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西，是渐渐疏朗的房舍，此外是农田和一小团一小团的树林。我一直往前走，走了将近一刻钟。在一处玉米地，我停了下来。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有灯光在远处鬼鬼祟祟地闪动。很少有路人。我拔了一些草，做了个垫子，背着路朝向玉米地坐了下去。一想起母亲此刻焦虑的脸，我就伤感起来。我抑郁了一阵子，抱着草垫走远两步，在玉米地的尽头重又坐下。那个青年就在这时出现了。
我是被他摇醒的。高颧骨，下唇厚过上唇两倍，因脖子过长而显得极为突出的喉结，个子不高，很瘦，当他把手掌展开时，我觉得他是强悍、邪恶的。他就这样用手里的手电筒照着他的五指，使它们像鱼叉的五条尖刺，矗在我额前。我警觉地扑开他的手，站起来。手电筒晃了一下，我看清了他不伦不类的衣着：下着短裤，上面却穿了一件扣子全部解开的七成新的中山装，里面什么都没穿，那上衣如果不是捡来的，就是偷来的，否则不会那么脏。看来他不一定是刚才那个村庄的村民，也许只是个拾荒人。我撒腿就跑。那人嬉笑着，一把将我扯回原地。
哪里也别起去。你是我的了。他抢过我屁股底下的草垫，掖住，拉起我往玉米地旁边的树林走。他始终在笑。既然他在笑，那么我就不见得要多么害怕了。我很快适应了他的拖拽，让好奇心走到了上风。你带我去哪里？我要把你卖了。卖给马戏团。仍是笑着说的。他在跟我说笑？一个跟我一样突然不知道该去干什么的大人，要和一个小孩开些玩笑？怕不怕？我马上就把你卖了。我不吭声。
这之后他一直笑嘻嘻地跟我危言耸听。他说得最离谱的一句话是，我见过你，你是我弟弟。
这是个疯子？或者，这是个调皮过头的人？看清了我是个不需要郑重对待的小孩，于是生出了说疯话的无穷兴致？
我竟慢慢觉得这个夜晚是愉悦的。在异乡，一个怪异的青年男子，跟我说不着边际的怪话，加南的田野竖着耳朵窃听着我们无聊的对白，草丛里有蝈蝈在叫。恐怖感远小于对此情此景的迷恋感。我和陌生人坐在树林里，不再顾及母亲此刻的焦虑心境。
接近半夜的时候，我听到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喊叫。我突然意识了今晚的不智，大声应了起来。树林离先前的土路不远，我只应了一声，母亲就听见了。她唤叫的频率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近。陌生人不知何时已拉下了脸。待母亲的身影在不远处出现时，他突然将我两手挟到我后背上，一手卡住我的喉咙。
不许叫！他使劲捂住我的嘴。母亲已经发现了树林里手电筒的光，向这里奔过来。现在，她终于跑近了我们。儿！你在这里干什么？快跟我回去。一柄刀亮在我与母亲之间，因月光的反射顿现的光芒跳动在静寂的夜色中。不许出声！他紧裹住我，恐吓母亲。他是你儿子？母亲表情愕然，木头似的点头。他是我的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母亲说，放开他。你想把他怎么样？现在的马戏团，咳！最缺的就是这么大的孩子。放开我儿子。
陌生人身上很臭，此刻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劣质的蛆。他不说话了，与母亲对峙，保持着一开始就稳固下来的距离。离开了胡说，他似乎是个讷言之人。他几分钟都无话。而母亲在想着措词。他们就这样对峙着。
许久以后，他终于笑了，像先前与我独处时一样不着边际。你想把他要回去，也不是没有办法。他开始有丰富的表情，这一点是母亲顿然变色的脸告诉我的。母亲说，你！
他仍在笑。母亲在抖，仓皇而凄切地望着我，又哀求地看看他。
他们在用眼神达成一个协议，这是我观察出来的。至于协议的内容，我不得而知。
几分钟后，他用自己的中山装、他自己的腰带、通过逼迫母亲而得到的母亲的腰带，加上临时搓出来的草绳，将我牢牢地绑在树上。在他与母亲双双离开之时，不忘将我嘴里的草塞得更紧一些。
母亲只说了一句。只请你去远一点的地方，别让我儿子看到了。
半个小时后，他们从玉米地里走出来，母亲在前，陌生人在后。有几次，陌生人急步上前，试图去掰母亲的身体，迫使她慢下来，母亲一甩手，将他推开。他嬉笑不止，站在一边旁观母亲神经质地解放我的捆缚。
快走！母亲拉起我，狂奔。慢走！不送啦！
那人在我们身后慢步往前赶着，鬼叫不止。在回来的路上，母亲脚步飞快，好像忘了我在她身后。我只好小跑着尽量跟上她。我不明白在她与陌生人离开我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但我直觉肯定有让母亲愤恨的事发生。母亲快速赶路完全不顾我能不能跟上的样子，原是惹了我生气的，但我见她步态如此凛利，就不便发作了。回到船上，正是子夜。母亲仍不开口说话，也不看我一眼。在这个时候，我似乎只能变乖。我主动抢先爬进船篷，去为接下来的睡觉做一些整理。等我退身出了船篷，发现母亲不见了。（／t／xt｜小／说天｜堂）
