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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如果能像脱衣服一样，脱掉肮脏的衣服一样，把不堪的我脱掉，然后，像换一件又干净、又新的衣服一样，换一个我……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1页。
这“换一个我”，其实质就是回归人性，做一个真正的人。
相比之下，直到死在侵略战争的战场，巴尔奈也没有麦克那样的意识。这该是多大的悲剧！
第三，麦克呼唤回归人性。
回归人性，实质是什么？人性的对立面是兽性，所以，回归人性，也就是摒弃兽性，恢复人性，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这里涉及的也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人性和兽性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的战争。从性质上区分，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比如越战，人们坚决反对。正义的战争，则坚决拥护，比如抗日战争。然而，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人们反对的也是发动战争的极少数的反动者。对方阵营中的百姓大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也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至于，那些放下武器的战俘，人们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一定坚持优待俘虏，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他们。这已经是现代文明世界通行的国际准则了。另外，在这个世界上，人之所以是人，那是因为，人，除了具有动物的某些一般特性外，如食欲、性欲等，人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已经发生了质变，具有了社会性。这种质变的标志，这个社会性的内涵，就是人具有了人性，即使人还保留着那些动物性，也无不纳入了人性的轨道。而人性的核心，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这就是爱，爱人，关心人，帮助人。所以，作为一个人，他身上的人性与动物性即兽性是并存的。在正常的文明的条件下，以爱为核心的人性主导着人的言谈、举止及一切活动；相反，在非正常的不文明的条件下，比如战争、教育极差的环境，人身上存在的另一些动物性即兽性，就有可能突破以爱为核心的人性的制约，恶性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到最激烈最尖锐的极致——战争的环境里，面对着个人、家国乃至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人性，或者兽性，在一个人的身上，最容易表现出来各自的本来面目。战争，实在是对人性的最大的考验了。
在《贺大哥》里，陈映真设计主人公麦克患了精神性的健忘症。这种健忘症病人，受到现实的重大打击而后人格开始分裂，从意识中遗忘了过去的一切挫折、困惑和烦恼，以另一个幻想和补偿的人格，重新生活。陈映真写麦克其人，写他受到越战的极大的刺激，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忘记了越战中那一幕又一幕的灭绝人性的暴行，以另一个新人——贺大哥，传播博爱而重新生活，这样，作家自己，也就在小说里传播了博爱的精神了。
我们看患健忘症以前的麦克。
在越战中——
他们把十几个老太婆、老头子和小孩子赶到一间小寺庙的广场上。起初他们都很顺从，看起来也很自在。等到他们看见我们在弄M16自动步枪，他们才开始哭、哀求、祈祷……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83页。
有一回，我们在一个山脚下找到十来个躲藏着的平民，全是妇人和小孩。有人挑出一个十六岁上下的女孩，拉下她的裙子，有人要摸她的奶子。突然有一个老太婆凶狠地扑过来，女人和孩子们开始哭叫、哭叫……
一阵M16，把她们打得全身像蜂窝似的，然后把那女孩拉开，他们轮着对她“做”那事儿。后来，女孩开始跑，有人从后面用M16打开她的脑袋……她再跑了两、三步，就扑倒了。……我开了枪。有人开枪，每个人都开枪，像一种连锁反应。……不错，我们对她“做”了那事儿——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干了……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85—86页。
那，分明是兽性的大发作。
等到越战归来，麦克一切看似正常，但是，却很少谈到越战，只是时常抱怨精神不能集中。等到1969年3月的一个礼拜日，邱克夫人准备上教堂时，早已放弃宗教信仰的麦克，突然向自己的母亲说：“请为我在战争中奉命而为之事，祈求天主之原谅。”不久，到4月，梅莱村虐杀事件开始在美国的部分媒体上陆续揭露出来，麦克终于开始失眠、焦虑、易怒，常常整夜哭泣、呓语。随后，入院治疗，被诊断为精神性的健忘症。再后来，他悄悄地独自出走，离开了医院，以Mr。Hopper的身份来到台湾，做义工，帮助残疾儿童，人们开始亲切地称他为“贺大哥”。
