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天津来的一小队造反派翻墙闯进家里，非要把父亲拉到天津批斗。父亲断然拒绝说：“我坚决不去！你们要是硬拉我走，我会死在路上，你们要负责任的。”母亲也竭力抗争，为父亲挡驾。恰在这时，有几个威严的军人闻讯赶来给父亲解围，让他回卧室休息，使父母松了一口气。军人耐心地给造反派讲政策、打发他们离开后，第二天又到家里，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批斗的情况及身体状况。父亲十分激动，高兴地对我说：“这肯定是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派人来了！”他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再次来临。
但是，时至1967年夏初，周恩来的处境已十分险恶，保护老干部的余地不断缩小，“中央文革”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5月23日，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李立三的名。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华北局的群众运动不应把矛头指向李雪峰，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就好比这一暖瓶的水，你们掌握的仅仅是一点。”“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一下子扭转了华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众的情绪，形形色色的“批李战斗团”应运而生。6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及外地造反派共56个组织又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挂钩，搜集材料，定期汇报。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李立三的问题就这样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在联络站成立公告上宣称：李立三“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为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老实效劳。”
紧接着，联络站的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华北局连日举行批斗会，母亲也一起拉去挂牌陪斗。身体本已十分虚弱的父亲，此时在家里也得不到安宁，失眠、头昏、不能进食等使他体重剧减，枯瘦如柴。6月19日，有一群造反派（其中有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破门而入，把父亲从家里拉走，非法监禁在三里河一所私人住宅里。他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声称要把李立三“保护起来”写材料，并有组织地到各地游斗。他们的牌子如此之大，据说连华北局机关也要经过一番交涉，才能把父亲临时接出去审问、批斗。
6月21日，华北局又召开一次批斗会，母亲被迫站在台上。两天来，她一直不知父亲的去向，万分焦虑，未想到在会上能见到他。父亲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讲话。散会后，母亲快步向前，拉住他的手，扶他出门。父亲说口渴，母亲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母亲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的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母亲喊了一声：“出来！”母亲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父亲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车门被猛然关掉，母亲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这就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1967年6月22日，父亲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母亲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去世，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这封措辞自相矛盾的遗书，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共产党员受到摧残时的痛苦和即使濒临死亡也要卫护自我清白的决心。但是，这封信同时又引发许多疑问：大量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监护人员中有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日夜看守，为什么没有防备和制止他自杀？看见他吞服安眠药，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李立三死得如此突然，如此神秘，当时就引发满城风雨。1970年，周恩来专门指示华北局军管小组进行调查，切实查明死因，材料报送中央，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父亲被关进私设牢房时，华北局机关就流传着这种说法：李立三是“活的档案”，必须把他“保护起来”。究竟有什么人想“保护”这个“档案”呢？父亲在遗书中提到的那封未写完的信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信中，他向毛泽东揭发了中央文革对他的诬陷，愤然写到：“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批准，怎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父亲还提到他在苏联期间曾向康生揭发过王明篡党阴谋等党内鲜为人知的情况。因造反派的闯入，他被迫停笔。他被带走后，造反派马上进行搜查，使这封信落到“联络站”手中，随即肯定要送到中央文革。孰不知康生对自己在苏联的表现讳莫如深，和王明的关系更是他历史上的一个大污点，看到李立三这封信后，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证明，父亲离世后，康生仍未放弃对他的诬陷和迫害。1968年，康生向中央递上所谓“叛徒、特务”名单时，李立三被列为“苏修特务”。父亲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葬登记表上填写的是：“自杀者李明”，并以无人认领为借口，把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至今无法找出。
【在逆境中顽强抗争，母亲坚信会获释出狱】
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整个审讯过程由1967年6月下旬专门成立的中央专案组负责，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过问。据母亲回忆，她的逮捕证就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对此案的重视。