第8章 河之唇（4）
她背对着船，站在河心。月光皎洁得狡黠，照得她的头微微发出寒光。河水在响，是她在撩动它们。过了很久，她回来了，用毛巾迅猛地擦着自己。睡觉去吧！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还要卡鱼。她的喉咙像漏风的窗户，把话说得嘶嘶拉拉的。这是她这晚从树林出来后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此后，她再也没开过腔，直到天明。
第二天，母亲史无前例地睡了个懒觉。还是一个想买鱼的加南人在岸上大声叫唤，才使她起了床。舱里的鱼已死了一半。鱼就是
这样，如果不及时把它们卖出去，它们便用死来惩治我们。很显然，上午愈演愈烈的阳光把它们晒死了。母亲仓促看了买鱼人一眼，摇晃着走到稍前的鱼舱，慢腾腾捡了活鱼到篮子里，称给买鱼人。买鱼人接过鱼，交了钱，狐疑地看着母亲和我，爬上岸去了，回了好几次头。
河流一如往常横亘在大地上，古往今来不曾有过改变似的。母亲几天后就恢复了先前的样子：快手快脚地放卡，麻利地提着网兜上岸把鱼卖掉，像跟自己的嘴有仇一样快速地吃饭，大力地挥动竹篙使船箭行在河流上。但她比以往要沉默。在她的脸上，一道男人才有的硬撇纹深深地刻在嘴角，也许这道纹原来就有，只是我先前没有注意到。
母亲的沉默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与那些“想”相随相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迷恋河流的声音和表情，有的时候，我盯着它们，思绪从一道道涟漪间钻进去，去往许多开阔、混沌的天地。母亲变得亲近中又有陌生，就像加南的河流与大地陌生中给我带来亲近感一样。更多的时候，我担心着母亲。即便我是个小陔，但我终究是个男人。当母亲过于刻意地表现她的强悍时，我反而看到了她的柔弱。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安抚她。我的方式却有限，只能是持续地乖巧，卖力地干活。
有一天，母亲把钱罐拿出来，又一次阶段性地盘点我们的卡鱼所得。这是来加南第四十二天。一百二十六元八角三分。母亲咬着嘴唇，睃了我两眼。这样下去不行。我来前想的是，我们至少要带回去两百块钱。还只能在加南卡十几天鱼了，得回去种地了。母亲说，我们得加把劲。加把劲你懂吗？
我说，为什么非得两百块？瓦房那么要紧吗？母亲说，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父亲是在第五十三天出现的。这一次，他不再跟我们捉迷藏，他的船坚定地向我们的船射过来。他坐着撑船，为维持平衡，在伤腿下垫了个矮凳。为了显示他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他即便已经将船撑到我们眼前，也不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我想象他咬紧牙关竭力使自己不笑的心情，觉得他很有趣。就是这样，在那个平淡的清晨，他不执一词地盯着母亲的脸，肃然靠近我们，将他的船与我家的船系在一起。你来帮我撑。他严肃地把竹篙举起来，送给母亲。他们始终没有对话。过了许久，在他们的眼神不小心撞到一起的某个时候，我看到他们齐齐笑了，嘴咧得变形。
对于为什么要装神弄鬼，父亲是这么解释的。很简单，他怕母亲担心他的腿，担心他没有在加南卡鱼的能力。所以他算准了时间跳出幕后。如果他出场的时间过早，很可能母亲会把他赶回去，就算最终他坚持不回，母亲也一准会成天催逼个没完。这种隐瞒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首先是河流上可能的突如其来的相遇，其次一个原因，是同村这些与母亲不期而遇又曾与他不期而遇过的人，很可能善意地把他来加南的事告诉母亲。对付前者，他有的是办法，只要自己每天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则可，对付后者，就得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了。父亲说，他是几乎做过所有遇到过的村人的工作，才使得他们帮他保守秘密的。我这么大的人，待在家里闲着，多浪费啊。他说。
船是租来的，正好生产队有两条闲船，他做通队长的工作，才使他松口把其中一条船借给他。
母亲说，你的腿怎么样了？父亲说，还那样，估计要废了。母亲大惊，欲上前细察。父亲笑了。看你吓的，好多了。你瞧！他示意母亲的目光专注于他的伤腿，尔后，他颇具表演性地在不用双手帮助的情况下把那腿往上抬了抬，还由左至右轻柔地划了一个弧。母亲撇嘴，也笑。