在台湾的日子呢？
一边，贺大哥帮人家补英语，以维持生计。
一边，他在台北郊外一个小镇上天主教办的“圣心小儿麻痹复健所”，当义务复健员。在那里，他认真、专注地工作，在帮助复健的孩子身上，弥漫着他真实的关爱。
一边，他又向小曹以及朋友们传播他的爱的信念：
……如果去爱人类同胞，变得需要有一个理由，这就告诉我们：人在今天已经活在如何可怕的境地。他说，如果爱别人，关心别人的事，竟只成为一些称为这个或者那个宗教的教徒的事，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人的世界。
他说着说着，他的棕色的，开着很大的双眼皮的眼睛，逐渐地亮起一盏晶莹的、热烈的灯火。“帮助这些小孩，其实是帮助了我自己”，贺大哥说。“使我在一个人、一个人，”他着重地说：“从他的爬行的境地里站立起来的努力中，认识到人的尊严……”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69页。
贺大哥的爱的宣言是：
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同①，第74页。
他的解释是，“让我们也相信一切、一切的人——虽然这无条件的信赖，往往带来甚至以生命当代价的危机”，但是，也要相信，总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不图回报，而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层去爱别人、信赖别人”，那样，“那美丽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同②。
看来，陈映真设计这样一个艺术结构，在前后对比中揭示人性和兽性的搏斗，演绎人性的复归，确实获得了很好的审美效果。人们读《贺大哥》，感悟陈映真揭露了兽性发作的残忍与丑陋，讴歌了人性勃发的可爱与美丽，再看作家深刻地批判了越战的非人性的残暴本质，张扬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要维护爱的准则，真的不能不被他震撼，被他感染了。
第四，贺大哥给小曹留下了文化的精神的遗产。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里，巴尔奈留给艾密丽？黄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遗腹子。巴尔奈重上前线的前夕，艾密丽好几次想告诉他自己已经为他怀了一个月的小孩，那一定是个漂亮的、黑色的小男孩：眨着一对大大的金鱼眼，像他的父亲一样。虽然，小说没有写到孩子的未来，但是我们相信，善良的艾密丽一定会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在这可爱的孩子身上延续巴尔奈的生命。
而在《贺大哥》里，贺大哥给崇拜他的爱恋他的小曹留下的是一份爱的信念。小曹说，贺大哥使她重新认识了“美丽”、“幸福”和“爱”等并不罕见的辞语，是有着充满希望、充满鼓舞人们的灵魂的新的含意。当读完贺大哥的病情诊断书后，小曹忽然想起小时候，曾在一张斑斓的纸板上，精细地画了一个高瘦、大眼、俊美的童话的王子。后来，为了纸板另有用途，她把纸板上的画用橡皮擦去了。这以后，纸板上虽然没有了俊美的武士，而那斑斓却异样地比先前显得尤其的夺目，同时，在那夺目得很的斑斓中，还不时在她的凝视里隐约地出现那俊美的、高挺的王子武士。于是，她心中暗暗地觉得，贺大哥便像那武士一样地消失了。虽然如此，却还是使自己向着一片绚烂无比的斑斓开了眼；而那绚烂的斑斓之中，也或者将永远在自己的凝思之中，隐约着贺大哥，或者那叫人心疼的麦克？H？邱克吧！当贺大哥被前后左右簇拥着走进机舱的时候，小曹突然明白：
对于我，贺大哥已经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从今以后，我必须离开贺大哥，一个人生活，就像蒲公英的种子离开了枯萎的花朵，乘风而去，飞向辽阔无垠的世界。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62页。
这就是说，贺大哥的理想，他自己虽然不能实现，但是，小曹是他的后来者。当那位刘先生企图“诱导”小曹，消除贺大哥对她的思想影响时，她反而更加坚定。她要摆脱家庭的束缚，独立地去实现贺大哥留下来的理想：“明天去登个报，找个英文家教，试试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4页。
显然，相比之下，贺大哥留下的这份爱的精神的文化的遗产，影响更为深远。
（三）
这两篇小说，特别是《贺大哥》的问世，表现出了对于越战的尖锐批判精神，在当时的台湾，是很有意义的。就连早年的林梵也说：“全世界关注之下的一场战争，我们的文学界，竟然这样轻易的闪过。是战争离我们很远？还是我们的作家不敢去碰这样重大的题材？60年代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大城市酒吧林立，做的就是越战美军来台休假的生意，我们畸形的西化现象，也因之更加恶性膨胀。之所以在文学艺术上几乎呈现一片空白，毋宁是我们逃避尖锐的问题，在美国庞大的阴影之下，我们缺乏问难辩证的能力，这也是台湾文坛最可担忧的现象。还好陈映真的两篇小说中，处理的越战后遗症，填补了这个缺憾。”林梵：《越战后遗症》。《书评书目》杂志，1980年7月，87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80页。
