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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陈映真的意思是：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它的文学，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是具有其独特的属性的，正如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其他省的文学一样，都具有这种地方的特性。当然，台湾更有它特殊的方面，被西班牙、荷兰占领过，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五十年，1945年回归祖国以后，又被国民党统治了五十年，与大陆长期隔绝，所以，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国其他各省的文学相比，自有它复杂的一面。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看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而发生质的变化，变化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了。然而，“文学台独”势力片面地夸大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以至于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于制造出所谓的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以及台湾文学的“主体论”等等谬论。事实上，就文学属性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内涵来看，台湾文学和其他各省的文学一样，都共同具有中国的属性。
就此而言，在1982年8月的《大地》10期上，琳达？杰文以《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为题的访谈稿中，在回答“台湾文学有没有它独到的文学特点”这个问题时，陈映真说：
我想是没有的。我对于怀着台湾意识的（正直的）人们，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我自己就是台湾人，但不同意那想法。例如，他们强调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不同。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并不像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那样存在着醒目的不同，爱尔兰有他的异族传统，历史发展也迥异于英国。英、爱的文化，各自独立发展了几百年。这种情况，和我们就决不一样。琳达？杰文：《论强权，人民和轻重》。《大地》，1982年8月，第10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页。
与此同时，针对叶石涛等人在《文学界》上公开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化”，在4月出刊的《益世杂志》19期上，陈映真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批评叶石涛等人，说：
我总以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上，更来得正确些。
接着，1983年1月的《文季》1卷5期上，陈映真又发表了《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8月的《文季》2卷3期上，还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前一篇，是在胡秋原主持下作的一次演讲。演讲中，陈映真将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了社会发展、经济情况的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陈映真：《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82页。，因而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样，“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同①，第83页。的。说到“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陈映真指出：
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个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同①，第93—94页。
同时，他也指出，那些台湾文学的分离言论，其实就是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
陈映真这方面的思想，都是继承并发扬了前辈杨逵的有关论述。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台湾《新生报？桥》，1948年3月29日。一文中，杨逵就曾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了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新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在1946年元月号发表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地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
在《“台湾文学”问答》台湾《新生报？桥》，1948年6月25日。一文里，杨逵确认，台湾文学确实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表现为，一是台湾文学的地方色彩；二是历史形成的隔阂，他形象地称之为“澎湖沟”。由此，他断然下出结论：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这观念是对的，稍有见识的人都这样想，为填这条隔阂的沟努力着。
杨逵，这样以中国视野去考察、思考台湾文学的精神，正是由陈映真为代表的爱国文学家所传承着，而且正在开花、结果。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四、当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陈映真小说的历史地位
陈映真，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周青：《在中国作协、全国台联、中国人民大学华人文化研究所于北京举行的“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1月3—4日）。周青认为，在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三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赖和，第二面旗帜是杨逵，第三面旗帜是陈映真。——周青
人们都知道，列宁在1908年把列甫？托尔斯泰尊崇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用这样令人钦羡不已的殊荣去纪念那位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八十寿辰1908年9月24日，列宁在《无产者报》第35号上发表了《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提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论断。。可是，我们也都不会忽略一点是，列宁分明指出，他是“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无产者报》，1908年9月24日，第35号。的。列宁看到，在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中，托尔斯泰虽然表示同情革命，却极力反对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那是着眼于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即着眼于托尔斯泰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
和托尔斯泰比起来，鲁迅则值得我们中华民族自豪。