伤个腿要什么紧呢？父亲说，只要不是死人的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来卡鱼，也死不了，对吧？
母亲突地一怔，局促地望了望我，又将眼睛盯住河面。在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她弯腰捞起一条水蕴草，恸哭了两声，又警觉地扔掉手里的水蕴草，屏住气息，无声地张望着父亲脑后无际的天空。父亲说，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过了一阵子，母亲故作轻松，小声说，是啊！没什么好怕的。
命最大，世上没有什么比命更大的。父亲迟迟疑疑地问，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呢。母亲说，我们都好，我很好，你儿也好，他聪明着呢！一天可以穿九盘卡。
真的么？父亲说，都赶上我了。从未有过的愉悦的时光出现了：父亲借来的船跟在我们自家的船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加南纵横交错的河流里来回奔忙。因了父亲的加入，我们这趟卡鱼所得来了一个飞跃，加上父亲卖得的五十几元，我们已经有将近一百八十块钱了。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余下的十来天，挣二十块，显然不在话下。母亲再不用担心挣不到计划中的钱数了。
这一段时光几乎是迷人的。是啊，一旦我们没有太大的收入上的压力，就可以匀出心情来享受这种时光本身。我们一天不急不缓地放收三四盘卡，在天色还不太晚的时候就早早地收工。有一个黄昏，收了工的母亲嘱咐我在自家的船上好好待着，尔后她高高地在船头站起来，等待父亲的船赶过来。两条船粘在一起后，母亲一步跃上父亲的船，他们两个肩并着肩坐在那船上。夕阳如饴，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亲密无间地坐着，四只眼睛平行望着远处。船随波逐流，像缓慢流淌的时光本身。我很快加入到他们的阵营，蹦到他们身上。河流上是沁人心脾的野菱角的芬芳。
我们的钱终于与计划中的两百块胜利会师的那一天，在我的竭力恳求下，由父亲做通母亲的工作，我们郑重其事地炖了一次鲫鱼吃。
有的事是需要解释的，比如吃鲫鱼。在那个顺利吃到鲫鱼的傍晚，母亲把我拉到她身边。她说，儿！不要怪我心狠。我还是那句话，吃麸子也是吃，吃油条也是吃，吃鲫鱼也是吃，吃鲢鱼也是吃，为什么还要吃鲫鱼呢？要知道，你今天少吃一顿鲫鱼，换来的可能是你的命。一斤鲫鱼可以换多少斤麸子你知道吗？日子要计算着过，要细水长流，要往长远里打算，你想想，万一到年底，我们连麸子都没得吃，那不得饿死吗？
饿死？母亲的话无疑是偏激的，我无法认同。但那个夜晚紧接着母亲和父亲的一段回忆，使我理解了母亲的人生态度。他们从一九五八年那些饿死的亲人说起。母亲说，第一个消失的人是她父亲。先是腿肿了，用热水敷，拼命喝水，都没办法使肿消退。接着浮肿蔓延到了脸，再蔓延到全身，仿佛身体里刚撒过许多酵母，使之不断膨胀。当然，大家很快就知道母亲的父亲得的是浮肿病，因为之前这种病已接二连三在不少人身上发生。绝望笼罩了母亲的家人。树上的皮早被刮净了，河里那里原本给猪吃的水蕴草、紫萍、莕菜都给捞光了，就连家里唯一的一条老式牛皮腰带也在某一天被大家煮了一锅汤，很稀罕地被一家人围在一起分喝掉了。除了等死，似乎大家再也不能做什么。于是母亲的父亲，在一个黄昏，理所当然地死掉了。
然后是母亲的大伯、叔叔、母亲，连着六个亲人，在极短的时间里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能见到他们在自家廊檐下走来走去的样子。母亲说，除了烧香，对苍天磕头，再不能做什么。烧香、磕头，但死亡仍持续不断地发生，所以烧香、磕头，也许只是种自我抚慰方式而已。人要死，天都留不住。母亲说，有一次，她从地里回来，途经我一个叫春红的堂婶家，一时内急，停下脚想在春红家的茅房里小解。正巧春红刚刚小解完。母亲说，这是她唯一一次亲眼目睹一个人在瞬间死去的过程。只见不久前得了浮肿病的春红刚站起来，突然跌倒下去，整个人抽搐了几下，就死了。几根稻草因她死前的滚压，还在颤动着。但可怜的春红已经死了。母亲说，就那一次，她恐惧到极点地意识到，她也是会死的，随时随地。她身边所有人都随时随地会死。
那时候我在哪里呢？我问母亲。父母亲面面相觑。
那时候，你两岁。你什么都还不懂。他们只这么说了一句，便不再说我，继续饥饿的话题。
现在轮到父亲回顾。同样是铺天盖地的死亡，饥饿的魔鬼导演
的死亡大戏。同样是短时间内痛失亲人的悲痛。父亲说，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