事实上，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对越战也还是有所反映的。比如，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在开头就有这么一段叙述：“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叫驻越美军的人员创了最高纪录，高达五十多万人的时候，台湾也被增列为驻越美军远东区的另一个休假中心。”黄春明：《小寡妇》。《黄春明作品集》第3卷，九州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49页。于是，一度萎缩萧条的酒吧业突然又蓬勃了起来。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地的酒吧，纷纷重振起来不算，连偏远的地方，不曾有过酒吧的花莲，也增加了这个新行业。只是，《小寡妇》仅仅以越战为背景，主要还是以服务于美军休假的酒吧业为题材，讽刺、嘲弄了某些国人的崇洋媚美的丑态。至于诗人洛夫的《西贡诗抄》，虽然也表现了越战的某些场面、某些人物、某些事件，可惜的是，只是一些纯客观的吟咏，在质疑中也还带有困惑。这些作品，和陈映真的《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相比，社会批判的力度显然就弱了许多。
另外，在陈映真个人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上，《贺大哥》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
我在前面第七节已经论述过《唐倩的喜剧》和《六月里的玫瑰花》怎样表现了陈映真创作风格的转变，说明两篇小说都明显地摆脱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而代之以嘲弄、讽刺和批判的色彩。现在，又是十一年过去，经过又一番历练的陈映真，在他再出发的第一篇小说《贺大哥》里，笔锋显然更加尖锐了，直到勇敢地直指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了。他，批判力度更强，阐述问题更加深刻，怪不得有人要高度评价“贺大哥是一个极富深意的形象”了何慰慈：《走上成熟的道路——试评陈映真的近期创作》。1983年《台湾香港论文选》。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16页。。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明快是这两篇小说的共同风格。
你看，《六月里的玫瑰花》的结尾，是那封漂亮的信纸上写的冠冕堂皇的大谎言，浓浓的讽刺意味里又深含着人间大悲剧的色彩。《贺大哥》的结尾，相比之下，明快之中又透出乐观，篇末的一声感慨“——多么煦和的阳光啊”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文集》第3卷，第94页。，岂不象征着世界的明天？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一、看“企业下人的异化”——读《夜行货车》和其他
《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等几篇，对于目前经济体制，人类生产关系的分析，局面之辽阔，恐怕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虽然我觉得在结构上，应该发展成长篇，来容纳这样大的历史主题，用中篇、短篇，稍嫌局碍，但是，这已不影响陈先生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格局了。——蒋勋（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文集》第5卷，第188页。）
1978年，陈映真在出狱后发表的第一批小说，除了《贺大哥》，还有《夜行货车》和《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货车》在这一年3月的《台湾文艺》85期上发表；9月，又有《上班族的一日》在《雄狮美术》91期上发表。
就在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陈映真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就在此时，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了乡土文学，形势一转，保卫了乡土文学。”陈映真：《后街》。
今天看来，乡土文学论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