专案组认定李立三是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国内外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这个假案随意定调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几十名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遭到逮捕迫害。如：社科院苏联研究所副所长赵洵、北大副校长黄一然、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林利、北京外语学院院长张锡俦、著名导演孙维世、著名翻译欧阳菲等等。可以说，凡是和我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株连。专案组重点审查李立三和中央各级领导的关系，不断扩大打击范围，力图把“李立三特务集团”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捏到一起，借此向杨尚昆、李维汉、伍修权等同志提出了无端指控。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翻来覆去要求母亲交代的就是和郭绍唐的关系以及她去苏联使馆和几次回苏探亲的情况。母亲说明她和李立三同郭绍唐只是一般朋友关系，回国探亲每次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去苏联使馆也只为了办理一些手续，绝没有任何非法活动。专案组得不到口实，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打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和毅力。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母亲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至今能站得住脚。“文革”结束后，中央为母亲平反时，赞扬了她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指出她所写的材料为平反许多人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依据。
事后，我问过母亲：在当时环境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了她？母亲的回答很朴实。她说：“是我的信念。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一直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会弄清楚的，我一定会获释出狱”。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我和妹妹被解除监禁，下放农场，1971年陆续回北京。母亲继续被关在秦城，我们根本得不到她的消息。1975年5月才被批准去看望。探监之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公安部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回熟悉的地方，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我终于要看到妈妈了！她的身体不知怎样？人是不是衰老了？我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来还是健康活泼、充满生气的她如今变成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刚过60，她的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上下穿的是一身黑色衣裤，从远处看，真分不清是男是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我一听，巴不得告诉妈妈，爸爸早已不在人间了，但我不敢，也不愿增加妈妈在狱中的思想负担。我什么也没有讲，只是鼓励她说，以后我们要争取每个月都来看她，让她多多注意身体。
未料，几天之后，妈妈就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安置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她最惦念的还是爸爸，到了运城就马上问专案人员：“立三在哪里？能不能把他也安排到这里来，我好照顾他。”专案人员支支吾吾，不敢直言以对。母亲又问，她的问题有没有结论，他们还是闪烁其辞，只说“到一定时候”会向她宣布的。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三办专案组已经作出“结论”，把李立三、李莎都定为“苏修特务”，并且把被迫害致死的父亲“清除出党”。这种言无实据的所谓“结论”，根本无法拿出来和本人见面，居然成为专案组的“秘密”！
母亲在运城虽然有了一定的行动自由，但仍受到秘密监视，且明文规定不许离开本地回北京。她的身体恢复后，要求参加一些工作，但遭到拒绝，说是让她“安心养老”。在这种没有结论、没有合法身份、命运未卜的处境下，哪能安心呢？1976年春节，我到运城探亲，在妈妈的逼问之下，把爸爸去世的消息终于告诉了她。她眼直直地盯着我，表情十分痛苦，但仍不肯落泪，抑制住哽咽，慢慢地对我说：“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把脸扭过去，久久不做声。
当时“四人帮”还在继续横行，不断掀起新的恶浪。母亲从不惧怕，她把悲痛埋在心底，坚定不移地面向未来，经常对我们说：“相信形势早晚会变化的，事情也总会搞清楚的。你们就在北京好好工作吧，我们一定能团聚，不可能让我一辈子流放在运城。”我每次去看望她时，她这种乐观、坚毅的精神总要给我以感召和鼓舞。
【我为父母的平反昭雪奔走呼号】
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预示了中国大地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期望着、憧憬着……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在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首先到胡耀邦的老友、又是父亲的熟人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告诉我，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那里的气氛焕然一新，被人们誉为“解放区”，中组部的工作重点目前就是重新审理“文革”中的案件。他建议我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我来到西单中组部大楼门前。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前不久，这里还是康生一伙盘踞之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在传达室报了自己的姓名，并鼓起勇气说出：“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我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我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我父亲的名字了。传达室人员听到后，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让我进门去某某室。我一推开门，一个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人马上站起来，把我迎进屋里，别人都称她为尹大姐。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立三同志的女儿呀！欢迎你！这里都是自己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呀！”这几句热忱的话顿时激起我心中的情感波澜，我抛弃一切顾虑，详细叙述了我们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尹阿姨热情安慰我，向我介绍耀邦同志在中组部的工作及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坚决态度，让我相信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最后，她留下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表示一旦有了消息，就马上告诉我。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终于接到中组部的电话，尹阿姨的声音仍是那样慈祥，但其中增加了几分深沉。她告诉我，这一段时间，中组部做了很大努力，想把李立三、李莎的案件从“三办”手里接过来，重新审理，但是“三办”坚持不肯放，中组部目前还不好下手。尹阿姨怕我太伤心，最后鼓励我说：“眼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你要耐心等待。”是的，我明白，平息“文革”煽起的邪风、扭转国家的航向，不