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禁锢也日益深重。虽然出现过汉、唐、两宋的辉煌时期,但儒家思想还是
使中国的封建社会成为一个庞大、稳固的惰性体系,形成了中央集权闭关自
守的封闭性社会结构。在这里,“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科学技术一
直以“末业”的身分处于从属地位,只有那些与国家功利直接相关的科技门
类如天文历算、工程技术等,才能得到国家赞助,并由政府部门主持,其它
科学技术只能在草野民间自生自灭,许多取得成就的科学家和工匠也得不到
社会承认。总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和儒家思想的一元化统治,制约着科技
的发展,甚至成为窒息科技发展的桎梏,而导致了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于西方
的命运。
(2)自然哲学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国、希腊、罗马在古代自然哲学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例如,无论
是西方的希腊、罗马,还是东方的中国,古代哲学都把质料看作世界的本原。
希腊和罗马人认为“地、水、气、火、以太”是组成世界的5种元素,中国
人则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万物的5种成分。又如,古希腊、
罗马和古代中国的哲人,对世界的描述都带有现象学色彩,至于事物本质和
内在的联系,则停留在猜测上。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和思想体
系的差异,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又各具特点。比如,作为科学型的古希腊、罗
马文化,其思维方式十分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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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肉体与灵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都是不相融合、彼此对立的。
因此将宇宙作为外在物和客体加以探索、研究,视大自然为人类的对立面和
征服对象,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彼此自由的辩论,提出独立的学说,建造严
密的公理化系统。这无疑会推动理论思维的发展,促进科学的繁荣。
古希腊、罗马的贤哲很注重数学,柏拉图从几何学得到启示,提出理念
论;欧几里得毕生追求的是透过几何图型探讨世界本质,亚里斯多德更加广
泛采用了他所处时代的数学成就。这种注重数学的传统,无疑是近代思维方
式的前导。科学家伽利略曾指出:“没有数学语言和数学符号的帮助,人们
就无法了解宇宙的片言只语”,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没有它们,人们就会
在黑暗的迷宫中徒劳地徘徊。”欧洲人在突破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阶段、走
向近代文化大国时,便充分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的数学传统,用其武装了自
己的头脑。
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其思维方式更倾向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
长于综合分析而短于科学分类。中国的哲人虽然也讲对立面的斗争,但更习
惯于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例如中国古代哲学三个基本命题之一的“天人合
一”观,视天道与人道二者为一体,认为人类与自然界是水乳交融的统一体;
这种朴素的整体观念虽然强调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统一性认识,
但缺乏对这一整体各个细节的研究能力,因而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也是
不全面的、含糊的;从而导致学科分类的长期粗疏,以伦理学的“所当然”
取代哲学的“所以然”,满足于从生活事实中寻求证据,习惯于“设象喻理”,
而忽视理论上的深刻探讨。由此可见、朴素的整体观念和寻求统一的思维方
式,既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宏观把握世界的慧眼独具,也表现出在科学实证
精神和数量分析方面存在着的明显缺陷。而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严重地阻
碍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理论体系完善。
现代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
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展,
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
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 (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爱因斯坦的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总结了东西方古代自然哲学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
它们在科学技术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
(3)各具特色的发展过程
世界古代后期,中国历代帝国继承了春秋战国的灿烂文化,并使科技各
门类走向体系化,为唐宋科技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在西方,古希腊的科技繁荣在公元前146年被古罗马征服后即告中断。
古罗马重创辉煌后,也在公元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科学文化的历
史也就此中断了,从而进入了漫长黑暗 的中
世纪。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指出:在欧洲,中世纪是从粗野的
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
便从头做起。同时他还指出:僧侣们获得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
身也渗透了神学性质。宗教、神学在文化活动的整个领域中建立了至高无上
的权威,这就使欧洲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失去了连续性,而发生断层和倒退。
然而,自秦汉确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以后,中国的科学文化没有出现
欧洲那种从古代到中世纪转变时期的倒退现象,也没有形成神学统治一切的
情景,而是以宗法伦理意识为潜质、以经验理性为重要形态、中国世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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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格局。正因为如此,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中国的
古代科技文化,不断向高峰迈进,并且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人
类科技文化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4)经济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差异
