‘中间代’的五年，那么，1999—2007一定是‘第三条道路’的八年！并且，第三条道路也罢，中间代也罢，非非也罢，必将还有更多的年份要走！”
取其概要，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理解凸凹的话，似可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今天”和“非非”之外的第三条路，亦即“文革”之后先后在中国诗坛占统治地位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究竟是知识界与民间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还是“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看来仍未可定。或许，这是由这一流派本身的包容性决定的，正如张叹风所言，“不代表谁，也不拯救谁；只认可诗歌状态，即那种探求真理的艰巨性与复杂性的勇气”；也正如凸凹本人用“主义说”进行阐释时所言，“打倒一切主义，独尊好诗主义，谓之第三条道路。这多少有点像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换言之，谁都可以走进第三条道路，只要标榜并践行好诗至上主义”。
幸好，“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我们大可放下对概念的争论，而把注意力放到诗歌本身上来。对“第三条道路”诗歌进行研读、对比，即可印证上文提到的包容，甚至可以发现前文所述“江湖”与“庙堂”之间的对比——凸凹自己的诗即是最好的例子。
《苞谷酒嗝打起来》是凸凹的重要诗集。这名字，就土得掉渣，一听就知道它不属于庙堂，不属于知识界，不属于文人。再从中间选一首《最怕》来读一读吧：
最怕和哥在山上
在山上也无妨
最怕飘来偏东雨
飘来偏东雨也无妨
最怕附近有山洞
附近有山洞也无妨
最怕哥拉妹子钻进去
哥拉妹子钻进去也无妨
最怕燃起一堆柴火
燃起一堆柴火也无妨啊
千万千万莫要妹子烤衣裳
没有现代诗歌的晦涩难懂，甚至佶屈聱牙。直接、浅易，却又韵味无穷。“千万千万莫要妹子烤衣裳”，如此灼热的对白，直逼原生态的信天游。这样的诗，让人想起的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让人想起的是国风，而不是大雅、小雅。
然而，凸凹却不是只写这样的诗，本选本所录的《事物，或说出》，完全呈现出了与“苞谷酒嗝”毫无关联的特质：“让大海说出蔚蓝、鱼、珍珠和飓风。让黑暗说出恐怖、自由、星星和猫头鹰的光明让大地说出丰收、河流、蛇、震颤……让正反说，让哭笑说重要的陈述，交给哑巴来说”。“让什么”说出“什么”，八个这样的排比句，似乎也说出了这个世界最深的隐藏。
这两首诗的反差，让人看到雅与俗在同一个诗人身上的融合，也让人看到了包容，看到了“第三条道路”的宽广。
中间代哑石及其他诗人
在现代诗里面，有一个与“第三条道路”堪有一比的派别——“中间代”。何谓“中间代”，有人这样解释：“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机会成为‘第三代诗群’的成员，也没有参加早期的网络诗歌运动，他们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写作，被称为中间代诗人”，“中间代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诗歌运动，而是指一代诗人的写作立场和诗风”。
自觉区分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相对独立的写作方式”，是“中间代”与“第三条道路”的相似之处。而“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诗歌运动”，以出生年龄来界定成员的方式，也显示出这个它并不像“非非”一样，能够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标准的诗歌派别。因此，诗人哑石该不该划入这个派别，也是各有说法。不过，他的不少诗作被收入《中间代诗全集》，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青城诗章》是哑石的重要作品，曾让他获得了“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梦亦非在《〈中间代诗全集〉的个案点评》中对这部诗集有如下评价：“它让人想起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陶潜，不同的是陶潜常常‘欲辨已忘言’，以物观物，而哑石则是以我观物，这组诗中有一个鲜明的自我形象，从‘我’的角度去与外物发生关系、思慎、玄想。”
也许是因为这种充满古色古香的作品，也许是因为独立的写作态度，哑石在成都诗歌界中有“隐士诗人”之称。当然，哑石的诗也不仅仅是只能“在生命与宇宙万物间转折、思辨，然后又迷失于大自然的幽静与无限生机之中”。选本收录的《欢乐》，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读上去竟有些读顾城的感觉——
有时，我把裤兜里硬币拿出来，
放在暗褐书桌上。它们
能兑换的欢乐，是如此微小，
让我几乎忽略，忘记它们的意义
——裤兜里，偶尔叮当响的，
还有童年的一个愿望
李龙炳一直生活在农村，因此，在他的诗歌中，粮食和大米便成了个重要的主题。脚站在泥土里，而心中满怀着诗意，这就是有了超越现实的力量，似乎应和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诗：“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本选本收录的《粮食以北》，也没有脱离这样的主题，晓静在《真实的幻象》中对此诗有如下的评价：“这可以被看成一首关于生存与感恩的诗，而诗人对‘粮食’的感受与理解，通过无比生动的幻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粮食以北》里有这样的句子，“多少人和粮食和粮食的血和酒互为人质”；而诗人在《现实之痒》中说道，“粮食布满了我的身体”——这些句子，让人信服：诗人对粮食的热爱是来自内心的，来自血液的。
胡仁泽是一个独特的诗人。他的诗想象奇妙，抽象的感受，在他的笔下却往往被赋予了具体的形象，正如本选本所收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