面对着革命提出的历史要求，托尔斯泰做到了的，鲁迅都做到了，托尔斯泰没有做到的，鲁迅也做到了。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由兴而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到来的时候，作为这时候亿万农民的思想情绪的表现者，鲁迅阐明的全部观点，恰恰表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特点——农民翻身和农村变革的重要性。
鲁迅还富于独创性。他描绘了许多知识分子，剖析了他们的灵魂，勾勒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这些灵魂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历程，在他的小说里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在这个历程上，鲁迅倾注的全部感情，又恰恰表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复杂因素——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自身改造的迫切性。
一个农民问题，一个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而涉及的广泛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中众多的尖锐而又复杂的问题，都色彩斑斓地被描绘进鲁迅的小说。这样，鲁迅创作的无与伦比的中国社会生活图画里，就包含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些本质方面了。从这个意义说，鲁迅不正是中国革命的镜子吗？
在当代中国，陈映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用他的笔，为我们描绘了在民族分裂、国土分裂时代下动荡不安的台湾社会，反映了在这样社会里的各种各样人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文化心态，从而，陈映真也就表现出了台湾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这个意义说，陈映真正是当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一）
从1959年，陈映真发表他的处女作《面摊》开始，到今年，2005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在这四十六年里，他坐牢七年，专门从事政论文、文论、杂文撰写十二年，近四年又在看病、养病和不少的会议中度过，这总共花去了二十三年。这就是说，在这四十六年里的另一半的二十三年里，他写了三十六篇小说，其中短篇三十二篇，中篇四篇。相对说来，陈映真小说的数量并不多，然而，他的小说在表现台湾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当代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文坛上，堪称佼佼者。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在北京出版三卷本的《陈映真文集》时，毫不夸饰地向广大读者作了这样的介绍：
陈映真，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师承鲁迅，被誉为“台湾的鲁迅”。他的小说创作，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杂文是“匕首”，是“投枪”，在“统、独论战”中，直刺“台独”分子的心脏；其文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本文集包括“小说”、“杂文”和“文论”三卷，代表了他四十年来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其中，《将军族》、《夜行货车》、《知识人的偏执》等，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朽的名篇。《陈映真文集》出版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对陈映真的介绍辞。见《陈映真文集》封底。
就小说创作而言，我在本书中涉及到的三十六篇小说里：
《面摊》、《死者》、《将军族》，写了台湾农民的生存状态。有的流浪到城市，摆了流动的面摊，挣扎在生存的困境里。有的劳苦终生，老来孤独，落得个赤贫如洗，几乎家破人亡。有的家境贫困，父母不得不把女儿两次卖给妓院。
《祖父和伞》、《猫它们的祖母》、《山路》，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山区矿工和小学校工的生活困境。
《云》，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下属工厂女工们组建工会维护人权的斗争。
《苹果树》，则写了城市贫民赤贫化的生活以及窒息的精神状态。
《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故乡》，是写城镇小资产阶级分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破灭后的绝望的。
《家》、《苹果树》、《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凄惨的无言的嘴》、《哦！苏珊娜》，写了大中学生的困窘，有的生活困顿，有的精神困惑，以至于精神崩溃而致疯，有的竟然完全丧失了生的意念，消极地等待死亡。
《最后的夏日》、《一绿色之候鸟》分别写了大中学校教师无聊、无奈、无望的生活，写了他们永远挥不去的记忆以及在记忆中过日子的落寞思绪。
《唐倩的喜剧》写了西化思潮中各种闹剧式的知识分子人物。
《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则写了跨国公司里的知识分子的异化。
在这三十六篇小说里，陈映真还在《将军族》、《归乡》里写了国民党军队的退伍老兵，在《累累》、《猫它们的祖母》、《文书》、《云》里写了或在编或退伍的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文书》、《第一件差事》、《那么衰老的眼泪》、《某一个日午》、《永恒的大地》、《一绿色之候鸟》，写了1949年前后赴台的各种人员，详细地述说了他们对故乡苦苦的思念、浓浓的乡愁，以及他们和本来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关系。
陈映真《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又写了上世纪50年代台湾肃杀时代的白色恐怖，讴歌了革命者的无私的奉献精神；《赵南栋》还写了革命后代的异化。
《乡村的教师》、《忠孝公园》写了台湾人日本兵的悲惨命运。
《夜雾》、《忠孝公园》写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动、黑暗和腐朽。
在《万商帝君》、《归乡》、《夜雾》、《忠孝公园》里，陈映真更写了党外运动，写了李登辉主政后的“台独”发展的状态。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里，陈映真把他的创作视野又扩展到第三世界，写了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那场罪恶的越战。
此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猎人之死》里，陈映真还大胆地翻改了圣经、神话的故事，若隐若现地表现了他的社会革命的理想。
可见，陈映真的小说，确实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反映了台湾当代社会的生活。
人们都说，“人物的诞生——这是作家工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环”伊里亚？爱伦堡：《谈谈作家的工作》。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40页。。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能够载入史册的小说作品，无一例外，首先都是塑造了既有丰富文化蕴含又具鲜明个性的、既能在思想上震撼人又能在艺术上感染人的称得上是“典型”的人物形象，或者经典性的抒情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看陈映真在他三十六篇小说里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可以说，他的许多作品如今之载入史册，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你看——
《面摊》里的“警官”，《我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