中国一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对商业和手工业采取轻视
态度,再加上封建性的统治体系,使小农经济产生顽固、排外、闭关自守、
安于现状、缺乏进取和改革精神的社会心理,使人看不到科技的生产潜力,
意识不到科技的效益,虽有张骞、班超通西域,法显游印度,但目的和功利
偏重于政治。西方则相反,他们很早就重视商业,使得商业和手工业很发达,
并富有冒险精神,刺激着科技的进步。
科技的差异更多,也更重要地体现在科技本身的研究方法上。
中国的传统科技向来重视实用,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性为主,天文历法
的突出贡献以国家实用为中心自不待言,古代数学更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著
称。《九章算术》中分列的九章,计246个应用题,都与生产需要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中国科技的经验色彩已十分浓厚,科技成就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
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极少进行科学理论的探讨。这些无
疑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大局限,也是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直接原因之
一。
西方科技那严密的数学、物理逻辑已趋于系统,实验特色此时也十分浓
厚,并以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作为前进的基础。使古希腊、罗马
时期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视实证道路和数学语言这两个显著特征。促进了古代
后期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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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古代后期的天文、历法
天文、历法与人事相关,因而发源悠久,并受到历代各国朝野官民的重
视,重大的发现和成果也就层出不穷。到了世界古代后期,随着人类文化的
繁荣发展,古希腊、罗马、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涌现出亚里斯塔克、希
帕克斯、托勒密、张衡、虞喜、祖冲之、阿耶波多、代罗诃密布罗等卓越的
天文学家,他们通过精心研究而提出的“日心说”、“地心说”、“儒略历”、
“颛顼历”、“太初历”、“大明历”以及“盖天”,“浑天”、“宣夜”、
“显天”、“穹天”、“昕天”等宇宙理论,都是天文学史上一座座闪光的
里程碑。
1。古希腊罗马的天文学和历法
希腊化时代是古希腊科学繁荣的历史时期,巨大的科技成就诞生在各个
领域。其中,亚里斯塔克 (又译为阿里斯塔科斯)、希帕克斯(又译为喜帕
恰斯)、托勒密等伟大学者的成果,代表了古希腊天文学的最高成就。活跃
在公元前3世纪的萨摩斯人亚里斯塔克,用三角法测定了地球到月球及太阳
的相对距离,最早提出了日心说;公元前2世纪的天文观测者喜帕恰斯,根
据前人和自己多年的观察,发现了地球的岁差现象,并采用本轮和均轮理论,
发展了地心说;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以喜帕恰斯的本轮和均轮理论为基础,
继承发展了地心说 (又称天动说);《儒略历》的颁布和改革,标志着古罗
马历法的先进性和天文学科学的高度发展。
(1)亚里斯塔克的成果
亚里斯塔克 (公元前310—前230年),是古希腊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
学家。据说,他是兰普萨柯斯的斯特拉顿(消遥学派的自然学家)的弟子。
他率先提出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体系,指出恒星与太阳都是不动的,
人们之所以看到它们的“转动”,那是因为地球本身的自转所致。地球沿着
一个圆周的周边绕太阳运动,太阳则处于轨道的中心位置,其它的行星也都
分别沿着不同的圆周绕太阳运行,而月亮则围绕着地球运行。这就是最早提
出来的朴素的“日心说”。这个日心理论体系的提出比哥白尼早了1800年。
由于这一理论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以致当时的人们都难以接受。由于他的
有关著作均已失传,我们今天也就无法得知它的详细内容了。他在公元前280
年撰成的《太阳和月球的大小与距离》一书,应用几何学原理,首次测定了
太阳和月球的体积以及它们与地球距离的近似比值。他发现月球本身并不发
光,而是靠反射的日光来发亮。于是他进行了测算,结果是:“上弦月或下
弦月,即从地球上看月亮恰好为半圆时,日心——月心连线应与月心——地
球表面观测点的连线相垂直”,所以太阳、月亮、地球恰好在同一个直角三
角形的3个顶点上。在地球的观测点上,他又测出“日地”和“月地”间两
条连线的夹角为87°左右。根据此角,再计算出日地距离约为月地距离的19
—21。5倍。随后,他又以此为基础,研究了日食和月食的情况。由于日食时,
月亮刚好遮住太阳,从地面看则是月影恰好与太阳重合;故可近似地认为,
以地面观察点为顶,以月球直径为底的三角形,同以地面观察点为顶、以太
阳直径为底的三角形部分重合且相似。由于日地距离与月地距离的比值已
知,那么太阳的直径也应为月球直径的同样倍数,即19至21。5倍。在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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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他又计算出地球的影子在月球轨道上的宽度(近似地为地球直径)
为月球直径的3倍,这样,他算出太阳的直径与地球直径的比值一定大于19∶
3,小于43∶6,即约为7∶1。即是说,太阳的体积比地球的体积要大得多。
而实际上日地距离不是月地距离的19倍,而是389倍;太阳直径也不是地球
直径的7倍,而是109倍。虽然亚里斯塔克得出的数值不够准确,但它们却
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天文学了。
(2)阿波罗尼乌斯和希帕克
阿波罗尼乌斯(约公元前262—前190年),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
他继承和发展了欧多克萨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传统,在地心体系的
基础上提出了“本轮”和“均轮”的概念,并假设行星并不直接围绕地球作
圆周运动,而是沿着一个称为“本轮”的较小的圆周做匀速运动;“本轮”
的中心,再沿着一个叫做“均轮”的较大圆周围绕地球运动,而地球则位于
“均轮”的中心,是固定不动的。这样,行星与地球的距离就会有远近的变
化。当行星运行到与地球接近时,它在“本轮”上的运行方向与“本轮”中
心在“均轮”上的运行方向恰好相反,这一理论的提出,也就使人明白了行
星亮度变化和逆行现象的规律。
希帕克(又译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5年),古希腊天文学家、
地理学家。出生于小亚细亚西北的尼西亚。他一生著述甚丰,但除了《阿拉
多斯及欧多克索天文现象的注释》外,其它均已散佚。希帕克经过太阳年实
际长度的测定,发现太阳的周年运行有快有慢,并不是匀速运动。为了解释
这个现象,他又进一步对地心体系加以修正,提出了“偏心圆”的假设。他
认为,太阳虽然以均匀的速度在圆周轨道上绕地球运行,但是,这个圆周轨
道的中心并不恰好是在地球上,它对地球来说是一个偏心圆。所以,在不同
的季节,当太阳以匀速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内沿着轨道走过相同长度的圆弧
时,这两段等长圆弧对不处于圆心的地球而言,它们的角度却不一样。于是,
人们就会觉得太阳的运行有快有慢。他的这些修正,已使地心体系比较符合
当时尚不完备的观测事实,而且可以用来预测日、月、行星在未来任何时候
的运行位置,甚至可以用来比较准确地预报日食和月食了。
希伯克在天文学上的主要贡献,还不在于他对地心体系的修正,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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